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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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与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荡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信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怀。这是颇令人沮丧的事情，假如成吉思汗能够亲自来到中原的话，蒙古帝国所能取得的光辉业绩或许还要更为巨大。　　　　
　　　　　　　　
　　　　成吉思汗西征后，把灭金的任务交给了太师木黎华，命他负责太行以南的军务。正是木黎华迈出了蒙古民族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他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屠杀抄掠的落后，从而采取占领求治的政策，他的军队纪律肃然，甚为占领区的吏民所欢迎，也为一大批汉人世族所拥护。这一切都为新一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灭掉金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帝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本开始了从游牧部族向文明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是所有南进民族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耶律楚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蒙古人一旦从北方来到中原，它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无法避免环境的熏陶，因此耶律楚材所采取的定税赋、立造式、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诉讼、别军民、设科举等等措施，无非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已。是病弱的宋王朝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契丹、女直以及最后的蒙古人越过长城来到了这个田园之邦，最终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客观地说，假如我们的帝国像汉、唐那般强大，大多数游牧之族必然还将保持着被发文身、饮血茹毛的状态。可见，融合是多么的重要和伟大。　　　　
　　　　窝阔台的早死带来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内乱。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四个儿子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封地，而窝阔台则被他指定为继承人。窝阔台死后，先是皇后摄政三年，此后长子贵由继位，不料两年后死于巡幸途中。此后，诸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拖雷一系向汗位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拖雷长子蒙哥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这次政局动荡持续了近十年，不仅使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遭到了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蒙古向南方的进攻步伐。蒙哥即位后重新开始了对宋廷的进攻，他本人亲率大军侵入四川，派其弟忽必烈从中路攻击。不幸的是蒙古军队尚没能适应在崎岖山区的作战，屡受顿挫，蒙哥也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合州城下。此时忽必烈已到达长江北岸，他本来无意半道而辍，因此仍然渡江围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属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朝争夺汗位，并于月底匆匆北返。由于这个意外原因，我们的大宋帝国才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2节　生死决战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最高政事会议上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举成为新的蒙古大汗，时年四十四岁。在一定意义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国能力的领袖，他早年受命经略中原，此后又转战西南灭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国大理国，文治武功，高标一时。他的即位，标志着蒙古帝国自北向南战略转移的最后完成。此后的数年中，忽必烈平定内乱，加强集权，同时在燕京营造国都，建立年号，推行汉制，承认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亲影响很深。这位贵族出身的王后与他的丈夫拖雷一样，在国家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后她被封在了原属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学养士之政享誉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与汉人士子的接触，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幕僚集团。蒙古人也称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为“潜邸”，这是取“潜龙在渊”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后，他的这个智囊团被人称之为“潜邸旧臣”。这个集团的出现最初是来自于一位僧人的建议，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劝说忽必烈“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有志于天下的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提议。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汉地，在金莲川设立幕府，开始四方延揽人才，标志着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潜邸旧臣”的人数众多，高峰时期达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于才学和经世之术的汉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此后忽必烈能够成功地治理汉地、夺取汗位，战胜蒙古保守势力而趋于汉地文明，这个集团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鼓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农桑，并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旧有做法。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同样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较之他的祖父伟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逊色。　　　　
　　　　从此，中国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回到临安来，我们帝国的气氛依旧萧索。理宗皇帝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驾崩升遐，时年六十一岁。皇太子赵禥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度宗”。第二年，改元“咸淳”，当朝首相仍然是贾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为鄂州解围的结果。从那时开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敌的威胁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虽然他本人远远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但有时也常常为帝国内部的恐惧心态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峻，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别，回到越州故里。同时密令手下诈报道：蒙古军队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个重要集镇。　　　　
