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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评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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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谧地位虽高，只是刘裕推出的门面，此时在建康更有实际影响力的行政官员，是刘穆之。刘裕进建康以后，几乎把所有重要行动的决策和执行，都交给刘穆之负责，将他当作最亲密的心腹，事事与之商量。而刘穆之也对刘裕竭尽心力，毫无隐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对各种繁杂的问题都能很拿出相应的处理办理，而且无不恰当。
当时，经过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三位不称职领导人在建康的轮番掌权，国家政令废驰，法制败坏，豪门贵族横行不法，受难百姓申冤无路。各种法令多如牛毛，又常常自相矛盾，让人无法适从，逐变成儿戏，几乎无人遵守。面对这种情况，刘穆之根据出现的具体问题，随时进行校正，以严刑约束不法，如同诸葛孔明治蜀。而刘裕本人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犯令者决不姑息！如出身太原王氏的尚书左仆**王愉和他的儿子王绥，就被满门抄斩。不过十天，京城风气为之一变，文武百官都谨慎小心，尽职尽责的工作，不敢懈怠。尽管主要还是那批人，但刘裕与刘穆之等人的领导下，已经脱胎换骨，一个高效的、较为清廉的、在民众中有威信的政府建立起来了。
裂痕初现
因晋安帝一时半会儿还回不了建康（也许永远都回不了），为了让己方的行动显得更名正言顺，刘裕突然宣称接到了晋安帝的密诏（发现司马德宗总能根据桓玄或刘裕的需要，迅速提升智商，不知道他的主治医师是谁？如此超越时代的伟大医学家竟未能在史书中留一笔，真令人遗憾啊！）：为了国家大计，在自己回銮之前，可由晋元帝司马睿的孙子，也就是朕的堂叔武陵王司马遵代行皇帝执权（准确的说，是负责在刘裕及其同党拟好的文件上盖章）。于是给司马遵加侍中、大将军之职，除了桓氏一门外，大赦天下。
还有一件大事也是不能不办的，那就是改年号。“永始”是伪楚年号，当然不能再用。之前的“大亨”也是由“桓大亨”制定的，属于政治不正确的“邪恶年号”，也不能用。于是最后决定恢复当初由司马元显制定的“元兴”年号，这一年（公元404年）就变成了元兴三年。如果有细心的读者查一下正统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就会发现这几年是一顺路的“元兴”，“大亨”和“永始”好象从来没有存在过，而在实际上，真正不存在的，是“元兴二年”。这也是因政治需要而篡改历史记录的一个小例子。
刘裕此次在建康停留的时间并不长，政治稍上轨道之后，他便和刘穆之一道返回了京口，把中央的行政权力实实在在的交给王谧。这一来固然是为了报恩，二来刘裕毕竟出身低微，向来为士族豪门所不屑，而他们此时在朝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些人的反对，刘裕不能视而不见。再说，刘裕此次虽立下大功，但作为一个政治暴发户，资望还不足以完全压制朝野，不但在世家大族，就是一同起义的同志中，也还有很多人并不真心服他，如强行执政，极易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战国的最后终结者德川家康，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过一句很睿智的话：“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同样清醒的刘裕也懂得这个道理，此时以退为进，不失为明智（桓玄在这方面显然差远了，还没建下盖世的声望，就急匆匆地篡位称帝，弄得人心格外不服，终致失败）。而且王谧原先就是刘裕的好友，出身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豪门，非常符合当时官场习惯中的三公条件。且为人温和，此次更是感刘裕大恩，让他执政，一方面决不可能做对不起刘裕的事，和自己的代理人差不多，另一方面却能让刘裕在时机尚不成熟时免做出头鸟，一举两得。
