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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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桓玄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但对玩弄表面文章很拿手，很喜欢作戏。大亨元年（公元402年）四月，桓玄离开京城前往姑孰（今安徽当涂县，当年桓温掌权时，常驻此地遥控朝廷），作出谦让的姿态，请求辞去录尚书事的职务，并让皇帝下诏同意。表面上桓玄不参与国政了，但实际上朝廷每有重大决定，都必须到姑孰请示他后才能下发，一般的小事则由他的堂兄尚书令桓谦和亲信丹阳尹卞范之决定，换汤不换药。

　而且自桓郎中问诊以来，也没开出过什么好药。因为没有全局观念，桓玄治国喜欢苛察琐碎的小事，以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因为缺乏长远规划，所以桓玄朝令夕改，让下边的人无所适从，具体政策的出台往往失误。当时三吴的饥荒仍在继续，很多民众逃离家园外出谋食，但到处都是避难流民的景象，与桓公治下天下承平的局面不和谐啊！于是，桓玄一方面下令赈灾，一方面制定出“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勒令各地难民回家。这原本似乎是条善政，但桓玄只是泛泛的命令赈济，并没有调拔足够的粮米，又被经手的官吏层层克扣，被召返乡的难民无粮可食，纷纷倒毙路旁，从而酿成更大的悲剧！

　自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妨碍桓玄的属下继续吹捧他爱民如子，为他歌功颂德：

　不公平啊！桓大人如此高风亮节！如此功勋盖世！怎么能不加以表彰呢？所以到了八月，一批官员在桓玄的暗示下，上书皇帝司马德宗：太尉桓玄因平定司马元显有功，应该加封“豫章郡公”；因平定殷仲堪和杨佺期有功，应该加封“桂阳郡公”。虽然这些天来，这枚橡皮图章时不时也要饿肚子，但仍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准奏。

　桓玄原本承袭桓温，已经是“南郡公”，现在又多了两块封地。就像一位阔佬有了三处豪华别墅，但他同时也只能住一处，为了不闲置房产，桓玄将“豫章郡公”让给自己只有四岁的儿子桓升，“桂阳郡公”让给侄儿桓浚。

　之后，桓玄继续从事他的演艺生涯，这次他要挑战的新角色，是大义凛然的爱国将领。第二年春，桓玄上书，表示要亲率三军，北伐中原，扫平关洛，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晋室，还于旧都！那把子慷慨义烈，实不下诸葛武侯！谁料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奏章递上去后，朝廷却下诏：不准。谁让我们桓大人又是位一心奉公的“忠臣”呢？于是只得“奉诏”地停止行动。唉，俺虽然满腔忠义，奈何报国无门，惜哉！

　这本来是个好剧本，但因为几乎人人都知道那道不准的圣旨是怎么回事，因而桓玄的演出并不太成功，感动的人不多，大多都在暗中偷笑。在下猜想，桓灵宝要活在今天，一定能去洛杉基领取金酸梅大奖！

　经过这一轮轮来回地折腾，桓玄治国的能力大家总算是了解了，天下人无不对其大失所望，他的民意支持率仿佛次贷危机后的纽约道琼斯指数，一直跌跌不休，逐渐滑落到谷底，就像2009年底的尤先科。
重装上阵

　这个时候，三吴一带连灾情相对较轻的会稽郡（今浙江绍兴），户口都减少了百分之三、四十，而临海（今浙江临海）与卢循刚刚就任太守的永嘉（今浙江温州）二郡更是其中的重灾区，由于饥饿和逃亡，两郡的民间十室九空，不少富贵人家，虽然穿着绫罗绸缎，抱着珠宝金银，却因买不到食物，只能关上大门，活活饿死家中。

　卢循虽然已经是朝廷命官，但桓玄肯定不会给他的人发饷，他们估计也没练过“辟谷”之类的功夫，道爷也是要吃饭的！大亨元年（公元402年）五月，卢循率领他的人从永嘉出发，洗劫了临海郡（辛景虽然打败了孙恩，但拿卢循没有办法），发现这一带几乎没什么可抢的，于是又转攻东阳（今浙江金华，不知那时有没有火腿）。不想他很不走运，因为刘裕已经重装上阵，来了！

