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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风凋碧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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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当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
本朝杰出的人物之一欧阳修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指出：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无道未必不服，盖自因其盛衰而已。这个论断出自于他的名著《五代史记》，意思是说：中国之制夷狄，并不系于我们自身之强弱，而缘于其势力之盛衰。其实，道理对双方都是一样，即以目前而论，金军的退却就不是因为宋军抵御成功的结果，而是因为它的内部已渐渐产生问题。宗弼停止追击高宗不用说是个绝大的失误，但也是不得已使然。
直接的因素是江浙一带水网密布、丘陵起伏，极不利于骑兵的作战。宗弼的电闪雷击虽能摧枯拉朽长驱直入，但一旦进入两浙腹地后，便显得十分滞重。时间拖得越久，对金兵就越为不利，既然不能达到俘获宋帝的目标，只有迅速抽身。宗弼还算是明智的，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时间，南方的湿热天气必然还会使金军北方士兵水土不服，从而大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战线过长。即使不论金国后方那些尚未完全降服的若许藩国以及两河宋地，新近占领的黄河至长江一大片区域就已经成为金廷的沉重负担。兵力的分散，使金兵往往孤军深入而无所依靠，因此从根子上决定了它的激烈攻势绝不会持久。实际上，真正的女直士兵只占整个金军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受其驱役而战的两河之民、降叛之卒以及藩国小邦如契丹、渤海之兵。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骤起的女直帝国确实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为此，金人很早就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立张邦昌“大楚”虽不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并不妨碍他们如法炮制，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立宋朝降将刘豫为“大齐”国主，建都大名府（后迁入汴梁），以此作为统御中原疆土并进而威胁南渡宋廷的工具。这是征伐异邦的常法，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失策。
可是，客观上带来的效果却让金人感到悲哀。刘豫没有能完成摧毁宋廷的任务，相反却使退守长江以南的宋王朝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稳定。尽管“大齐”在金人的威胁利诱下，自建立伊始便对宋廷展开了进攻，但始终没能取得明显的收益。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和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刘豫甚至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入侵，其中第一次进攻还有金人的援兵作为依托，可最终仍大败于宋军。刘豫的无奈在于他的傀儡性质的政权既不能博取民众的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因此每次进军都极不顺利。尽管在局部间或也有点收获，但最终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十一月，刘豫的伪政权被失望的金人所废。
与刘豫近八年的对峙使帝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高宗在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兵员不足万人，此后会集各路勤王之军，也还只有七八万人。在扬州时，军力号称强大，可大部分是地方部队，经过金军的两度攻击，最后也所剩无几。然而渡江以后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宋军一下陡增至二十万，这对于休养未几的南渡政府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说起来却很简单，其中的奥妙是：南渡朝廷继续实行了恩威并重的招安政策，并且做得相当成功。
世遭丧乱往往盗贼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来就祸起萧墙，频繁发生民众揭竿而起的事情，国家的败亡加剧了这一现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计，南渡前后的盗贼土寇乃至溃兵，至少在一百万左右，其流窜劫掠的危害，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敌当前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使一致对外共御敌寇成为普遍的道义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泽、李纲甚至马扩就早已有过成功的尝试，屡逢打击、穷蹙无奈的帝国天子和政府采取了安抚包容的策略后，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几大将领都参与了收剿行动，并通过收编壮大了自己的部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刘光世部各有四万人，张俊部三万人，岳飞部有二万三千人，王部有一万三千人，另外御前军的数目也有三万余人，其中不少都来自于盗寇、流民。叛军、溃卒经过整编后，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对刘豫的军事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军事上的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武将同样采取优厚的待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许其割据，各自为法，发展自身的实力，甚至默许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这与太祖以来的原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但国家目前正当用兵之时，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就连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担心，眼下也还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带来财政问题，绍兴二年的每月军费在二百五十万缗左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之中。南渡以后的局面是强敌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腾出手来发展民生而渐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时完全以重税重赋来解决财政困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天子惟一可能的选择。战时经济的成败取决于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帝国也许要感谢穷追不舍的金军，正是敌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后落脚到帝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否则的话，要恢复国防不仅不可想像，就是支撑政府的日常开销都是个问题。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
