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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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郢一想，有宿旧元勋、检校司空杜佑出面最好，便立刻点头同意。　　　　
　　　　杜佑在府中会见了郑、高两人。杜佑也道：“此际情形确非一般，流言四起，人心不安，奏请圣上除服听政，尤为急务。此事就按两位阁老的意思办。至于圣上龙体……”杜佑沉默了一会，又说：“老夫自有主意，定给朝中诸位一个说法。”　　　　
　　　　二月初一，高郢、郑珣瑜、杜佑具署奏章递上。郑珣瑜看着宫侍们接过奏疏，传进帘帷后的顺宗，不知怎么，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不久，宫中传旨说皇上仍不同意。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内心隐隐的担忧早已就是事实：顺宗皇帝实际上是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了，他的风疾越来越甚，已经让他接近于崩溃。奏章传到禁中最终是传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无可回避，李忠言立即召来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览毕，对二人道：“中外睽隔，终不是计。请李中侍宣旨，皇帝陛下明日在紫辰门朝见百僚！”　　　　
　　　　二月三日，有资格参加两日一朝“正御朝参”的文武官员在紫辰殿门下按部就班，齐齐向阶上的天子行礼。顺宗戴着的“通天冠”压得极低，足足遮盖了大半个脸。　　　　
　　　　礼毕，只见杜佑出列，跪行数步，叩首而言：“闻陛下居哀过礼，群臣莫不担忧。伏请陛下让臣等一睹圣颜！”说罢，再拜而起。　　　　
　　　　郑珣瑜一听这话，心里不禁赞道：“姜还是老的辣！”班列群臣也都暗暗抬起了头。　　　　
　　　　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监们使了个眼色，便有两位把顺宗的冠冕略略举高了一些。皇上的面孔浑无血色，干涩憔悴，只有茫然的双眼微微透出一点光泽。众人远远望见，心里一酸，“陛下……”声音未毕，又都拜伏下去。杜佑奏道：“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令臣等不胜惶灼！伏望陛下为宗庙社稷着想，割哀强食，则臣等幸甚、天下万民幸甚！”　　　　
　　　　顺宗似乎听到了他的话，微微颔首。　　　　
　　　　“吾皇万岁！”　　　　
　　　　风波已经过去，新帝也应该颁布新政了。此时，叔文已从容地开始一步步的工作，并由王传意于李忠言，再由忠言传谕翰林学士们草定制诰，发布天下。这一过程没有其他人知道，当然也不能让他人知道。六天后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诏令韦执谊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当执谊来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谢恩时，叔文心里清楚，他的政治集团从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开始发布新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政治措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　　　　
　　　　李实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长官京兆尹。这个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节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军士杀掉，幸亏他逃得快才得以幸免。自任京兆尹后，为政猛暴，不顾法令，恃宠强愎，陷害贤臣，长安城中人人侧目，无不切齿痛恨。其中尤其让人愤怒的是两件事。　　　　
　　　　一是去年春天，关中半岁不雨，严重歉收。李实正汲汲于聚敛进奉，以邀德宗恩顾，对百姓所诉全不为意。当德宗问及京兆一带情况时，李实竟答曰：“今年虽旱，但庄稼甚好，并无荒岁之相。”这下好，弄得租税全不免，关中百姓叫苦连天。敢于上谏的监察御史韩愈被贬，优人成辅端只因编了几句歌谣，竟被李实诬以“诽谤国政”而被杀头。　　　　
　　　　二是今年年初，曾有明令蠲免畿内欠租，李实竟违诏征缴，连官吏都被他笞罚，一月不到竟在京兆府中杀了十几个人。　　　　
　　　　李实实在是民愤极大，叔文早就想除掉这个祸民之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罢贬他。这天诏书一发布，城中市里欢呼，百姓们都怀着石块在出京的路上等着他。李实知道后，再一次重演他当年的逃跑故伎：先跑到西内苑，从月营门一路往西狼狈而出。　　　　
　　　　这件事一完，紧接着在第二天，有诏授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并翰林学士，叔文开始独揽制诰大权。另外的几位前东宫师傅包括王伾、冯伉、归登亦皆升迁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见群臣，并发布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轰动。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诸般杂税；同时，尤其明文禁止“宫市”，罢除乱政扰民的“雕、鹘、鹞、鹰、狗”五坊。这无疑是叔文和当年的太子如今的顺宗计划已久的事，现在终于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极。诏令一出，长安城中是一片欢腾，人们一想到市坊中从此再也没有强夺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鸟雀之名肆行暴横的“五坊小儿”时，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政令是一项接着一项。第二天，有诏罢停盐铁诸使的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三，又追诏前几年遭贬的陆贽、郑余庆、韩皋、尹杭、阳城赴京。十几年了，先帝德宗对忤旨谴逐者，从来都是不复赦免的。这下子轮到朝廷百官们也忍不住为之欢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陆贽和阳城都未及闻诏就死在了贬所。　　　　
