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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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皇上为求长生可以忍受，而他们再要忍下去连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宪宗终于得病，这天的朝会被取消。此后天子连续数日不视朝政，京师人情忧惧。直到二十五日这天，杀李师道而反正、被朝廷委以义成节度使的刘悟来朝，皇上在麟德殿接见了他，刘悟出宫后说皇上龙体并无大碍，才使得人心稍安。　　　　
　　　　但是，宫中的实际情形如何，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左神策中尉吐谷承璀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很清楚目前在宫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承璀与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皇上，可此际承璀却并没怎么去想皇上的病体或者宫中的不正常现象，他心中计议的是另外一件事。　　　　
　　　　承璀在宫中多年，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作为伴君的近侍，掌握天子是第一位的。而结纳天子，却必须从储位开始，这样的关系才牢不可破，正如他与宪宗一样，十几年的交情从太子时就成形了，没有谁能予以破坏。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承璀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立储旧事，想起了自己曾反对过当今太子，突然不寒而栗。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承璀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这天夜里，他秘密召见了手下的神策军将领，又在宫中会晤了与自己关系匪浅的不少宦官。谈话间，当承璀提到“澧王”两个字时，大家都明白了。　　　　
　　　　事情做得再缜密，还是没瞒过东宫。太子得到情报后大恐，赶紧派人去请教他的舅舅、司农卿郭剑。郭剑是个正统的人，他对来人说：“请告太子但守孝谨，勿想其他。”　　　　
　　　　这句大道理谁都会说，但关键是天子的宝座却并非保持德行就能够顺利坐到的。太子不急，宦官中与承璀对立而倒向太子的人也不能坐待。这一方的主要人物是王守澄和梁守谦。守澄时为内常侍，是皇上身边的人之一；守谦为右神策中尉，与承璀一样，掌握着左右神策军的一半军权，两人不满于承璀的得宠是十分自然的。　　　　
　　　　还未等两派有具体动作，大变已经突生。　　　　
　　　　内常侍陈弘志早已不能忍受皇上的暴怒，更害怕皇上稍有康复后再度发作，说不定下一个莫名其妙身首异处的就是他。弘志在恐惧的压力下已不能自持，二十七日，在中和殿将熟睡中的宪宗缢杀。可怜一代天子，就这样死在了家奴之手。　　　　
　　　　弘志做完，业已神志恍惚，他惟一还知道的是走出殿来，派小黄门去请王守澄。守澄起初不知何事，但当他与弘志一起走进殿内皇帝的寝室，一眼见到呼吸停止的皇上时，却出奇的冷静。他用手拍了拍不知所措的陈弘志，拉着他一起走出，对手下人道：　　　　
　　　　“速请中尉梁、马、刘、韦诸大人来此议事”守澄的话中不无悲戚：“圣上药发，遽而升仙了！”　　　　
　　　　这时，吐谷承璀还蒙在鼓里。　　　　
　　　　当天，王守澄与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及中尉副使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共迎太子入宫，即时立为皇帝。同时，两队神策军士紧急出动，直奔承璀与澧王李恽的府第。未过多久，二人解到，被就地处死。　　　　
　　　　新一代天子在闰正月初三于太极殿正式即位，后来的庙号为“穆宗”。即位之时，年二十六岁。　　　　
　　　　新帝对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清清楚楚，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对这位年轻的新君来说，做了皇帝就足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其他事烦心。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成为天子，是天命造就的万人之主，谁又能说三道四？！　　　　
　　　　但王守澄当然不会这样想。要知道已故的宪宗是一代英主，声威正如日中天，假如真相泄露，他王守澄有几个脑袋？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还好，朝野上下都知道宪宗服药已近沉迷，对皇上是因中毒而暴卒的说法并未表示怀疑。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英武威德的天子竟会被一个小小的内侍谋杀，国家正在中兴，人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猜测。王守澄封锁消息做得相当成功，或许也只有少量的宫人晓得一些蛛丝马迹，不过，一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这一切。　　　　
　　　　吐谷承璀和澧王被杀引起了一些议论，穆宗同时还把皇甫镈贬到了崖州。但前者多少算是天子的家事，臣子无得间辞；后者更不用说了，皇甫镈以掊克希上著称，时誉本就不好，发配之时，市井欢声不绝，谁还去问其他。　　　　
　　　　只是宪宗皇帝英年早逝，给大家震动不小。河北新平，后事尚多，惟一能够镇住大局的天子忽尔仙逝，怎么也让人忧虑不安。朝中派系的争讦日趋明显，四方夷狄又虎视眈眈，所有这些，都在“中兴”的喜悦上投下了一缕阴影。新帝穆宗在即位的当天，想请自己以前的两位师傅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出任宰相，薛、丁二人都感到在这种时候难以胜任，固辞不就。　　　　
　　　　五月二十六日，群臣上先皇帝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二十九日，葬于景陵。　　　　
　　　　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幸运的是宪宗保住了自己的威名，因为他刚死二年不到河北又叛，从此帝国竟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这位中兴之主竟死在被他称之为家奴的宦官手中，算起来，这还是本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罪恶只要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2）

　　　　二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的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3）

　　　　三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