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4）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人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仆，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得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人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本来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人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娇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合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人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人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于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5）

　　　　四　　　　
　　　　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亦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新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辰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钓，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