　　　　初四，长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门外山呼万岁：这一天又诏出后宫并教坊官妓六百人。他们的亲戚们在宫门接着，许多人激动地大叫。　　　　
　　　　几乎是一昼夜之间，朝廷衮衮诸公忽然觉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学士王叔文，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蹊跷，于是都在悄悄打听他的来历。没过几日就清楚了：这个王叔文来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诏，后来入值东宫，不知怎么竟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尽管有人说他是苻秦时名臣王猛之后，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仍不过是小人侥幸得进而已。　　　　
　　　　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质……。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每一个新的情形出现，反对的总是已经或曾经拥有过的人，而赞成者永远是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这就是保守和激进的分水岭。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京城逐渐热闹起来，无数品级较低、苦无门路的朝官，当然也包括不少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机会来了！　　　　
　　　　这几日，叔文一大早出勤或黄昏时从官署归邸，在坊中的路边便遇到了很多人拿着些诗文卷子投递上来。以诗文干仕是本朝的风气，对那些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更是必经之路，一旦得到哪位有名重臣或主试官的赏识，官运亨通就不在话下。叔文出身寒微，对下层士子总是寄予了同情和希望，他的为政方针之一便是不拘程式地起用新人。不过，叔文对这种过分钻营的作法却也很反感，他接过这些卷子，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　　　　
　　　　“大人有所不知，”在宅中手下人对他说：“这十几天来日日都有不少人候见大人，甚至宿在坊中不走，前曲中的饼肆、酒垆下几乎每夜都有人。听说一个人要一千文钱才能留在那里过夜呢！”　　　　
　　　　叔文心想。这等无行之人断不能用。　　　　
　　　　第二天，叔文碰到王伾，立即就说：“超取拔擢当择善而行，转托求进者岂能滥用？听说吏部秉承君意，日除数十人，有这事吗？”　　　　
　　　　王伾道：“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　　　　
　　　　叔文听罢无语。他知道要想继续有所作为，就必须培植力量，只要所用得人，可以不拘程式。想到此，便又强调说：“但异己者绝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　　　　
　　　　叔文的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因为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身份地位才走到这一步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其赖以结盟力行新政的基础，是绝不能破坏的。但是，此举无疑会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显然彻底绝望，在他们看来，叔文和他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窦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兄、弟皆登进士，独有他仍为布衣。无奈之余，只有另觅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这种风气下，很多聪明人仕进中或有波折，便隐居修行以退为进，以才学处士之名博取赏识。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故时人戏称之为“终南捷径”。窦群隐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间跟人学习《春秋》之学并著书、献书，德宗贞元时终于被荐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让他充任人蕃使张荐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窦群之志其实不在这个实惠有限的外任之职，便对德宗发了一番怪论：“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为拾遗，臣可谓难进者矣。今陛下用臣为和蕃判官，怎么就如此轻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对他这几句显然是有点怨气的话竟没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经历的窦群仍然不过是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见着许多品阶比他还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刘禹锡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发有气。这天，他专门去谒见王叔文。　　　　
　　　　叔文听是窦群来见，命人撤去坐榻。窦群进来对叔文作了一揖，开口便道：“事有不可知者！”　　　　
　　　　叔文颇异：“此话怎讲？”　　　　
　　　　窦群道：“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怎么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当年您一样的人？！”　　　　
　　　　叔文听出他话中包含的那种既酸又怨的心态，十分不屑，没理睬他。　　　　
　　　　窦群肺都要气炸了。　　　　
　　　　很多朝廷重臣也开始怒形于色，当御史中丞武元衡听窦群说，不少与柳宗元、刘禹锡有旧的人就凭两人的一句话如何如何调升时，冷冷地说：　　　　
　　　　“二王、刘柳是什么人？小人得志遂就以为天下无人了？可笑！”元衡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早就对刘、柳二人的冒进不满。　　　　