　听说受招安不久的卢循又在惹事生非，桓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决定对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给予迎头痛击。谁能担当这个任务呢？桓玄想到了刘裕。他正想从原北府军树立一个先进典型，消除军方的不安定因素，未参与政治斗争，没有野心（？），又特别能战斗的刘寄奴就再次脱颖而出。

　自孙恩起兵以来，他的部众和刘裕交手过多次了，不管占有多大的优势，从来都是每战必败！久而久之，他们对刘裕都养成了惯性恐惧，见到他就如同老鼠见到猫，这样的战斗自然没什么悬念，卢循理所当然地被打败，连忙朝永嘉方向溃逃。

　可能因为刘裕军也缺粮，或是兵少，或是因为桓玄在上，刘裕也不想这么快就解决掉卢循，有养寇之心。总之，完成救援东阳的任务就行了，没必要太积极，当出头鸟有什么好？因为刘裕没有乘胜进击。使卢循顺利退回永嘉。
　
　第二年春，缓过气来的卢循命他的姐夫，麾下第一猛将徐道覆为先锋，再次进攻东阳。刘裕迎击，于二月八日大败徐道覆，因功被桓玄升为建武将军、彭城内史。升官归升官，和去年一样，刘裕仍然没有乘热打铁，又给了卢循大半年的回复时间。到了八月，磨磨蹭蹭的建武将军刘裕终于主动出击，兵锋直指永嘉。卢循迎击，战败。退守，再败。只好弃永嘉南逃。刘裕率军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击，卢循屡败，一路南逃到晋安（今福建福州市），最后从晋安乘船遁入大海，继续向南方逃去。刘裕此时没有水军，追到晋安后回师北返。

　十几天后，刘裕到达会稽郡山阴县，在这里他遇上了正等着他的好友何无忌。何无忌可不是来找他聊天的，而是来说服他造反的。作为刘牢之的外甥，他对舅父的大仇并无一日忘却，而复仇的所有希望，就都指望刘裕了。

　因此，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感到现在出现有利的机会：首先，经过一年多的执政，桓玄人心已失；其次，桓氏集团的重要成员，桓玄的哥哥荆州刺史桓伟刚刚病逝；第三，刘裕重新得到起用，手中正好握有一支军队；第四，刘裕曾在会稽郡驻过军，因军纪良好，在这一带口碑甚佳，容易得到当地人的拥护。因此，何无忌劝刘裕不要回去交令（那等于把现有的兵权交回去），就在山阴起兵反桓玄！

　刘裕听罢，感到事关重大，没有轻率决定，悄悄找来与他交情很好的当地豪族孔靖秘密商议此事。孔靖反对说：“山阴距离建康太远了（约四百公里），起事不易成功（打蛇要打七寸，如果打蛇尾巴，很容易被反咬一口）。而且桓玄现在还没有篡位，此时起兵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不如等桓玄篡位之后，我们在京口起事，可一举致其死命。”刘裕权衡利弊后，认为孔靖说得更有道理，决定暂不动作，装作忠于桓玄样子，等待更好的时机。

　而此时，桓玄可能怕刘裕他们等久了不耐烦，正在与左右心腹策划代晋称帝的事宜。对此事最积极的，是殷仲文和卞范之，两人一面向桓玄劝进，一面已写好了加赐“九锡”和晋帝禅位两份诏书，只差到时候加盖印章了。见部下这么积极拥护，桓玄便同意了，一切按步就班地进行：

　九月初，皇帝下诏：任命桓谦为侍中、开府、录尚书事；王谧为中书监、司徒；桓胤为中书令；加授桓修抚军大将军。

　九月十六日，皇帝再下诏：划出十个郡建立楚国，加封桓玄为楚王，相国，总管文武百官。接着，又加赐九锡。

　所谓“九锡”，是指九种礼器或特殊待遇，表示天子对大臣的最高礼遇。它包括：一、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各一辆，佩黄马八匹；二、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xì，音：戏，指鞋）一双；三、皇家校音器具一套；四、宅第赏赐红漆大门（这条最不稀奇）；五、上朝可享受贵宾专用通道；六、虎贲卫士三百；七、红色专用弓箭一百支，黑色专用弓箭一千支；八、金色斧头（也就是黄钺）；九、供祭礼用的香酒，以少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九锡”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有极高的象征意义。

　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加赐九锡”是篡夺干线上很重要的一站，过了这一站之后，如果不发生车祸（根据历史经验，篡夺干线一向是事故高发区），那么篡位列车的前方到站便是终点站“祭天受禅”了！