当然，让王谧掌管朝政也不是没有阻力。王谧和刁逵都算得桓玄的佐命元勋，而且王谧的官位还比刁逵高得多，曾亲夺安帝的玉玺献给桓玄，如果以“附逆”论，王谧的罪显然比刁逵更大！可现在的结果是：王谧高升三公，刁逵抄家灭门！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秉公执法吧？朝野舆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王谧罪大恶极，也应诛杀！如果只是一般人这么私下说说，到还不妨事，刘裕几次出面为王谧说话，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持此论调的人中，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他便是反桓义兵的二把手：刘毅。
刘毅和王谧过不去，主要原因倒不是他正义感太强，而是出于人类一个最自然的情感反应：嫉妒，不是嫉妒王谧，而是嫉妒自己的战友，义兵的老大刘裕。
刘毅为人，心高气傲，只因形势所迫，反桓需要推刘裕为首，才可能成功，一但大业将成，究其本心，是不愿意久居刘寄奴之下的。但要怎么做才能咸鱼翻身，跳到刘裕的上头去？战功？那就别想了，他现在无法与刘裕相比，将来恐怕希望也不大！好在我们这位刘希乐虽然出身也不怎么高，却是位知识分子，诗赋清谈都很拿手，与多数士族豪门的交情远胜过大老粗刘寄奴，朝中人脉很盛。只可惜当今这位宰相王谧偏偏是刘裕的人，和自己交情不厚。如果能把王谧搞掉，刘裕在士族中就没有了代言人，就能把和自己关系良好的其他士族扶上台，比如谢琰的儿子谢混，这样我刘毅在中央的势力就能和刘寄奴分庭抗礼了！
于是，在一次朝会上，刘毅义正词严的喝问王谧：“皇帝的玉玺如今何在！？”直踩痛脚，让王谧大惊失色，以为这次大祸终于躲不过了，急忙出逃到曲阿。刘裕得知，立即让武陵王司马遵下制令让王谧回来，也亲自写信安慰他：有我在这里，你怕什么？这样，王谧又回到建康，一切职务照旧，朝廷还给他增加了二十人的警卫，刘毅最终也不敢有异议。
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变化，只是一道细细的裂纹，已悄悄出现在刘裕与刘毅，这对看似亲密的战友之间。
就象精美的景德镇瓷器，不管外形多么鲜亮美观，只要出现细小的裂纹，就绝不会自我弥合，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不久，这道裂痕随着刘敬宣的南归再次悄悄扩大。
再说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女婿高雅之、以及司马休之、刘轨等人逃到南燕后，燕主慕容备德待他们还算不错，但刘敬宣等人并没因此安心当南燕的忠臣。在劝说燕军南征桓玄无效，又听到桓玄篡位的消息后，刘敬宣、高雅之与司马休之秘密制定了一个大胆程度堪比刘裕京口举兵的政变计划，打算刺杀慕容备德，拥护司马休之为主，在齐地复兴晋朝！
说实在的，这件事干得很不地道，挺忘恩负义的，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们中没有谁有刘裕的本事，而慕容备德不论在战场还是政坛，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江湖，绝非桓玄可比。就算老马当真失了前蹄，慕容备德突然犯湖涂，硬让他们刺杀成功了，也不代表密谋就能得呈。这里可不是京口，主要实力部门都在慕容家族的掌握之中，慕容备德也是比较得人心的君主，无根无基的刘敬宣等人不可能接管南燕政权。
果然，接下去的程序便是：密谋—泄漏—失败—逃亡，刘轨和高雅之被南燕逮捕，随后斩首，刘敬宣和司马休之成功逃出南燕，躲藏到淮水与泗水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北部，属于东晋、南燕、北魏、后秦的四国交界地区）。正好刘裕京口起兵，听到这个消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找人送给刘敬宣，请他回来。信送到后，左右的人怀疑此信有诈，但刘敬宣很信任老朋友：“刘裕不会骗我！”便与司马休之一起回国。
不出刘敬宣所料：刘裕确实感激他最初对自己的推荐提拔，确是诚心相邀，要报答当年的恩情，所以刘敬宣一回到建康，立即被任命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封武冈县男。