　　　　然而到目前为止，叔文却坚信自己的这盘棋十分的顺当，感觉上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整个阵形舒张有力，正以磅礴的气势向战场开进。他的优势感太重了。　　　　
　　　　过于用强必然会招致强敌，其实叔文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局限在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从而在两方面给自己树立的强大的敌人。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绝对不能锋芒太过。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错误，短短的一个月后，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这个自己酿就的苦果。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5）

　　　　五　　　　
　　　　正月底顺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团开始主持政务。颁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又有一道诏书公布。这道诏诰无疑是叔文全面出击的标志。　　　　
　　　　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须置言，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　　　　
　　　　他对刘禹锡说：　　　　
　　　　“得判度支使之任，则国赋大权在手，可以上固君位，下安人心，进而致尧舜之治。故此举不可从缓。”　　　　
　　　　禹锡的父亲是当年刘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随杜佑在南方从事漕赋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十分钦佩叔文的敏锐见解。不过，禹锡有些担心：度支、盐铁、青苗、水陆转运等权利一向都是委派专使负责，德宗以来赤只有刘晏、韩、杜佑三人可称其选，自己一方谁有资历出任这一重职？　　　　
　　　　这正是他们的悲哀之处。两人面面相觑，都沉吟无语。　　　　
　　　　叔文心里异常着急，一个月来一直在考虑这个艰难的问题。尽管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帝国的政权，但如果不能把财政抓到手，一切都只是及表而不及里的。三月初，叔文终于下了决心，再次约来禹锡商谈。　　　　
　　　　“梦得，赋权一事我已斟酌良久，看来只有让大司徒杜公充正使，而我以副使出面，庶几两全。君意下如何？”　　　　
　　　　“弟亦是此意，这是最佳方案。”　　　　
　　　　“好！明日便请柳八兄一同商议诏诰措辞，从速宣下！”意见一致，叔文很高兴，又说：“君为杜公门下，今又任其崇陵使判官，杜公入度支使，必会引君判理文案。日后居中调停之事非轻，专望专望！”　　　　
　　　　禹锡自是责无旁贷，点头同意。　　　　
　　　　与柳宗元、韦执谊和另外一位同盟者、已从监察御史升为虞部员外郎的程异秘密商量后，叔文拟就了诏诰。果然，杜佑受命后便任用了刘禹锡入府掌理文案，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此外，杜佑因兼摄冢宰并德宗山陵使，自不会真的出使，叔文又通过宰相韦执谊任用程异赴扬州出任“留后”，自己以内职兼副使，与刘、程相呼应。　　　　
　　　　从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副使，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一天，叔文真是太性急了。那天诏书一发布，举朝哗然。　　　　
　　　　本来天子的朝会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人能亲自与皇上奏对，天子总是在厚厚的帘帷后面端坐不动，由宦官递进奏章，传达旨意。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来于翰林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官署，与他的那些私党们在屏风后交头接耳的情景。朝野内外猜测纷起，有人甚至说出皇上已经病重而不能理事之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是十分严重。　　　　
　　　　郑珣瑜不像高郢那么胆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岁的老宰相贾耽那样只是屡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态度。他已经是形忧于色，说话也已很不顾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公开表示不满。　　　　
　　　　杜佑倒是很看重刘禹锡，也多少有点同情王叔文之辈，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然而势难两全，只有沉默。　　　　
　　　　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伦理纲常的强烈信念，纷纷要求早早册立太子。叔文在翰林院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事，就愤然拂袖离去。在他心里，此举是反对派的惟一法宝，并非是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叔文也同样有一个执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提出的“立贤不立嫡”的大胆之论。今天的顺宗就是一位贤君，只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获志，所以，叔文要做这位贤君所不能完成的大业，容不得他人破坏。　　　　
　　　　但是，叔文的意气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圣统观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来，原本多旱的京城连日阴雨，长安城中传言说：这是群小用事之相。　　　　
