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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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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1945年4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250—300头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政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政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来到首长处。我知道，他的情绪也不好，因为前线正吃紧。但是首长还是提起了吸烟有害这个常提及的话题。希特勒反复讲吸烟有害，会使毛细血管萎缩。吸烟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烟者目中无人，迫使别人呼吸污浊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国彻底禁烟。要通过在烟盒上印骷髅头来发起禁烟运动。“我要是发现爱娃偷偷地吸烟，”他经常强调说，“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远与她分开。”当爱娃的妹妹格雷特尔答应她不再吸烟的时候，他便送给她一枚珍贵的蓝宝石戒指。
当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希特勒说，由于对烟叶制品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所以那些本来不吸烟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烟者。不应该发给他们香烟，而发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赞同，唯独刚刚去过俱乐部、略带醉意的我毫无顾忌地插话说：“啊，我的元首，还是让这帮可怜的年轻人（我不敢肯定当时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这个词）分享这种乐趣吧，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对我愚蠢的插话未予置理，接着说，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损人的身体健康，精神上也会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我例举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的例子严厉驳斥说：“我的元首，不能这么说，霍夫曼整天吸烟喝酒，然而他却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对此希特勒显然是生气了。他虽然没讲什么，但却很快站起身来，带着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离开了大家，我这时才感到我闯了祸。
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容格向我们（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希特勒让阿伯特·鲍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为此你无需道歉。”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答说，“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到我的包厢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找到我对我说：“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这下我彻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提起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授到了维也纳大学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为政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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