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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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惟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帝国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帝国的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另外，从战略上考虑，用兵的谬误也显而易见，正如淮西总领吴潜所说：兴兵收复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实难”，若得而不能守，谋据河关岂非空谈？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这是他当初亲政时就已经牢牢树立的信念。当然，和是不足恃，这也同样是帝国血泪历史的经验总结，但这却不意味着一味冒进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取胜之道有多种，吴潜同时为郑清之所指出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天子有意进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此次战役基本上就是以宋军完全的失败而暂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开始南进后，整个帝国便立即转成守势。　　　　
　　　　于是，四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搏斗是无法避免的，理宗的独断只不过是过早开始了这场战事的进程而已。但是，这一决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天子和帝国宰臣们尚不能认真把握形势，接受谏论而勇于修正，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已经趋于何种程度。天下的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龙庭和都堂之上已经浮云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预言道；天下之势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实在也就无可救药。尽管我们这个迟暮的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五十载，但这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无比精确的论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迢迢银汉谁度？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7节　迢迢银汉谁度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后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于福建安抚使任上。朝廷方面，郑清之、乔行简并相，郑性之知枢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并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四路军事，置司于中部的鄂州，成为帝国全线的最高统帅。　　　　
　　　　史嵩之与其从父史弥远一样，好于权术而乏于实才，尽管当年曾率军与蒙古军合破蔡州，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担当帝国最高统帅的素质。此人之所以能出长要职，同样来自于天子的赏识。端平议战时，嵩之曾反对郑清之出兵，师溃之后，理宗在反对派中独独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职。嵩之赴任之后未改初衷，立主和议，在军事措置上也并无建树。这年九月，蒙军以和议要挟不果，以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守将杜杲击败，但嵩之作为最高节帅也得到了天子奖渝。此后，杰出大将孟珙转战收复襄阳，克复夔州，取得开战以来的重大胜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劳，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两年后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临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间独相近四年。　　　　
　　　　嵩之为相期间并无实绩，然而自恃边功，骄狂日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亲病故，本应卸职丁忧，然而嵩之贪恋权位，竟援引战时特例自我起复。一百四十四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从而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本朝注重教育，国家地方学校林立，学生亦有忠谠直言、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眼睛里容不得半点虚伪，因此对嵩之的刻意之奸愤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给了他们宣泄对权相不满的机会，于是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不少朝官也参与进来。虽有天子一力袒护，但无奈压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职归丧。　　　　
　　　　淳祜年间的几次风波明显表现出朝野士人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情绪。史嵩之事件后，一批元老与名望之士相继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钟、杜范，参知政事李性传以及时号“端平六君子”的国子祭酒徐元杰、侍御史刘汉弼等人都深孚众望。如果对政治革新的期望过于迫切，人们对事情本身意义的注重就会取代对实际效果的判断，因此朝廷新政者发布一系列措施后，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　　　　
　　　　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祜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仅八十天；两个月后，徐元杰在一天夜里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学、京学、武学三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对徐元杰的暴死表示怀疑，请求朝廷查验真相。但临安府立案后尚无结论，刘汉弼竟又得肿疾死去，人们进一步怀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刹时之间，临安物论沸腾，都堂会食无敢下箸者。紧接着，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为第四位暴死者，这下舆论矛头开始指向史嵩之，因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书谏责嵩之，并曾吁请天子尽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辙戮力王事。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为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服丧期满后最终未能被起复。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清之再相。清之以拥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弥远之后委以极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誉，但此际入相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衰齿暮，根本无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参与临安学潮的布衣之士郑起登门怒骂清之道：　　　　
