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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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已不再适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1980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记录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党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