灵宝登基

　虽然离皇帝宝座只有最后一段路了，但通常这段路也是全程中最崎岖，最考验司机驾驶技术的。因此桓玄仍有不少疑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弄清楚：刘裕是否支持自己称帝？

　击败卢循，凯旋而归之后，刘裕顺顺当当地将兵权交还北府现任领导桓修，其表现不但能干，而且忠诚无私，让桓玄大为满意。同时，他在北府旧部心目中的地位，也完全取代了刘牢之，成为新的精神领袖，其实际影响力远不是官方指定的首长桓修所能相比的，因此桓玄已经无法忽视他的态度。

　于是，他让负责日常政务的堂兄桓谦去探探刘裕的口风。接到任务的侍中大人不敢怠慢，亲自来会见刘裕，悄悄对他说：“如今楚王勋高德厚，朝中有不少人在议论，都认为应有禅让之事，不知你怎么看？”显然，桓玄、桓谦兄弟已经把刘裕当成实话实说的至诚君子了，殊不知出惯老千的刘寄奴正准备要钓鱼执法呢：“当今楚王，是宣武（桓温，其谥号是“南郡宣武公”）之子，不论功勋德望，皆是当世无比！而晋朝衰弱已久，民众的期待指望，早已不在司马皇家的身上。此时顺应天意人心，接受禅让，有何不可？”桓谦听罢大喜：“既然连你都说可以，那就肯定可以了！”

　事后看来，桓氏兄弟在此事上的天真程度，令人咋舌。就算是白纸黑字的誓书，都不见得可信（大河剧《武田信玄》中，有一句台词说得经典：“盟约这种东西，只在撕毁前有效！”），何况是这样一句空口无凭的话？但桓玄与桓谦竟然就信了！

　一般来说，桓玄识人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如当初对殷仲堪的判断，就不差分毫。对刘裕的才干，他也有清醒的认识，怎么还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呢？在下认为，桓玄之所以上当，很大程度上是被刘裕以往的表现和刘裕的低下出身给欺骗了。

　在桓玄看来，刘牢之反司马元显时，刘裕曾强烈反对，但刘牢之再反桓玄时，刘裕不但不从，还辞官还家，证明了他不仅不是刘牢之同党，而且很有**守，绝非刘牢之流的反复小人；不久前击破卢循，也很快交还兵权，显得完全没有野心，此人应该是一条直性汉子，心口相随，言出必行。再加上桓玄出身高贵，也必然沾染了当时盛行的门阀观念，很可能认为：刘裕虽战功卓著，但出身低，资历浅，眼光定然不会很高，就像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随便得件东西都当成宝，能得到自己的破格提拨，定然感恩图报。

　说起来，低微的出身对一个要干大事的人来说，多数时候是一种阻力，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是一项优势：慕容垂大半辈子都在低调做人，但仍时时是别人的重点防范对象；刘寄奴一招并不精深的韬晦之计，就把桓玄、桓谦哄得一愣一愣的！

　放下心来的桓玄，开始为篡位历程的最后冲刺添加燃料。首先，他继续做戏，上书司马德宗，请求辞职，返回封国养老。然后让傻皇帝亲自作书挽留：不行啊，国家人民离不开你啊！（很怀疑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学不会说话的司马德宗学得会写字吗？）桓玄便顺理成章的留下来，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

　其次，各种天降的“祥瑞”当然也是不能少的，十月，有地方官员奏报：於塞多年的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临平湖湖面突然开通，充满清澈的湖水。这个消息一传到建康，朝中文武百官齐集庆贺，“司马德宗”下诏曰：“这样的祥瑞不是我这个德薄的君主所能承当的，一定是因为相国的功德达于极致，所以天地为之动容！太平的教化，就数今天最为盛大，四方的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只恨语言的贫乏，都找不到可供赞美的言词了！”（如此肉麻地吹捧自己，桓玄仍能不起鸡皮疙瘩，让人叹服！）。不久，又有地方奏报，江州降下甘露，为“祥瑞运动”锦上添花。

　注：临平湖，在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平镇南，现已不复存在，但在当年可是一个充满灵瑞的奇异圣地，整个湖面长满了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景色十分秀丽。更奇妙的是，据称此湖通灵，当地父老传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临平湖在东汉末年干枯，不久天下大乱；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湖面重开，不久晋灭吴，天下一统；之后湖面又被荷、苇堵塞，直到陈朝末年湖面再开，接着是隋朝统一。仿佛确有几分灵验，至于桓玄这次湖开的记录是否属实，则不详。