刘裕和刘敬宣满意的同时，刘毅很不满意：他曾经在刘敬宣手下当过差，当时因为颇有才气，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刘毅将来必为一代雄杰，偏偏当时的顶头上司刘敬宣却不这么看：“非同一般的雄材，应该有宽阔的**襟，刘毅怎么算得上？他为人外表宽厚而内心狭隘，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有了机会，一定是犯上作乱，最后自取灭亡那号人！”刘毅听到领导对自己的这段评语后，恼羞成怒，从此将老领导恨得牙根痒痒：将来你刘敬宣落不到我手里到也罢了，你若落到我手里……嘿嘿，让你看看是谁自取灭亡！
现在，刘裕竟然以私废公，让这家伙无功受禄，真是岂有此理！算了，现在还得罪不起他，但高山不改，绿水长流，等着吧，总有算帐的那一天……
起居注
西逃的大楚皇帝桓玄，于三月中旬到达寻阳（今江西九江，时为江州治所），早被刘裕宣布为革命同志的江州刺史郭昶之迎接了楚帝的大驾，并竭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后备兵员，一路仓皇的桓玄一行才算放下悬得高高的心：暂时安全了！稍后，曾劝桓玄不可逃跑的相国参军胡籓躲过义兵的搜捕，跋山涉水千余里追上桓玄。桓玄见到他后大喜说：“不想今天还能见到王叔治一样的义士！”（王叔治，指曹魏大司农王修。曾为孔融下属，黄巾起事时，他闻孔融被围，连夜冒死前往，共同赴难。后事袁谭，在袁谭被曹军诛杀后，不顾曹**“敢哭之者戮及妻子”的禁令，为袁谭收尸埋葬。曹**感其义气，将他赦免留用。）
不过桓玄仍不敢停留在寻阳，决定返回荆州老家。三月十四日，大楚皇帝桓玄带上退休的大晋皇帝司马德宗，一同西上。留下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相国参军胡籓和郭昶之一起，驻防湓口（今江西九江市，湓水，即龙开河入长江处），阻挡晋军追兵。
安排停当之后，桓玄从容上路，因为危机已暂时过去，桓灵宝又迅速恢复了“伟大”！在船上，他开始抓紧时间撰写《起居注》。在《起居注》中，桓玄摆事实、讲道理，雄辩涛涛，充分证明了在最近进剿刘裕匪帮的战争中，他桓玄所做出的全部决策，无论战略战术，全都是最最英明、最最合理、最最无懈可击的！之所以从建康“转进”回荆州，完全是因为众将没有完全服从他的英明指挥，不听调度，才导致战局不是十分顺利！这样的事实多让人痛心疾首啊！但大家要相信桓家，相信大楚，紧密团结到大楚皇帝周围，就一定能渡过目前暂时的困难，走向新的胜利！
这样一篇好文章自然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作者呕心沥血地字斟句酌，桓玄拿出原来查找错别字时那种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这项工作是如此地辛苦，以至于这些天桓玄都没有时间来和部属商讨一下目前的局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等到撰写完成，桓玄下令将这份《起居注》颁布四方，好让人民群众都能学习体会精神实质，了解对目前局势的官方正版解释，狠狠打击一小撮散布谣言的反楚分子！
所谓《起居注》，大致可以翻译成《大皇帝工作生活纪要》，是古代史官记录帝王言行的例行文件，常常成为编写史书时需要参考的基础档案。最早开始于汉武帝刘彻时，此后成为定制。按常规，《起居注》的编写唯真唯实，为做到这一点，故皇帝无权干预。对于有责任心的皇帝，《起居注》制度是对他们的一项约束。如李世民就曾请求（注意，是请求，不是命令）史官谏议大夫褚遂良让自己看一看《起居注》，被褚遂良一口回绝。李世民不安心，又问：“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也要记下来吗？” 褚遂良答：“臣职责所在，不敢不记！”就是这么牛啊！可见在这方面，李世民远没有桓玄牛气，亲自**刀，替自己写《起居注》者，桓玄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四月三日，作家桓玄回到江陵（今湖北江陵，时为荆州治所），荆州刺史桓石康前往迎接，把刺史的府第搬出来，成为楚朝的临时行宫。桓玄重新任命文武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负责日常政务，楚朝的中央政府又在江陵重新建立，它仍然控制有原晋朝约一半的疆域，还不能算弱小。
