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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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欺世盗名”，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平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从高的标准上说，帝国第十一位天子御临天下的时代其实是庸碌和无为的，孝宗皇帝最后一个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自己将禅位太子。他对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说，准备在旬日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并密赐当年高宗禅位的手诏给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进呈诏草。孝宗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说年来稍觉倦勤，所以想退就休养，同时也可终毕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于两年前返归道山。　　　　
　　　　这在帝王原则上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人主受命于天治御万民，本就应当治道忧勤、宵衣旰食，绝不能以日理万机劳心蚀骨而遽让神器。何况天子不过五十三岁，春秋方盛，圣体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养！至于上皇驾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闭目之道以尽三年之丧，则更悖于古来的圣训。尽孝之大者在于尽道，欲报高宗之恩，犹应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毁过礼岂足以慰先人于溟漠？孝宗虽是个淳厚的人，但并非不明事理，他所谓宅忧谅荫以尽丧纪的理由明显是一种饰词。　　　　
　　　　这件事情确实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静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孝宗把绍兴禅让挂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动二府的宰执，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当年高宗的内禅，明显是出于时势压迫下胆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虽然国步未康、恢复无功，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平和熙乐的年代，我们的天子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效法先君。至于说他的禅位是因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过是后来臣子美好的愿望罢了，祖宗之仇家国之痛又岂是退处闲适所能销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战速决，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从透露风声到最后禅位确实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如果没有难言之隐，又何必惧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内禅时正当盛年，这个事实使得入继的嗣君只有二十六岁，照本朝诸帝大都御极长久并能享高寿的先例推论，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样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问题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转眼就是二十八年，这叫有心大宝的储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赵惇排行第三，已经四十三岁了，入为储贰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难测，以他这个年龄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长兄庄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没有父王至淳的修养，因而心怀怨望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问题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将官之家，既缺乏礼义簪缨之家应有的教育，更没有金枝玉叶所具备的涵养，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狭刻，尽管孝宗一度有废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响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过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说服皇上能效法祖翁而早日内禅。爱子心切的成穆皇后当然也委婉地劝过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对皇后道：　　　　
　　　　“孩儿尚小，缺乏经历，故不能与之。”　　　　
　　　　当皇后无奈地回复太子时，太子推起头巾，露出前额：　　　　
　　　　“儿臣毛发已白，尚以为童，岂非翁翁之罪！”他也许不好指责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祖父高宗的头上。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8节　金戈铁马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这一情况时，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从没有良好的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既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也有强烈的共识。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的独裁，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支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所忽视的经济成份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惟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尤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尚且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抱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1节　湛湛长空黑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场变故既为宗庙社稷带来了一位新天子，也给我们的帝国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韩侂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位韩侂胄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进程。　　　　
　　　　韩侂胄为内禅得以顺利实现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当时情形的尴尬程度，在本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孝宗死后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请天子就丧成服，竟被光宗诏以疾病未愈而推却。国遭大丧，皇帝不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件，朝廷宰执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左司郎徐谊及另一位老资格的大臣吴琚的建议下，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转趋寿圣皇太后，想请这位两朝太后垂帘主丧，但也被皇太后拒绝。两人一再恳求，寿圣太后也只答应暂代祭奠之礼。显然，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果断提出以早正储位、太子监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帝国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赞同此议，当天就率宰执进呈，但疏入不报。六天后再请，天子在奏疏上批复了“甚好”两个字，似乎已经同意了宰相的请求。翌日，留正与众臣将拟好的诏旨递进，请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学士院降诏。但这天晚上，光宗突然给宰相来了一道手札，上有八个字：　　　　
　　　　“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后大为惊惧。按照他原来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这样的话，即使无可奈何而行内禅，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现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禅位，这不能不使他大为紧张。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赵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还坚持循规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张顺水推舟：以太皇太后传旨，宣布禅位皇子嘉王。留正听罢十分无奈。　　　　
　　　　留正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储诏未下，遽提内禅，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越轨之举。事情顺利便罢，若以后一旦有所变故，宰相必然要负责任。留正显然不愿以一时的冲动而致使日后难处，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宫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持朝局，裁抑侥幸，起用名士，甚至还召回了留正。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奖揄有功，包括以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衔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一职。　　　　
　　　　侂胄面谒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样加赐节钺而成为一地节度。但汝愚却予以婉拒，对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以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应当推赏。”　　　　
　　　　侂胄极为失望。　　　　
　　　　侂胄是当年的忠献王韩琦的曾孙，父亲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荫入仕，并且又娶了寿圣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带有一个汝州防御使的武职，所以他十分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元勋子弟，侂胄当然还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对建功立业非常向往，对功迈远祖、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也许是读书较少的缘故，侂胄为人直率，冲动而不拘小节，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的礼训有一定的距离，与朝中那些进士出身的文臣们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实际上大家对此也都十分清楚。叶适就对汝愚说过：“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没有接受。本朝有一种鄙视近幸的传统，特别是对于担任知閤门一类官职的皇亲国戚，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当年陈亮对曾觌的态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习气，他与不少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身为外戚的韩侂胄，这也是他不同意擢奖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还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对侂胄的鄙视表现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侂胄后来与他们这些文臣们的对立。这是当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后，侂胄自恃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所在地发表意见，留正甚为不满，指使省吏转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来之地！”　　　　
　　　　这话近似于侮辱，侂胄当然无法忍受，于是他立即就到宁宗面前进言，以留正当初在内禅中的暧昧态度为由，使天子下诏罢免了留正。赵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回，现在侂胄不先预告就使天子出诏罢免首相，汝愚无法不感到气愤。他像留正一样把这种情绪付诸行动，当侂胄就此事来谒见时，汝愚辞而不见，使侂胄惭忿而返，终于和他彻底翻脸。事后，汝愚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于色也感到后悔，曾经一度想补救，但被侂胄拒绝。　　　　
　　　　朱熹在这个月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天子侍讲，这是新帝两位老师黄裳和彭龟年推荐的结果。他们两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学说，所以经常在天子面前提及这位名噪海内的儒臣。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处境不是太好，有点心灰意冷，此次受诏后曾上章辞谢，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来到临安，由此也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侂胄的优势在于接近天子。他不仅是当朝皇太后的亲属，又是宁宗皇后的堂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