　　　　“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这是借他轻率北进之败指责他不知羞耻。　　　　
　　　　清之气极，执郑起下狱，其母、妹及子郑思肖也被牵连，一时舆论大哗。临安尹也觉得事情过分，只拘禁了郑起一夜就将他放走。但清之犹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郑起，务求泄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清之号“安晚”，时人做诗讥之道：“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嘻笑怒骂可谓鞭辟入里。清之为相数年，政事多出于其侄孙，乏善可陈，自非奇怪。　　　　
　　　　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到十年（公元1250年），赵癸出长军事，以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吴潜、陈恚�、史宅之、谢方叔、别之杰等人先后入居执政。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新贵当政的局面，颇符合理宗独操国柄的初衷。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十一月，理宗下诏训诫道，今后士庶上书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黄，一律严加追究。这道禁令虽说是天子加强权威一贯做法的延续，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野上下门庭崖岸，党派分歧的现状。　　　　
　　　　淳祐年间由于两位杰出将领孟珙、余玠的努力，帝国得以与蒙古大军相互对峙在长江沿线。特别是两人先后经营四川——这个古往今来历代王朝最后和最坚固的堡垒——十分成功，不仅击退来犯之敌，犹能整军抚民、治城聚粮，最终使巴蜀之地成为帝国的一个主要依靠。可惜的是孟珙囿于困窘现实而无法伸志，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悒郁病故，使危难的帝国又损失了一位肱股之才。耐人寻味的是，蒙古军始终都把入蜀放在重要的地位，从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开始，它在不放弃对四川一带施展压力的同时，竟绕道攻击南方的大理国，此后又入侵西南诸部，明显采取了一条南北夹击的策略。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底理宗再次改元“宝祐”。后来的近十年是理宗政治走向彻底腐败的最后完成阶段。当政二十五年后的理宗，已逐渐从早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开始真正懂得了身为人主的乐趣。当一个人终于找到他真正的归宿后，也就无须再用面具藏住他原有的本性。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也许天命的神威只是让我们的天子懂得生也有涯的悲哀而已。旧年除夕，理宗把一位临安城里的名妓唐安伦召入了宫中，在与这位歌色绝伦的可人缠绵尽欢中，迎来了宝祐时代。　　　　
　　　　有官员上书道：陛下坏三十年清修之操，都是左右宦官如董宋臣之流引诱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即使坚持原则也不得不采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以推过于人的手法来表示对天子的规劝和讽谏，可见我们的制度从根子上讲是为天子服务的。因此理宗不仅没有能避免权相重新出现的悲剧，而且竟容忍了近幸用事泛滥成灾，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制度和它造就的天子本身应该负全部的责任。　　　　
　　　　长有一副蓝色面皮的丁大全惟一可自恃的东西，就是与宫中的关系。其中渊源，也不过就是他娶的妻子曾经是某外戚家的婢女而已。然而仅仅如此，大全就能因缘取宠，博升高位，并得以交结了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就本朝历史来看，单凭这一点背景似乎不足以胆大妄为，但大全却能开一个先例。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谏后不到一年，就因私结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怀怨恨，上章劾奏，极尽诋毁之能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复章未下，他竟然调兵百余人冲入相府强执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宠在身，何来如此嚣张气焰。朝野并非没有人反对权臣当道、奸佞柄国的丑恶政治，但正如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旧例一样，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为就无道理可讲。　　　　
　　　　另一位人物贾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轻薄之徒，从小就胸无大志，日行游博，不事操行。但因为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似道由此跃龙门，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为户部侍郎后，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封疆大员，淳祜十年（公元1250年）领镇两淮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出身卑贱者若不能勤于克己，便不免堕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条就是凭借恩宠，及时行乐，因此从不检点行为。就连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终夜不熄的灯火楼船，除了似道绝不会是旁人。其实，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无行不过是天子荒逸的一个延伸而已，难怪天子对此从来都是愠而不责。风气的败坏是政治腐朽的最好注脚，君臣淫靡如此，国事复能何为。　　　　
　　　　丁大全罢于只有一年时间的“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贾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此后又将恪守忠直的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像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荐至，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脧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词，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1节　水天空阔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邓剡（公元？——1297年）　　　　
　　　　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牲畜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防护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