但楚朝这次“天子西狩”，让桓玄的威信大减，他生怕别人因此看不起他，除了颁布《起居注》外，还决定采用严刑峻法来重树声威。但如此一来，人心更加不服，上下离心离德。殷仲文看出情况严重，劝皇上处事应该宽容一点，桓玄大怒说：“这次完全是因为诸将不服调动，无视中央权威，再加天像不利，我们才暂时回到故都。可少数别有用心的屑小之辈竟敢乘机散布谣言！对于这样的不河蟹分子，一定要严厉打击，决不可以姑息迁就！”见到如此丧失理智的主子，一向擅长见风转舵殷仲文不敢再说话。
不久，荆州、江州各郡的太守们，得知桓玄已回到江陵，纷纷上表问候，祝福皇上起居平安。桓玄看了大为不悦：这些个地方官，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肯定没有认真学习《起居注》！字里行间没有体现出一点儿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好象我这次输得很惨似的（虽然确实如此）！
于是，嘴比死鸭子还硬的大楚皇帝命将所有上奏的表章打回，让他们重写！规定好了，要统一口径：只允许大家祝贺朝廷乔迁新都！
做错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甚至硬把疮疤美化成荷花，楚欲不亡，可乎？
第一次桑落洲之战
刘裕等人之所以没有在攻克建康后立即出兵追击桓玄，是因为刚建立几天的义兵成军仓促，没有水军，于是桓玄才能从容的“迁都”江陵。但没过多久，建康的晋朝新政府经过高效率的紧张筹备，到四月中，一支约一万人的讨伐军便组建完成，，大军以刘毅为主帅，何无忌、刘道规为副，进军荆州。刘裕本人座镇京口，遥控中央，没有亲至。
楚帝桓玄得知晋军开始西进后，采取了三手准备：首先，当然是征发荆州各郡的武装部队，在江陵集结，重组军团；其次，为了重整军备赢得时间，他派武卫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等，率数千军队增援在驻防湓口的龙骧将军何澹之，以加强江州的防御力量；第三，加了牵制刘毅西进兵团的行动，让侄儿桓歆联络氏族酋长杨秋，合兵进攻历阳，威胁刘毅军的侧后。
桓歆和杨秋行动很积极，首先出动，只可惜运气很糟。刚刚上任的豫州刺史魏咏之与诸葛长民、刘敬宣等率州兵迎头痛击，这几位都不是好招惹的，合力一战，大败桓楚帝国的这支少数民族雇佣军，雇佣军司令杨秋被斩于历阳以北的练固，桓歆只身逃脱。楚军在历阳方面的反攻失败，未能起到预期的的牵制作用，刘毅等部继续西进，抵达桑落洲（寻阳东面长江江面上的一个小岛，由于长江航道的变化，今天已不存在。具体位置约在今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归林滩一带）。
四月二十三日，驻守湓口的楚军大将何澹之、胡籓等主动出击，率领舰队进攻桑落洲。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晋将也不示弱，出动所有战船，两军在桑落洲以东的长江江面上展开对峙，暂时没有开打。何澹之的军队虽然只是楚军的偏师，但数量仍超过了刚刚组建的刘毅、何无忌部水军，从表面上看，楚军略占上风。
在楚军方面，何澹之的作战计划，是利用己方数量上的优势，从两翼包抄晋军。为此他离开阵营中央旗舰，悄悄转移到侧翼指挥作战，为了不让晋军察觉，他让人在自己原本乘坐的旗舰上插满军旗，布置得像开屏的孔雀尾巴，招摇于两军阵前。只可惜，他忘记了一点：戏一旦演过了头，也就不像了。
在东边晋军的战船上，何无忌注视着楚军的动向，实然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楚军阵中有一条最大的战船特别醒目，装饰豪华，旗帜鲜明，像是要去参加狂欢节游行。何无忌不禁笑了：这招是刘寄奴用老了的，他跟随刘裕作战多次，也深知其详。这位何澹之不但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而且学得又不到家，照着东北虎，画成波斯猫！
于是，何无忌对众人说：“何澹之肯定不在旗舰上，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从中央突破，俘获他的旗舰！”众人不解：“既然何澹之不在旗舰上，那么俘获旗舰又有什么用？”何无忌回答：“如今敌强我弱，硬打不易取胜。何澹之既然不在中军，那么敌人的中军必然很弱，我军集中兵力攻击，一定可以夺取他的旗舰。而且何澹之不在旗舰，他的部下兵士多半不会知道，一旦见旗舰被夺，必然惊慌失措，士气低落！而我军士气倍增，何愁不胜？”
