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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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8）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皇权与相权渐渐合二为一，而为宦官们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常常不分昼夜。而且不在宫中，他喜欢到神策军营中去玩，因为人多热闹。皇上的这一嗜好，长安城中没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动喜闹倒还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样也不能割舍酒色，于是视朝每晏，且月不过三，以后就更不正常，以至国事日废，而使王守澄之流独揽朝钧。　　　　
　　　　不是没有人进谏，李德裕尽管已远赴浙西，但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谏书，洋洋洒洒有数千言，讽劝皇上正服、罢献、宵衣、纳诲、辨邪、防微，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换来的也不过就是敬宗的一纸优诏而已。皇上并未因此而收敛。韦处厚、李程都上过奏，甚至刘栖楚、张权舆也都磕过头，作用却甚微。在这一点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责难逃，裴度等人也有责任，因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尽职，非其之咎而谁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还是感到不能尽畅，在这方面，皇上永远有新鲜的花样。他在后宫中发明了一种纸箭，其间密封了一种麝末香粉。每当妃嫔们群集时，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们射这种箭，被击中者刹那间浓香满体，宫中称之为“风流箭”。听到宫人们都说“风流箭，人人愿”，皇上更是兴高采烈。　　　　
　　　　敬宗不仅毬击得好，还好看人手搏，经常是令力士们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断头破是家常便饭。最后，皇上喜欢上了一种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间捕捉狐狸，而且是亲自动手！他把这个游戏称之为“打夜狐”。天子到了这一境地，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童了。　　　　
　　　　这个狂童不仅无比娇纵，又十分偏急而蛮不讲理，“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更使他极端无知。他驱使手下的奴才近乎于狂暴无常，力士、内侍偶有小过，轻受捶挞，重遭流配、籍没，情况一如其祖父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　　　　
　　　　总体来看，宦官中也有两派，一是高品阶层如两枢密、两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边的内侍们，这一派虽然无权无兵，但他们贴近皇上，正如当年的陈弘志，此辈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从皇帝下手。敬宗只是个小儿，比之当年的宪宗更是无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经常陪伴皇上击游猎的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神策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结成了同盟，开始了行动。他们再也不会像早先的陈弘志那样仓猝起事，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计划已近于滴水不漏。这一次轮到王守澄、梁守谦懵然无觉了。　　　　
　　　　初八这一天，敬宗夜猎还宫，意犹未尽，命人大摆宴席，与刘克明等二十八位侍从喝酒。此时，宫中守备松懈，刘克明的同盟者又全体在场，整个殿内外就只有皇上和他们这些人。机会难得，克明与诸人以目示意，决定即刻发动。　　　　
　　　　皇上高兴，酒已到了七八分了，丝毫也没发觉早已有人离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会，敬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往内室更衣。皇上刚刚走出，只见刘克明把酒盏突然一掷，四面人影摇动之间，霎时灯火全灭，整个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条身影“呼”地窜起，直奔内室，一声惨叫之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时辰之后，刘克明率几位内给事来到了不远处的翰林学士院，此时当值者是路隋。克明道：“皇上不预！请即入内草拟遗制。”　　　　
　　　　第二天正是单日常朝，百官们照旧没等到皇上，可等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子驾崩了！遗制宣布：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绛王李悟，本名寮，是宪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与百官在紫辰殿外廊庑中觐见绛王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反应过来。大臣们那种似诧似思的表情，仿佛就像梦游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惊愕不亚于那些朝官，不过，他一下子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马上就反应过来此刻他应该做些什么。　　　　
　　　　刘克明同样不敢怠慢，他已经开始采取第二个措施：立即撤换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夺取神策军！苏佐明等神策军将手里有一些人，但人数太少，起不了大用。对克明来说，这甚至比杀掉皇上更为急迫，得神策军者得宫闱，他何尝不清楚这点。但是，他还是乐观了，这种夺兵之举只能像他除掉天子一样秘密进行，绝不能明火执仗。一旦到了以明对明的地步，在对方开始反击之下，敌我之势悬殊，这兵权又哪是轻易夺得过来的？！刘克明等人的整个计划坏就坏在这里。　　　　
　　　　左右枢密王守澄、杨承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贵”在当天上午就成功地会合。他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号令禁军待命，然后经过密商，派人紧急奉迎江王。年轻的江王莫名其妙中就被带进了神策军营。　　　　
　　　　四个人此时都觉得平息这场政变已不是问题，惟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办。毕竟事出仓猝，局势是本朝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王守澄尽管经验丰富，但也是第一次面对伪君已立、师出无名的尴尬场面，他有号令中外的能力，但也有些顾虑。这时，在场的朝官只有韦处厚，因为他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得处境艰难的帝国在道义上还挽回了一点面子。　　　　
　　　　处厚道：“正名讨罪，有何避讳！应立即发布官变消息，剿灭叛贼，请江王入宫主事！”　　　　
　　　　“江王当如何践祚？”守澄又问。　　　　
　　　　韦处厚博通古今故实，他胸有成竹：“待到明晨，当以王教布告中外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新君即位。”　　　　
　　　　于是众人不复犹豫。中午开始，左右神策军、龙武军从东西两侧开进宫中，尽诛刘克明徒众，绛王也在混乱中丢掉了性命。　　　　
　　　　两天后，江王即位。这位合法的新帝是穆宗皇帝的第二子，敬宗皇帝的异母弟，时年十七岁。即位之时更名为“昂”，后来的庙号为“文宗”。　　　　
　　　　在靖难中最能看出是谁主沉浮。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家奴”已不是家奴，而是决定帝国命运的真正主宰。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1）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　　　　
　　　　文宗皇帝（公元809…840年）　　　　
