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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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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还谈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为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亲自打字和赫斯帮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并且把阅读材料的范围限制在历史、哲学和传记方面。在那里，他还着手制定了筑路计划和生产一种对民众适宜的轿车计划。这种轿车内有4个座位，价值990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壳虫”。像设计大众牌轿车一样，1922年希特勒就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曾为此进行过设计。建造德国阿尔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这条路建成后，山区的美景将会被发掘出来。建造从林道至贝希特斯加登这条弯弯曲曲的阿尔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项规划。
总之，谈话的题目无所不包，诸如建筑设计、绘画、雕刻、戏剧、电影、艺术等等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谈话素材。谈话一旦出现停顿，空气便显得沉闷起来，这时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个话题，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野心的、150％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政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没能说服希特勒在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1933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1945年3月仅泽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他告诉我，1100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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