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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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第七章　崩溃崩溃（7）

　　　　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三大强藩地处畿辅，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可怜英明过于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功。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展开了一场空前对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败仁恭，乘势进攻河中、河东；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败仁恭，又取镇、景、莫、祁、定等州，成德、义武两镇均向全忠请和，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到他的手中。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发六路兵攻李克用，连下数州，直逼晋阳。克用大为窘迫，亲自登城指挥，数十天里，衣不解带，未遑饮食。五月，全忠因粮食补给发生问题，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这才解围而还。朱、李力量之比终于颠倒，形势又变。　　　　
　　　　灭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了。　　　　
　　　　看来昭宗的一切作为，实质上就是让真正的颠覆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无是处。尽管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许多，但也无法避免充当一个悲剧角色的命运。昭宗把帝国的国祚延续了几年，最终拖进了十世纪，可实际上当他在华州陷入韩建手中时，就已经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六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清除出京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事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月后，崔胤在全忠的声援下，在长安反正，杀掉了刘季述、王仲先、王齐范、薛齐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复位。崔胤一得志，就要报仇雪恨，他准备彻底摧毁宦官，并要在肉体上斩尽杀绝。这时，轮到宦官们悲哀了，惊惧之下，他们开始自救。新任左右军中尉的韩全诲、张彦弘一方面暗中交结李茂贞，一方面计划除掉崔胤。崔胤当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立即修书全忠称：天子有密诏，令你率兵迎驾。崔胤此举正中全忠的下怀，原来他就想赶在李茂贞的前面把天子抢到手，这下子机会来了。七月，全忠急急从太原前线返回大梁，准备发兵。同时，韩全诲亦罗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职的将领，也准备动手。　　　　
　　　　昭宗这时有点数了，八月初五，急招翰林学士韩偓。皇上道：“有人建议朕招崔胤、全诲入内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为如何？”　　　　
　　　　韩偓与崔胤自有不同，他开始就不赞成这种意气之举，曾对昭宗说过“宦官亦不可全无”的话。韩偓还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这样的在眼下已是凤毛麟角。　　　　
　　　　他对昭宗道：“全诲之辈跋扈，确是非解决不可。如此示弱，则更增其凶悖。不如尽快调走首恶之徒，余者许其自新，庶几能避免麻烦。”　　　　
　　　　韩偓的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实行不起来。昭宗发布的调令，没有一个遵守。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谁又敢主动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听到了全忠即将发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谋除宦官的努力，结果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且还是两只虎：一是东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贞，两虎相斗于君侧，岂是闹着玩的！昭宗无奈，又问计于韩偓，韩偓这时也是无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着他，无语而泣。　　　　
　　　　十月，全忠从大梁发兵。韩全诲得讯，先动一步，领神策军将昭宗挟至凤翔，依附李茂贞。全忠到长安后，随即西征，围住凤翔。茂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军虽牵制了部分宣武军力量，可作战屡屡不利，甚至还被全忠追到晋阳。若非天公作美，克用还要吃更大的败仗。茂贞一人独撑，也是屡战屡败，终于在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冬天向全忠妥协。天复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贞杀掉了韩全诲、张彦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还长安。全忠则解凤翔之围，拥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将已在京师退休、未随昭宗西赴凤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处死。天子还宫后，崔胤力请全诛宦官，于是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外任监军者分令各地藩镇诛杀。至此，本朝的“宦官时代”宣告结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七章　崩溃崩溃（8）

　　　　二月，天子进全忠爵为“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全忠留步骑兵万人宿卫长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职，自己班师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后，紧接着开始远交近攻，消灭异己。七月，大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长安尽诛崔胤之党，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十一日，弑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太子李祚为帝。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阳宫苑的九曲池缢杀昭宗诸子共九人，投尸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由“轩辕”、“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天有星变，是灾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相，宜诛杀以应之。”于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贬逐无虚日。六月，将裴枢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招到滑州白马县的白马驿中，一夜尽杀之。全忠部下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就是当年在宦官幽闭昭宗时劝全忠抓住机会的那个人早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心里恨透了这些读书之人。三十余位缙绅人士被杀后，他还不解意，对全忠道：　　　　
　　　　“此辈不是自称‘清流’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变成‘浊流’！”　　　　
　　　　全忠大笑：“就这样吧！”　　　　
　　　　当朝士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水中随波浮沉的时候，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也随之而被埋葬，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尽管李克用等势力还在顽强抵抗着朱全忠吞并天下的行动，但对帝国政权来说却已经是毫无意义。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全忠手中的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布“禅让”，全忠更名为“晃”，即皇帝位，建号“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唐朝正式灭亡，中国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大分裂时期。　　　　
　　　　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唐朝，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兴波澜。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暮气。　　　　
　　　　何时轮到它再度升起？　　　　
　　　　


后记后记

　　　　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作本书了。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诫。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诲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机。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　　　　
　　　　再版后记　　　　
　　　　此书撰成于十年前。其时正用功于两《唐书》及《通鉴》，又逢周（勋初）师主编《唐人轶事汇编》，有幸先睹其稿。出入子史，参证比照，如起唐人于地下而唔言于一室之内，颇得“事之或无、理之必有”之境，方悟温公不废稗官，良有以也。书成后毁誉参半，无所关心，惟限于学力而致错讹极夥，常以为憾。今有幸再版，遂订正一过，聊付好事者一粲。　　　　
　　　　　　　　　　　　　　　　　　　　　　　　　　　　　　　　　　　　　　　　　　　　　　　　　　　　　　　　　　　　　　　　　公元二〇〇四年七月作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