　　　　宫中终于有人开始行动。这些人是先帝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议未能成功后，他们已经身处局外了一段时间。作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舒王李谊的，可目前的种种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显然对他们很不利。这种不利至少表现在两处，一是李忠言与牛昭容得以侍从新帝后，竟与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宫中内侍之间产生龃龉本就是俱文珍等不愿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说是严重对立了。其他内官们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却每次都与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时倒也无计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让他们反感，俱氏是十几天前才听说宫中有些宦官们被减少薪俸的，开始他还未在意，当有人告诉说这是王叔文的主意时，俱文珍才一下反应过来。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带“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学士院，与郑絪、卫次公等秘密地见了面。回宫后立即召来薛、刘及几位神策军首领再次商讨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来到皇上的养病的寝殿位于东内大明宫之西的金銮殿。牛昭容听报，赶到殿口挡驾：“诸位何事？”　　　　
　　　　俱文珍来不及行礼便道：“李内侍在哪里？请他出来说话。”　　　　
　　　　“李内侍今日不在殿内侍疾。诸位可去内侍省”　　　　
　　　　俱文珍心想“正好”，不等她说完，径直就往里闯。牛氏见状大惊：“俱文珍！皇上龙体不康，你难道想犯驾不成？！”　　　　
　　　　俱文珍不睬她，继续朝殿内走。牛氏看情形不好，急对身边的女官说：“快，速去请李内侍！”　　　　
　　　　还未等牛昭容跟进去，俱文珍就已经出来了，似乎只是进去走了一走。他一到殿口就大声说道：“皇上有旨，速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进宫议事！”　　　　
　　　　郑、卫等人早已候在紧靠金銮殿的东翰林院，见到俱氏派来的小黄门出现，遂立即直趋入宫。在殿口正碰到匆匆赶来的李忠言，忠言一看到俱文珍和郑絪、卫次公等人，心中就明白了七八分。　　　　
　　　　宫中的两派在殿口争执不下，但忠言这方此时只有他与牛昭容两人，实在是势单力薄，无力阻挡。　　　　
　　　　俱文珍说：“无须再论，即请皇上裁夺！”言罢，便带头入殿，紧接着薛盈珍和刘光琦对几位翰林学士一使眼色，一起往殿里走去。李忠言无计可施，只得跟在后面进入殿中，一起跪在顺宗的榻前。皇上这时只是睁着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们。　　　　
　　　　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到顺宗的面前。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的记忆已在风疾的折磨下变得一片空白，哪里还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盯着这张纸条，忽然，点了点头。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这个，齐齐叩首，口呼“万岁”！李忠言望着这一切，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叔文还不知道这件事，就连王伾也蒙在鼓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忠言根本来不及向他们通报消息。这一行动从计划到实施实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郑絪草制的册太子诏就予以宣达，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天，王伾终于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为侍疾皇上的已经不仅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时俱文珍等仗着是先朝旧人．也来指手画脚，所以在联络上变得很不方便。　　　　
　　　　“此诏是宫中俱文珍的主意，经郑、卫等学士草制。”王伾把这一含糊的情报告知了叔文，并自作主张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形式而已。　　　　
　　　　“皇储大事，宫里怎么不加斟酌？”皇妃牛昭容多次暗示，希望自己的儿子入承大统。叔文此语的意思就是李忠言和牛氏如何也不予反对。　　　　
　　　　“李内侍也许出于无奈。不过，诏中仍称‘令有司择日册命’，看来宫中已预有力焉。”王伾回答。　　　　
　　　　叔文气得顿脚，连连说：“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误大事矣！误大事矣！”叔文作为跟随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了解皇上的长子广陵王了。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对自己的决定常常执著得近于偏激，将来绝不是一个能轻易相处的天子。　　　　
　　　　王伾不作声，他也觉得如果宫里情况发生变化，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连续两天没见到韦执谊，从柳宗元、刘禹锡处传来的消息说，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怀着一股气，都有早册太子之意。叔文听了更是着急，立即动身去寻韦执谊，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赶紧拿出对策。　　　　
　　　　中午，叔文直奔中书门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时正是宰相会食的时间，韦执谊肯定在那里。走到门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叔文命他速去通报，有要事与韦相商议。　　　　
　　　　值事很不解：“宰相会食，旧例向不许百僚人见，学士俟后再来。”　　　　
　　　　叔文本就很焦躁，听罢大怒：“什么旧例！我有急务在身，耽误了你担得起吗？！”　　　　
　　　　值事被叔文的怒气吓怕了，他也晓得这位新任的翰林学士不好惹，只得人报韦执谊。　　　　
　　　　执谊与杜佑、郑珣瑜、高郢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