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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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金章帝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危及到让你有可趁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惟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是胜利者，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4节　祸国殃民

　　　　九月初六，无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弃疾，发布诏命委任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弃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颓势。弃疾虽力主恢复，但他并不同意仓促开战，更不愿意与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挤在外。诏命到时，弃疾已经是重病在身，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辞，四天后即赍志而殁。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赵淳取代了九个月以来毫无作为的江淮制置使张岩；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诏，借罪己而鼓舞士气民心，但败局已定，临事更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边的党派集团是因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当敌人指名单要侂胄的人头而不问其他时，侂胄的末日就已经到了。　　　　
　　　　出身名门的礼部侍郎史弥远是京镗的心腹，与侂胄的关系相对远一些，也并不赞成侂胄的北伐。这个人工于心计，也颇有点干才，属于那种不甘趋人之后的类型。由他来成为侂胄的掘墓者并不是一个偶然。　　　　
　　　　大约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史弥远秘密上奏宁宗，以兵兴以来士民涂炭、公私大屈为由，请天子诛杀侂胄。当时宁宗听罢不语，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罢休的想法，同时多少也有点顾虑，毕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杨氏得知后，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杨氏先让皇子荣王赵去说服皇上，不果后又请出她的哥哥杨次山劝驾。杨次山明白宁宗的心意，因此对天子保证说，不妨选择可以信赖的大臣共同举事，这才使得宁宗的心思开始活动。次山见天子已经有意，马上返报皇后，杨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给史弥远，一份给左司郎官张镃，密嘱他们立即行动。不过，皇后这时并未确定一定要杀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许和宫中的支持，弥远已无后顾之忧。他挑选了两位大臣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一是钱象祖，一是李壁，这两人都是侂胄的党徒，时下皆身为副相，特别是李壁，对金人的宣战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弥远先去说服钱象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与侂胄发生过抵触。果然，钱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倒戈者。由于事涉多人，难免有些风声走漏，外间已经开始有些传闻。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对李壁道：　　　　
　　　　“听说有人要生变，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为事情泄露，吓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上来了。　　　　
　　　　“……恐怕，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弥远听李壁说知此事后也十分惊恐，两人立即找到张镃，张镃道：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以绝后患。”　　　　
　　　　史、李颔首同意，弥远拍案对张镃道：“君不愧为将门之后，吾计已决！”张镃是南渡初期大将张俊之后，正如弥远所说，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风。当年若没有张俊，秦桧也未见得就能杀掉岳飞。　　　　
　　　　李壁担心事情从缓会有所泄漏，主张就在翌日进行。三人最终订下了计划，由李壁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伺机擒杀。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样怀着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桥时，夏震率手下人拦住轿舆，厉声道：　　　　
　　　　“有旨，太师罢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话音未尽，夏震等即抢上前，将侂胄轿乘向宫外拥去，走到玉津园夹墙中，不容侂胄分辩，一阵铁鞭乱棒将他毙命。　　　　
　　　　当史、钱两人向宁宗报告侂胄已诛后，天子还不敢相信，当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我们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凉气。在宁宗看来，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史弥远，与那位霸道十足的韩侂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初五，陈自强罢相，贬永州居住；初六，苏师旦贬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杀。几天后，邓友龙、郭倪、郭僎、张岩亦相继被贬。反戈一击的李壁因为主战的缘故也未能脱离干系，被贬抚州安置。　　　　
　　　　第二年，帝国改元“嘉定”。　　　　
　　　　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弊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又发生失误，在错误的时间里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他只是个失败者，但绝不应是一个罪恶者。然而我们帝国的新贵们，却在敌夷之辈的凭空要挟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级拱手相送。　　　　
　　　　靖康时李纲力主抵抗而深为金人所恶，朝廷也只不过是将他罢官免职。秦桧和议之心可谓坚矣，但也未至于把岳飞送给完颜宗弼。如今侂胄不仅毙命棒下，而且已盖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临安府斫棺取首，枭之两淮，此后又将侂胄、师旦之首付使送至金营，以交换淮、陕失地。可以说，韩、苏两人的头颅完全是附加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能拒绝金人增岁币三十万和一次性赔款三百万两的休战条件。　　　　