挽大厦于将倾绝非易事。帝国从东京败覆后一泻千里，业已丧失了原有国土的大半，在敌骑狼奔虎突的冲击下，百年基业早已摧毁殆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虎口余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着名义上的完整，以延续赵氏国脉作为逃跑的遁词。即使金兵因内部的困窘而暂时收敛了锋芒，但在土崩瓦解几乎不能自保的情况下，重整山河——哪怕是东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高宗天子并没有进行任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贯想法外，在主观上也缺乏挽回颓势的强烈动机。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复的工作，出发点不过是让帝国这架疲敝的战车能够载动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时正式宣布尊崇元祐，把败亡的责任推卸到蔡京甚至主安石的身上，也不过是为父兄的过错和自己的退避望和寻找借口罢了，这种做法符合天子的一贯作风。南渡后的帝国之所以能得到四方臣民的拥戴，并使天下之心渐渐来归，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追究起来还是本朝百多年来的培育养成之功。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8节 委曲求全
中国伦理的核心在于“忠”、“义”二字，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本朝崇尚文治、讲究仁德的一贯努力，终于在最严峻的关头带来了收益，这就是志士们没有忘记维护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崇高义务，怀报效之志而云集阙下，他们把高宗的登基看作是一场“中兴”，并对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无疑，这才是帝国赖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基础。高宗作为临危受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成功在于以安抚的手法和优容的接纳政策使士大夫们大大舒缓了一直紧绷着的惊慌心态，能够从惊悸中定下神来聚集在天子的周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兼收并蓄的效果。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五月，尚在流亡中的帝国政府就已经开科取士；渡江以后更注重绥怀之方，强调以柔道御天下。比如对待滞留北方或不幸被俘而出任伪职的人，朝廷不仅不予责难，相反还善待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以此召唤他们回头反正。所有这些都是使天子的号召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原因所在。一切夷狄之辈都往往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潜能，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力量是任何刀剑都无法斩尽杀绝的。
绍兴初年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与建炎时期一脉相承，都在为应付外寇而疲于奔命，但客观上却无疑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高宗的退守自保路线终于成为惟一可行的方针。从物质条件上说，二十余万的兵力虽已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敌虏相较，根本不成比例；财政则更为糟糕，应付军队和日渐增多的各级官吏都已经捉襟见肘，更谈不上保障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原则而论，最好的反击机会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丢失，事到如今，除了卧薪尝胆徐图恢复之外，哪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委曲求全是肯定的，但如何去达到最后的目标呢？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廷南迁后，金军一方面南下追击高宗，一方面加紧肃清淮河沿线的宋军残余，九月底，攻破江南东路的楚州。十月初二这一天，离楚州不远，位于淮水东头的涟水军驻地孙村，突然来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船上有五男二女，为首者自称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东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执，金人东进，强随以行。楚州失陷时，携妻王氏，仆婢两人及御史从官翁顺、高益恭及水手孙静，乘敌不备而逃出。
巡逻者大多是乡民出身，不晓其说，遂执缚秦桧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将官们也半信半疑。确实，两军对峙，全家安然脱归，哪有这么方便的事？事情蹊跷，未可遽定，便将秦桧一行送至主将寨中。
统制丁禩也不甚相信秦桧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于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几位将领陪同秦桧。秦桧见众怀疑沮、敌意甚重，无奈回到舟中住下。过了几天，丁禩经过一番斟酌后，还是派参议王安道、冯安义陪同，护送秦桧转赴天子行在。当时陆路已经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达越州——这个天子驻跸之地此时已升格为“绍兴府”。
秦桧再一次向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靖康元年东京沦陷，因不愿拥立张邦昌，为金人拘执北去，至于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砚童、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顺数人。金人提兵南来，命秦桧以随军转运一职偕行。因与妻王氏密谋，故用反语，激敌酋完颜昌同意家属随行。楚城陷，乘金人争趋入城、纷纷不定之时，密约舟人孙静俟于淮岸，自己以催发钱粮为名，与妻王氏等数人于当夜乘舟而去。行六十余里，宿于丁家寨南，次日，为涟水军统制丁禩逻者所得。入寨后，诸将颇不信，复有一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囊橐，幸为桧当面折之，事寝不发。
但朝中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
确实，事情的疑点甚多。当初与秦桧同时被拘者还有何、孙傅、司马朴，他们三人下落不明，惟独秦桧得脱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遥，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将近有二千五百里，敌人一路之上岂无防禁，而容你秦桧轻易逃脱？此可疑者二；金人若无放归之意，则必然于命其随军之同时质其家属，绝无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桧自称随军至楚后，定脱归之计于顷食之间，借催粮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绝不应携带囊橐之物。则如何又有抵达涟水军后，军将因觊觎其行囊包裹而图谋不轨之事？！人们有理由认为，秦桧的南归确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这些猜测却被朝廷宰执们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桧的一边。特别是范宗伊，此人不仅一贯主和，而且曾经一度出任过张邦昌的伪职，因而对秦桧的逃归便持有一种天然的肯定态度。两人授意秦桧先谒见诸宰执大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虑。初六，秦桧来到政事堂，在范、李两人证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桧的说法，并上报天子。
除了范、李两人的力保外，秦桧早年的名声也是使宰执们消除怀疑的一个原因。秦桧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进士及第，先补密州教授，后又中“词学兼茂科”，出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桧上书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贪得无厌且奸诈无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让燕山一路，同时东京守御绝不能缓。因言论不符哲宗之意，疏入不报。那时的秦桧虽不比李纲等主战派，但至少是与朝廷上下惊慌失态的衮衮诸臣确有不同。后来的廷辩中，赞成割让三镇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对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即是其中之一。肃王入质金营，秦桧是随驾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师退兵后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荐入为殿中侍御史，寻迁左司谏，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来犯二帝被囚后，金人传意立异姓为帝，众臣皆失色无语，身为御史台之长的秦桧进状请存赵氏帝脉，因此而为金人要执。这段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对这一点，幸免于难的诸多南渡大臣心里是有数的。
