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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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　　　　
　　　　“贤卿说得太过分了！”　　　　
　　　　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皇上觉得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于是对李绛说：　　　　
　　　　“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　　　　
　　　　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　　　　
　　　　“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　　　　
　　　　李绎不作声。　　　　
　　　　就这样，吐谷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坐以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击，他日岂易轻取！”　　　　
　　　　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议。　　　　
　　　　第三天，延英殿里李吉甫与李绛又一次展开争论。　　　　
　　　　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认为用兵利大于弊。他向皇上保证，粮草军饷绝对没有问题。　　　　
　　　　李绛坚持认为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发各地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军远征，天下骚动，耗资无数，而卒无成功，为天下笑。今日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再驱兵征战，恐怕非但无功，反生他变。况且对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请陛下勿疑！”　　　　
　　　　吉甫还要再争，宪宗摆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不过就眼下而论，似以暂不用兵为上，但不可不作准备。”皇上顿了顿：“这样吧，敕令各邻近诸道选练兵马，严阵以待。”　　　　
　　　　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吉甫是错误的一方。不出李绛所料，魏博的内乱果然进一步恶化，部将田兴废掉了田怀谏，在朝廷的威慑中，魏博众人都觉得投诚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举六州之地上表求归。朝廷立即又派干练的大臣翰林学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不仅任命归顺的田兴为节度使，在李绛的坚持下，宪宗又拨出一百五十万缗作为赏赐，结果田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欢欣鼓舞。朝廷的恩威在这时重新恢复了一些光彩。　　　　
　　　　魏博镇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后重新回到帝国的大家庭中，这一事件的意义犹如当年克复蜀、夏、吴一样，不仅给予其他不法藩镇以强烈的冲击，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坚定了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信念。它预示着帝国在年轻天子的率领下，在众多贤相的规划辅弼中，有可能取得近几十年来所重未有过的生机。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们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说宰相们私树朋党。宪宗召来三人质问。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　　　　
　　　　“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天下事相辅相成，此长彼消，现在轮到那些藩镇犯错误了。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短暂的中兴（5）

　　　　五　　　　
　　　　这几个月来战局的实际情形很微妙。　　　　
　　　　淮西吴元济深知自己是这场战事的惟一目标，根本无法逃避。于是义无反顾，一门心思地顽强抵抗。二月，在磁丘击败由严绶统率的主力部队，推进了五十余里，占据了唐州，同时又打败了寿州团练使令孤通的一支军队。开始的一个时期里叛军声势颇著，而朝廷方面却似无成效，只有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　　　　
　　　　到了五月份，勇而有谋的李光颜在一个叫“时曲”的小地方成功地击溃了淮西军，终于得以给叛军形成了压力。吴元济眼见单靠自己一方孤镇难以抵挡，便求救于成德和淄青。　　　　
　　　　王承宗和李师道与淮西在对抗朝廷这一利害上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假如淮西一旦失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却暂时还不能公开与其站到一起以致引火烧身，只是数度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能得到皇上的回应，在日益严峻的态势面前，二人暗地里都是心怀鬼胎。　　　　
　　　　淄青的李师道颇似他的祖父李正己，为人极其狡诈。一直都有人传言他好养死士，手下聚集着无数的亡命之徒。不过，大家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禀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最弱小的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　　　　
　　　　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　　　　
　　　　裴度沉吟不语。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　　　　
　　　　天子大喜，急切地问：“贤卿真有此意？”　　　　
　　　　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