　除了制造“祥瑞”，桓玄还有一个很可笑的想法：认为每逢圣王开基之时，天下都会有著名的隐士，比如周武王时有伯夷、叔齐；汉高祖时有商山四皓（汉初隐居商山的四个老头，即“东园公”庾宣明、“夏黄公”崔少通、“绮里季”吴实和“甪（读音：鹿）里先生”周元道）；汉光武时有严子陵（刘秀的同窗，不愿给老同学做事，隐于富春山）；晋武帝时有皇甫谧（汉末名臣皇甫嵩的曾孙，著名学者，有《帝王世纪》、《列女传》等著作传世）。如果自已开国时没有大隐士的话，那么岂不是比这些前辈掉价？

　奈何大隐士这东西通常产量不高，并不像货架上的大白菜，随到随买。虽然楚王说了：“这个可以有。”但下属的调查报告是：“这个真没有！”

　不过这点小困难岂能难住桓灵宝？只要发挥一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何况只是弄个隐士。桓玄派出人像“星探”一样四处搜寻合适人选，找到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决定由他来扮演隐士。桓玄给了皇甫希之一笔钱，命他进山中隐居，然后让皇帝下旨，征召他为著作郞，但又命皇甫希之推辞不就。接着，再让皇帝征召，再让皇甫希之拒绝……这样的双簧反复演了几次之后，朝廷下旨褒奖，宣布了对皇甫希之的鉴定结果：“高士”，一位大隐士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可惜，和上个剧本一样，这次的演出也不太成功，当世人都偷偷讥笑皇甫希之为“充隐”（冒充的隐士，连“山寨版”都算不上）。

　各种准备工作都做足之后，大亨二年（公元403年）十一月，冗长啰嗦的禅位仪式正式到来：十一月十八日，由卞范之拟好的禅位诏书拿到皇宫，要安帝司马德宗照着抄写一遍，由临川王司马宝负责协助（在下猜想，恐怕是由司马宝代笔）。十一月二十一日，司徒王谧入宫，从安帝处取走传国玉玺，呈献给楚王桓玄。十一月二十三日，司马德宗搬出皇城，暂住永安宫，后与弟弟司马德文一起，迁往寻阳（今江西九江）。十一月二十四日，晋朝历代皇帝的牌位被迁出太庙，在朝的文武百官们一齐出城，去姑孰向桓玄劝进。十二月三日，三十四岁的桓玄正式在九井山的受禅台上登基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为“永始”；实现了桓温未能实现的梦想。桓玄追尊父亲桓温为“太祖宣武皇帝”，嫡母晋南康公主司马兴男为“宣皇后”（如果司马兴男还活着，不知她是愿做晋朝的公主，还是楚朝的太后？），儿子桓升为豫章王，桓家人如桓谦，桓修等一班兄弟子侄也各自封王。立国已一百三十八年的晋朝（包括西晋）暂时灭亡。


波澜涌动

　今天如果你出去问大楚朝的开国皇帝是谁？十个人起码有九个半不知道：楚朝？有这么一个朝代吗？莫非是陈胜（张楚）？或是项羽（西楚）？这怪不得大家，只怪这个“楚朝”实在是短命，而且其地位又未得到正史的承认，尽管它曾实实在在地存在过。

　短命的大楚朝，一开局就没什么好兆头。十二月九日，桓玄住进建康的皇宫，谁知就在他登上皇帝御座的时候，也不知是因为他体重超标需要减肥，还是御座本身让人动过手脚，这个本该质量很过关的座位竟一下子塌了！不但让摔了一跤的大楚皇帝很没面子，更让在场群臣全都大惊失色。好在此时侍中（按编制，晋朝同时可以有四个侍中，所以桓谦和殷仲文都是）殷仲文挺身而出，及时展示了职业马屁精的专业精神：“这一定是因为皇上的恩德太过厚重，连大地都难以承载！”桓玄才转惊为喜。

　虽然这件事让殷仲文糊弄过去了，但其实桓玄并不心安。一个多月后，大楚永始二年（公元404年）二月一日夜，长江突发洪水，大水突破堤防冲进石头城（今南京市西北），卷走了不少居民。当时，民众的哀号呼救声与怒涛澎湃的声音交织一起，震天动地，正在皇宫中尚不明原由的桓玄听到后大惊：“难道是有人造反了！”