刘毅、刘道规等都赞同何无忌的意见，于是晋军主动出击，猛攻楚军中央。何澹之的旗舰，虽然外表光鲜，但旗多人少，位置过于突出，移动也不灵便，晋军的战船迅速围上靠近，攀上船舷猛攻，很快将这艘战船夺了下来。得手后，何无忌、刘道规等乘机让士兵高呼：“何澹之被抓住了！”然后一船传一船，不一会儿，楚军主帅被擒的消息已响彻整个战场！由于楚军的旗舰被夺，楚军的士卒大多信以为真，再加上自刘裕起兵以来，楚军屡战屡败，本就是惊弓之鸟，此时无不心胆俱裂，纷纷溃逃！晋军士兵多数也上当，因而更加锐气百倍，奋力攻击！
自作聪明的大楚龙骧将军此刻估计傻眼了，费尽心力地精心布置，反而弄巧成拙！眼见已经一败涂地，何澹之也连忙脚底抹油，赶快开溜，逃回江陵！死心眼的相国参军胡籓还不肯逃，奋力苦战，结果所乘战船被晋军以火攻击沉。胡籓身穿着全套的盔甲，跳入江中，在江底潜行了三十多步，才得以登岸，欲投江陵，因为道路已被晋军封锁，只得向南逃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后来，刘裕听说胡籓忠直的事迹，派人到豫章殷勤相邀，拜他为参领军军事，胡籓便复出投晋，成为日后刘裕麾下的名将之一。
大胜的晋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湓口，随后拿下寻阳，江州光复！因为安帝已被桓玄带去荆州，刘毅等人只得到了晋朝历代皇帝的灵位牌，派人将它们送回建康。至于那位被刘裕在檄文中宣布为“革命同志”的刺史郭昶之，此后下落不明。
峥嵘洲之战
荆州毕竟是桓氏家族经营了三代的老根据地，民众对大楚的忠诚度远比建康高，因此桓玄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就在这里重新调集了两万多水军，而且全都衣甲鲜明，装备精良，战船足备，看上去很美。再加上前些天写作太投入，他自己差不多都被自己的文采折服了，似乎已经相信了自己所写的内容：形势是大好滴，错误是没有滴，用兵是如神滴！至于前些天，是谁抱着儿子桓升痛哭流涕？估计早记不得了（这种自己成功骗信自己的情况，在一千多年后，太平天国天王洪教主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
于是，桓玄的心情大为好转，于桑落洲战后第四天，即四月二十七日，楚国大军从江陵出发，东进迎敌。此次出征，桓玄挟持着下岗皇帝司马德宗，以前秦的前太子苻宏为先锋，自任主帅亲统大军进发。既然前几次都是因为诸将不听节制而失败，这回朕御驾亲征，还能不旗开得胜？
虽然“胜券在握”，但我大楚皇帝也不会赶尽杀绝，仁义为本嘛！桓玄先礼后兵，派散骑常侍徐放前往招安，游说刘裕、刘毅，开出的报价好像在说梦话：“只要你们停止反政府暴乱，解散非法武装，重新回到和平进程上来，那么改过自新的大道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我大楚朝一定会在政府内阁给你们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包你们满意！滚滚长江为证，朕决不会失言！”
刘毅等人听了这样匪夷所思的和谈条件，有何想法，史书上没说，大概只会认为：以后需要加强精神病院的门卫建设吧？没人理睬桓玄的自言自语，沿着长江，刘毅军继续往西，桓玄军继续往东，五月十七日，两军相遇于峥嵘洲。
峥嵘洲，位置大约在今湖北黄岗县西北，当时也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后来由于江水的冲刷和沉积作用，位置渐渐向北移，终与北岸联为一体。说起来，长江的航道虽然不像黄河那样天南地北的溜达改道，但千余年来的变化也是不小的。其变化的总趋势，是身材越来越“苗条”。例如，在刘裕时代，京口北临的长江宽达四十里，一眼望不到对岸，过江如过海；如今在江苏镇江段，长江的平均宽度约是四公里，仅是当年的五分之一。
闲言少叙，此时，刘毅等所部的晋军不足万人，桓玄原在江陵集合的楚军已有两万，可能又汇合了败下来的何澹之余部和荆州各地后续赶来的援军，总兵力已有数万之众，在兵力上再次形成对晋军的压倒优势。不但有数量优势，起码在表面上，质量优势也属于楚军。楚军所乘的楼船都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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