然而一个人早年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日后的一切。单凭秦桧这点过去的忠诚，就对他陷入敌手后四五年的经历不加审查，显然也悖于事理。不过，这也是此刻政治环境的产物，国家新遭丧乱，百废待举，尤须以广大包容之心接纳故臣旧民，这是既定的国策。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事贵从权一切不问，更是天子内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僭逆事敌的张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况千辛万苦奔回故国的秦桧？！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此际弃家别土从敌占区内辗转南来的士绅庶民数量极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别。所以秦桧从海上来到行在的第三天、谒见宰执后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见。
毫无疑问，自从他决定从金地脱逃之时起，秦桧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天上午，秦桧是踌躇满志地走进天子行宫的，他为此酝酿已久，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打动人主之心。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秦桧对皇上道：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这就是说：南方归于南方，北方归于北方，双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仅金人的吞并两河能够承认，就连刘豫的僭伪也是可以默许的。
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对南北分裂的现实。秦桧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言论也证明，他虽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却独受金人青睐而受伪职随军，其中不会没有原因。变节者只有泾渭之分，没有程度之别。不能舍身求义，反而以事贵从权的理由自遁，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与那些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者如张邦昌、刘豫等并无明显的区别。秦桧的理论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将说话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时，正是理灭欲兴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张，都自有它的市场。
高宗已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务实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统犹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僭逆一时的割据的。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我们的天子自有他行事处世、统临四极的原则，所以他对秦桧的话便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秦桧立即着手他的计划，第二天就草就了给金酋完颜昌的国书，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览。高宗为此感慨万分，对宰相道：
“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这一赞叹确是发自内心。
这时，完颜昌已攻占楚州，既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桧入对的这天，完颜昌近二十万大军已向泰州附近的鼍潭湖水寨发动攻击，得手后又转攻泰州。转战长江沿岸的岳飞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金陵后，此时受命出任通泰镇抚使进驻泰州，但敌众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阴。这下，局势顿时又紧张起来，消息传到绍兴府，天子行在已经是一片惶恐。
高宗对秦桧的讲和之书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将“国书”的名义去掉，转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伺机转致金军。我们的天子尽管无可仗恃，但仍旧还是要面子的，扬州覆败后的那封辞意谦卑的信函，同样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而未预外闻。假如这种东西的内容泄露出去，朝野强大的舆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制力量，天子不愿看到如此事件的发生。
本来，范宗伊对秦桧的安排尚有些顾虑，但天子却十分爽快，立即就给了一个“试礼部尚书”的头衔。“礼部尚书”原是寄禄官，相当于一种薪俸的级别，元丰改制后，方实领本部事务；“试”是试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转正。任命下达，秦桧照例上了一道让表，说自己泛海而来，只是奏报两宫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赐，志愿已毕；况且新从敌中脱身，理应投闲，请求按原职致仕。但天子正属意有加，未予接受，四个月后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进而擢升秦桧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一职原本已罢，一年前朝廷简化政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原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遂又重新成为执政官。
秦桧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有些得意忘形。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罢相，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位无人，秦桧有点耐不住了。他逢人辄道：
“我有两条计策，可以耸动天下。”
听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桧回答：“方今朝廷无相，说出来也无法施行。”
这话传到天子耳里，高宗不由得不动心。此时，刘豫的伪齐已经僭立，张浚在西北战场上的主动出击也遭致失败，陕西地区的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已尽为金人所占。形势已愈趋严重，满怀疑惧的天子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让他安枕无忧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布任命，以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登相位。秦桧从逃归到入相，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9节 翻云覆雨
然而秦桧入相近一年，也并未看见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秦桧大约也知道他的两条所谓的奇策其实是老调重弹而已，所以尽管早已成竹在胸，并且也将此付诸文字贻观有关大臣，但却不急于付诸实施。他现在最关心的仍然是权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排挤掉与己不合的吕颐浩。颐浩字元直，元祐进士，是一位老资格的大臣，自高宗于应天府即位后就一直随驾在侧，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变中立有大功，入为右相，次年罢。此次与秦桧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枢。颐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抗战路线，主张先平内寇，再御外侮，并进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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