　　　　果然朝廷大骇，天子百官手足无措。度宗与太后先后手诏谕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应付时局。似道当然暗暗窃喜，洋洋自得地回到临安。这是似道给度宗皇帝的一个下马威，他要让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天子知道，没有他这位辅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获得安稳的。显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月，贾似道被加衔太师，封魏国公，权威达到顶点。新帝每次朝会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称其名，至于朝廷百僚，则尊称为“周公”。这实在也是一件太过分的事情。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虚，上疏天子乞求卸职归养，顿时又让度宗龙颜大惊。天子命大臣与宫侍传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内来了四五批，至于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赐，更是走马不歇。度宗为了不让似道离朝，甚至命人卧于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对宰相如此圣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为人主如此谦卑无奈也是亘古罕见的。最后，特授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这就是明文确立了他的最高宰辅地位。此外，赐第于西湖葛岭，迎养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来，优哉游哉，轻松闲适。都堂则从来不去，凡有公事处理，则由吏员抱牍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于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朝廷的其他宰执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虚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同秦桧一样，善于将人性中的丑恶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朝间贿赂贪污、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风气大盛之时，当然也就是独裁者最安稳最放心的时刻。　　　　
　　　　自开庆元年忽必烈从鄂州退军后，蒙古帝国近九年之内没有进兵南下，这个新造之邦的版图太大了，当它把重心转移到中原时，无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内部，积聚新的力量。不过，从它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实力来看，自然是不会就此裹足不前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将刘整向忽必烈陈言道：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作为降将的刘整有这样的言论不足奇怪，因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难免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当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够一统天下。而忽必烈接受这样的理论就更为正常，他既然有意领受儒学的指导，也就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否则的话，他就把蒙古帝国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绝于他一贯向往的中国大地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　　　　
　　　　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如此全面进攻虽能给帝国防线造成极大的震慑，但敌军本身也存在着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陕固守要津，轻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长江天险，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势头，因此两路呼应，还能乘隙各个击破来犯之敌。淮东虽最不易守，但地域广阔、水网密布，敌军一旦进入到江、淮之间，兵势很难展开，十分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证明，金人的攻击方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初期蒙军以伐蜀为主，这明显出于包抄战略的考虑：以长江上游为目标实施重点打击，然后转而向中下游开进。当时蒙古大汗蒙哥的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自己亲率大军攻蜀，同时派忽必烈围攻鄂州进行牵制，使中路宋军不能轻易支援上游，以保证侧翼的胜利。这个战略比金人进了一步，但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带易守难攻，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举肃清，因此大军主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蒙军既然不能形成对长江防线的有效突破，即使当初内部不发生变故，也不可能实现从西往东扫清宋朝的初衷。　　　　
　　　　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沪州军州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没人反对这个策略，但忽必烈并未因此而改作它计，在后来近五年中，蒙古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没有放弃初衷，这显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坚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新兴的蒙古帝国无疑要优于当年的辽、金许多，后者都因为暂时的顿挫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图宋方略虎头蛇尾，并渐渐消于无形。　　　　
　　　　刘整提出建议约一个月后，忽必烈诏征诸路兵马，以阿朮、刘整为统帅率军向襄阳进发，拉开了南进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吕文焕出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　　　　
　　　　　　　　
　　　　蒙宋正面边境上的第一大镇襄阳位于汉水南滨，三面环水，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称“襄樊”。两城相倚而立，互为依托，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攻守要地。不过，蒙古在这里也有些基础。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时的事。当时的襄阳镇帅是吕文德，此人早年随赵癸抗击蒙古，累立战功，后来也曾参与了保卫四川及鄂州的战役。文德虽有些才勇，但判断力并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帅宿将被贾似道锄诛略尽的情况下成为宋廷的主要大将。刘整很清楚他的为人，向忽必烈建议说，可以用小利诱使他犯错。这一招确实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条玉带和一番花言巧语就骗取了吕文德的同意，在襄阳城外宋境内建立了一个榷场也就是贸易场所，此后筑土为墙，内建城堡，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过来，后悔也已经晚了。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3节　滋生奸恶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现在对宋作战，单靠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