　　　　金人起初的索首之言当然不过是一种离间，与宋作战有年的金人非常清楚这一手段的效果，但他们也未必想到宋廷真的会送来侂胄的首级。年初议和时，金帅完颜匡就问过宋使王柟，对宋朝方面能否去掉韩侂胄表示怀疑。直到侂胄的死讯传来，完颜匡这才重提侂胄首级的事情，岂料王柟竟一口答应。在帝国朝会上就此事表决时，也只有一位大臣站出来说这事有伤国体，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吏部尚书楼钥的话说明了一切：　　　　
　　　　“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借！”　　　　
　　　　确实，当和议能够避免灾难时，天子可以下跪，土地可以割让，人民可以委弃，金帛可以资敌，则区区一个奸佞之辈的首级又值几何呢？！当政大臣史弥远之流完全有理由为秦桧被侂胄谥为“谬丑”而感到愤愤不平，早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由天子下诏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与赠谥。朝野公议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议论毕竟是议论，与金人的劲马硬弓相比，作用实在是太小了。重要的是金国如果能休兵罢战，帝国的政权就不至于发生危险，而统治者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证。侂胄既然愚蠢到连这一个浅显道理都不懂的程度，他也只能落下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五月初，王柟将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送至燕京。初九，金章宗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仪仗受之，百官上表称贺。接下来悬两人首级并画像于通衢大道，令百姓纵观，此后漆其二首，藏之军器库，成为永久的战利品。仪式完成后，金帝问其大臣右司郎中王维翰道：　　　　
　　　　“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　　　　
　　　　王维翰答得好：“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火后，千里萧条。其臣惩杀韩侂胄、苏师旦，无敢执其咎者，其势实不足忧。惟有北方当劳圣虑。”　　　　
　　　　真是一语中的。　　　　
　　　　金人的胜利本身就很勉强，衰弊的国势更不容许它继续支撑战局。早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重要统帅布萨揆就已经死于军中，九月，左丞相兼元帅崇浩亦相继而殁。宿将凋零，金廷举朝惴惴，生怕宋人乘势反悔。和议能够达成，金人实在也是长吁了一口大气。而北方的情形更趋严重，新兴民族蒙古已在朔漠草原中崛起，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十二月，铁木真称帝于斡离河，号曰“成吉思汗”，翦灭诸部，攻入灵州，势力渐盛，不能不给金廷以巨大的震慑。后来的事情证明，假如韩侂胄能迟至两年或三年后再发动北伐，结局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与侂胄在很多方面颇有一致的宁宗天子为这场北伐最后下结论道：　　　　
　　　　“恢复岂非美事，只不过没能量力而行罢了。”　　　　
　　　　世事无情，即使痛心疾首后悔不迭也不能使它重新轮回。侂胄轻率的开战导致失利，实际上就已经使朝廷永远失去了恢复祖业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当韩侂胄被枭首委敌后，所有的正义感和原则力量已经被彻底践踏。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与理念的丧失。我们的帝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史弥远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正月知枢密院事，任命下达的那一天，朝中惟一反对过将侂胄枭首授敌的大臣——权兵部尚书倪思入对，建议天子注意收归权柄。倪思暗示，侂胄虽诛，但枢臣犹兼宫宾，不时被宣召入宫，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谓枢臣，指的就是史弥远。刚刚被召回朝中的吏部侍郎娄机也向天子指出：如果权臣私意横生，必将败国殄民。娄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明白他的话并不单单是针对韩侂胄而发，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到史弥远在这年的六月入兼副相。不幸的反而是倪思，因为指责弥远的缘故在八月份离朝出知镇江府。　　　　
　　　　十月份。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调整告一段落，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娄机参知政事。一个月后，史弥远因丁母忧去职归治丧事，但第二年五月就起复为相。这是因为太子——也就是与皇后一起力主清除韩侂胄的皇子荣王赵，他在韩侂胄被杀后入为储副，初更名为“帱”，后更名为“询”——一力建议的结果，他专门为此请示天子，请求赐第弥远，让弥远在临安宅第中持服，以便时时咨访。太子现年十七岁，正是应向宰辅大臣们学习的年纪。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韩侂胄的一批老部下秘密联结，准备埋伏在钱塘江边的浙江亭附近，俟弥远起复回朝百官迎谒之时，举火为号，尽诛弥远以及宰执大员，然后突入大内挟下诏书。不幸的是这个政变计划被人告发，为首者罗日愿凌迟于市。弥远又专门上书宁宗解释此事道：“陛下昨诛元恶，臣获密赞，故其余党切齿。”天子尽管优诏抚慰，但弥远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他不可能不为侂胄余党可能的报复而感到担心，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弥远开始为加强自己地位而做进一步的努力。娄机在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后，曾在诛韩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张镃被除名置象州羁管。张镃的罢职来自于弥远的弹劾，罪名是“扇摇国本”，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证据。从此时开始，弥远的权威不用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弥远的优势同样是与宫中的联系。他出入宫禁旁若无人，早已使外议哗然，当年倪思上书还很含蓄，而朝野闲话则明确说他表里杨后，可与历史上的武三思相比。传说当然未必如实，但弥远颇有倚仗杨后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弥远和东宫太子的关系更不是个秘密，与诸亲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韩侂胄那样是个外戚，因此在这方面尤须花费相当的功夫。弥远显然比韩侂胄要聪明许多，否则以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建立强劲的势力是不可想像的。　　　　
　　　　近五六年内帝国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除了境内间或有些流寇作乱外，外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警报。金人一心对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议十分严谨，使天子和帝国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两淮一带虽然尚欠生聚，但对朝廷来说，只要四境安宁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有忧患之士，比如江陵镇守赵方从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