　桓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早在他称帝前，随着民众对他越来越失望，各地对他的反对声浪，已经渐渐从无到有，由小变大：

　大亨二年（公元403年）九月，原殷仲堪的旧部庾仄，乘着荆州刺史桓伟病逝，新刺史桓石康还未到任的机会，集结七千余人，突然进攻襄阳，打败雍州刺史冯该，攻克城池。而后庾仄设立晋朝七代皇帝的祭坛，声称要为晋朝讨伐奸贼桓玄。后来桓石康到任，调大军征讨襄阳，庾仄战败逃往后秦。

　同月，已逃到南燕的高雅之和中书侍郎韩范上书南燕皇帝慕容备德（即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德），请求燕军南下讨伐桓玄，声称“桓玄犯上作乱，上下离心离德，”“即使不能平定吴会，至少长江以北唾手可得！”但慕容备德考虑再三后不愿惹事生非，只在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按史书记载，参加此次阅兵的军队多达步兵三十七万，骑兵五万三千，战车一万七千辆，这几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被大大夸张了，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这将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便不了了之。燕军南下虽未成为现实，但证明大楚朝那些流亡在外“持不同政见者”们，时时“亡我之心不死”，威胁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不久后，更大的乱子发生在益州（今四川）。水淹石头城的同月，益州刺史毛璩拒绝接受桓玄授予他的散骑常侍、左将军的官职，不承认这位大楚皇帝的合法性。并扣留了桓玄的使臣，传檄四方，列举桓玄的罪状，号召天下共讨之！

　毛璩（读音：“渠”），字叔琏，他的祖父是东晋初年的名将毛宝，父亲毛穆之曾为益州刺史。毛璩年青时曾为桓豁（桓温弟，时任荆州刺史）手下参军，后又转任谢安府下的参军，不久调往辅国将军谢琰（就是在山阴之役中，败死孙恩之手的那位）麾下任征虏司马。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毛璩立下战功，升为宁朔将军、淮南太守。后来又因为讨平海陵县青蒲一带的乱民有功，再升为西中郎司马、龙骧将军、谯梁二郡内史。大约在孝武帝执政末年，毛璩接替郭铨担任益州刺史，从此开始专制蜀中，在昌明与道子两党的历次争斗中，他一直采取中立立场，从未参与，所以他既非桓玄的旧敌也非旧友。

　但现在桓玄篡位称帝，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原先一直不管闲事的毛璩终于冲冠一怒，起兵了！他命部将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挥军攻击，打败了楚朝任命的梁州刺史桓希，然后亲率益州军队沿江东下，推进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白帝山上，刘备的托孤地）。刚刚立国没几天，楚朝的西面，就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敌人。
英雄集结

　可能是为了商议如何对付西边出现的危险事态，本月，大楚帝国的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从京口进京朝见桓玄，在他的陪同人员中，就有彭城内史刘裕。这是桓玄与刘裕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在历史上，这两位同样篡晋称帝的“同志”见了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史无明文，但可以知道的是，未来的宋武帝给此时的大楚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天会见结束后，桓玄对他的重臣，刘裕曾经的恩公司徒王谧大发赞叹说：“刘裕气度不同于常人，真算得是当今的人杰了！”

　而且这句话是纯粹的夸奖，并不暗含着“说破英雄惊杀人”一类的居心。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出巡还是朝堂集会，桓玄都要召刘裕作陪，对他殷勤款待，屡屡重赏，还特别下旨嘉奖刘裕及属下有功人员：“刘裕以寡敌众，屡次击破贼寇的锋芒，并跨海穷追（指进攻郁洲的事），将这帮妖道十歼七八。其属下众将奋力作战，虽重伤不下火线。因此从主帅到各级将士都应该重赏，以奖励诸位的功勋！”公平地看，桓玄对刘裕恩遇并不下于苻坚待慕容垂。

　当年苻坚初见慕容垂，重臣王猛便认为慕容垂非久居人下之人，劝苻坚乘早杀之！而桓玄身边，正好也有这么一个角色，她便是桓玄的皇后刘氏。刘皇后是两晋更替时代豫州刺史刘乔的曾孙女，也属于汉朝皇族之后。当年八王之乱时，刘乔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