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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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治压迫的帮凶。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特别是襄阳西面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的联系。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另遣两路兵马扫荡四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剌不花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阳的侧翼。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与否。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由于蒙军的重重包围，襄樊两城顽强抵抗的情况未能被外人了解，但其中的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久候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放弃主动进攻，在这一年中仍然发动了多次出击，但几乎全遭败绩，七月份的一次战斗一下就牺牲了二千余人。值得庆幸的是，襄阳府丰赡的储备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证了他们的抗战，否则襄、樊就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孤城一样，最后城未破，粮先绝，酿成屠马割尸、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剧。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4节　襄阳的失守

　　　　西路蒙军开始行动后，范文虎终于率领两淮水师近十万人的大军慢慢靠近了鹿门山，当时正是多雨的六月，汉水大涨溢出岸堤，对逆水的宋军十分不利。文虎本无谋略，更不能应变，被夹江而阵的阿朮水军一举击溃，十万之众丢船卸甲狼狈而逃，将不计其数的舟船甲仗白白资敌。　　　　
　　　　在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蒙古帝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空前的胜绩，主要原因就是襄阳尚没能攻破。但燕京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它的政治、经济已经渐渐地步入正轨，入居中原后近十年的努力也已使北方的民生状况大大改善，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这是取汉家经典《周易》所谓“大哉乾元”的意思，代表着一种“本源”和“博大”之意。此后又将首都燕京改名“大都”，当九游白旗飘扬在大都宫殿之上时，忽必烈就从一位马上帝国的大汗变成了一位立足大地坐北朝南的王朝天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不仅是本朝太祖的高见，也是所有有志于天下者的共同意识。在这一天，大元皇帝忽必烈凝眸之处，一定就是千里以外的襄阳。　　　　
　　　　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四月，襄、樊陷入重围已经接近五年。两城之中虽然不乏粮食，但盐、布等物资业已告罄，军民困顿之态亦愈趋严重。最主要的是，援军始终不至给了守军上下以极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如此情形，樊城主将张汉英决定再次向朝廷求救。五月，他招募了一位泅水高手，将蜡书藏在发髻里，头顶浮草，顺水漂下。　　　　
　　　　泅到汉水隘口时，元军守卒见水面上漂来一大堆积草，便钩之上岸以作柴薪，结果发现了藏在草下的报信者。元军由此获知了张汉英给朝廷的书信，立即在郢州、邓州方向重兵布防，使最后的一条进援之路亦被断绝。　　　　
　　　　李庭芝本已到达了郢州，由于力量有限，重点仍是放在了防守而不是进攻上。此时，庭芝也感到情况已日趋严重，绝不能再事延缓，于是立即采取了措施。他先是悄悄地将部队向襄阳附近移动，然后出重赏招募当地义勇。庭芝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支军队不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十分有限，为了弥补缺憾，只有利用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兵。庭芝一次就成功地招集了三千名骁悍善战的义卒，委任其中两位智勇双全的首领张贵、张善为都统，率领这支敢死队向襄阳突袭。　　　　
　　　　庭芝训道：“此去有死无生，非出于自愿者请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出乎意料的是，众人无不感奋，没有一人离开队伍。　　　　