　　　　一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幸的现实。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在那个夜里，神策军士未经通报便闯门而进，“两枢密、两中尉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他就已经踏在了大明宫的紫辰殿上，成为帝国的新一代天子。　　　　
　　　　那个夜里，他正在读书。江王虽然年轻，但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身在藩邸，心怀天下，这一切都来自于读书不辍。他喜欢的书很多，比如古代经典《礼记》、《春秋》、《周易》、《尚书》、《论语》和历史名著《史记》都是手不释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书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这给年轻而求知若渴的亲王带来不少烦恼。不过，有一部书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时的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这是一部歌颂太宗皇帝祖德以资训诫的书，尽管枯燥乏味至极，但江王依然爱读，更难得的是，他从这部书里得到了很多。旌牙拥护中，奔驰在夜长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绪还未从刚才的书本中走出来，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这位英明盖世的远祖如果处在他现在的地位，是否也会惊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样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烛光下那张阴沉的脸，当他与其他人伏地请命时，文宗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刹那之间，一种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却当头罩下，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又是黄昏，又是夕阳。江王走进大明宫时，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朦胧、微带醉意的缕缕金光。变乱后的东内，红墙飞檐，残柳败草，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滩滩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弥漫出一片凄冷肃杀之气。新天子在宦官们的簇拥下站在金殿上，望着夕阳给他投下的一个斜长的身影，却被许多杂乱的人影揉得支离破碎，忽然喃喃自语：　　　　
　　　　“丛兰欲茂，秋风败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觑。　　　　
　　　　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话，文宗没有点破其中的深意。阶前，神策、龙武禁军的兵士们肃立无语，兵刃上的血迹斑斑，尚未来得及拭去。文宗回头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们，恐惧，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像一束藤蔓，悄然从后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颈，钻进他的心里。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江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称“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终于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国垂二百年，从来就没有家奴血刃皇宫、操纵废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被亲眼证实，新帝心潮难平，思如泉涌。他想起了宪宗、穆宗以及死于非命的异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旧的传说，想起古书上的记载，恍如大梦初醒。与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祖宗有灵，让他人承皇统，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登上紫辰大殿的那一瞬间起，天子心里就油然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父祖报仇，要为兄洗耻，要使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无心去享受贵为人主的那种无上感觉，皇上只想着一件事：“从哪里开始？”　　　　
　　　　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除了韦处厚为相、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三项人事任命外，这一天的诏命还有许多内容：出宫女三千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退朝后，裴度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着百官们的贺表，皇上心想：“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欢呼声中，公元827年来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请求致仕，王守澄顺利地取而代之，成为右神策军中尉。他听说当今皇上去奢从简，颇有励精求治之心，倒也没有在意，但守澄对皇上与宰相的某些举措仍旧不以为然。新君践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充当辅弼之任。　　　　
　　　　此时宰相除韦处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窦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韦处厚之议，守澄即认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说，只是有点情绪：“朕已允诺，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岂有此理。宰臣们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么治国之道！”他对新帝说话从来无所顾忌：“陛下，事有不妥，当思更改，何顾虑之有？”　　　　
　　　　皇上不语。他知道现在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脚踹开的时候。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　　　　
　　　　“好了，贤卿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2）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蕡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惟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蕡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蕡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蕡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已就让人触目惊心。　　　　
　　　　宫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蕡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蕡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蕡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鬻官卖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