　　　　在一个水急夜黑的晚上，这支突击队驾船出发，船中各置火炮、火枪、炽炭、巨斧、劲弓，首尾结阵，乘风而进，首先在磨洪滩与元军船队遭遇。义军击断铁絙，冲破围堵，与敌军转战二百余里，所向披靡，于黎明时顺利抵达襄阳。襄阳绝援已久，闻知援军大至，无不踊跃过望，一时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争先，将尾随的元军击退。在此次战役中，元军损失惨重，但义军方面也有相当死伤，张善身中四枪六剑，堕水阵亡。这是襄阳围困以来惟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但因缺乏后续攻击，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完成任务后，张贵犹想杀回郢州，吕文焕认为敌众我寡，此去凶多吉少，不如一起留在襄阳固守。但张贵自恃其勇，坚欲回师。于是，他先派两人泅水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救，约其军在龙尾洲接应，自己于九月初九告别文焕，乘夜东下。张贵此军依然英勇，一路断絙破围，奋勇向前，阿朮、刘整亲率水师邀击，亦不能挡。经过一番苦战，张贵船队终于在半夜时分渐渐接近了龙尾洲。　　　　
　　　　岂料范文虎的接应之军早在两天前就莫名其妙地撤走，而元军得到降卒密报，也已知道了张贵的计划，并在此地伏下重兵张网以待。张贵不知就里，见龙尾洲水面火光通明，以为是接应宋军，喜跃而进，结果被元军舰队迎个正着。张贵全军覆没，自己身被数十伤，力不能支，遂被擒获。张贵被俘以后，犹不失忠贞不屈的高尚节操，坚不肯降，数天后被杀。当阿朮将张贵的尸体送到襄阳城后，城内顿时一片痛哭之声。　　　　
　　　　从表面看，范文虎的逃跑直接导致了张贵的失利。但严格说来，李庭芝没有接踵其后乘胜进攻而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战机，却是襄阳之围未能缓解的主要原因。当然，也许庭芝确实有他的难处，然而张善、张贵能不惜生命以卵击石，庭芝又岂可以孤军深入为意？！贪生怕死的范文虎不能为国分忧是很自然的，这种人已不足与论。而庭芝之辈自许以身委国，竟也优柔寡断不能慷慨赴难，这就注定襄阳的失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元军最后能攻破襄阳也有几个战术上的因素，一是阿朮、刘整采取了分割击破的策略，先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断其联络，然后力攻樊城，终于在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攻破樊城。樊城一下，襄阳失去依靠，遂成瓮中之鳖。第二是元军采用了新型火炮，这种火炮来自西域，威力巨大，元军以此轰击城垣，炮起郛毁。拿下樊城后，元军又以此炮转轰襄阳，使城内城垣楼阁，摧折几尽。宋军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武器，士气大折，军心动摇，并已开始出现逾墙而降的现象。　　　　
　　　　吕文焕方寸已乱，每次巡城，总是恸哭而下。朝中贾似道接到急报，一方面假惺惺上表请行，另一方面讽使御史上章固留，依旧不以襄阳安危为意。城外宋军诸部，既无心赴援，也毫无办法可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走投无路的吕文焕在元军的招抚下，开门投降。　　　　
　　　　虽然襄阳的失守并不是文焕的罪过，而坚守孤城五年之久，望眼欲穿一兵未至，他内心的怨恨委屈也确实不难理解。但身为饱受国恩的重兵大将，以个人情怨而抛弃宗庙社稷，这就不能令人原谅。至少樊城就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城破之后，守军犹坚持巷战，将领如范天顺、牛富都自绝而亡，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豪迈证实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文焕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不至于入降以后就倒戈相向，自请为元军前锋去攻打郢州。也许文焕是为范文虎、李庭芝的见死不救而愤愤难平，但一个受过礼义教育的人应该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也正是这一点，才是是非标准最终极的试金石，古往今来的忠贤愚恶，都会在它的鉴别下泾渭分明。　　　　
　　　　襄阳的失守宛如一声惊雷，滚过死水一般的临安。　　　　
　　　　贾似道对度宗道：“臣屡请巡边，陛下不许。向使臣早出，事当绝不至此。”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是无赖之极，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极易摒弃道德因素的政治领域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翻云覆雨或是指鹿为马。同时，政治的目的和标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权力者各有各的意图和追求，正直之士向往真理，奸佞之徒属意私欲。既然世上的芸芸众生无法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政治就成为必需，而丑恶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帝国上下已经无心去探讨谁是谁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谬既不可恨，也不可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防务，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事，否则就是大军一到，灰飞烟灭。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潜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櫬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櫬”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