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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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这项重点国防设施被她哭倒了一大段！按这种说法，齐长城可算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豆腐渣工程之一。不过这种记载并不太可信，根据更可靠一点的记录，孟姜哭坏的是莒城城墙，不是齐长城；根据更更可靠一点的记录，则齐长城和莒城城墙都安然无恙。从齐长城留存到今天的遗址来看，其建筑质量是相当过硬的，当年的施工负责领导应该没吃多少回扣，所谓被哭坏应属不白之冤。这项优良工程，到十六国时代时虽然相当部份已经荒废，但其险要的地势仍在。要穿过这道屏障进攻广固，大约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中路：沿沂水而上，经琅琊，翻越大岘山，过临朐至广固。这是最短的线路，故后勤运输比较方便。但翻越大岘山要过著名的天险穆陵关，山道狭窄，号称两车不能并行，如遇南燕重兵阻击，突破将十分不易。

　西路：继续沿当年桓温伐前燕时的水道前进，过梁父之后转向东北，可达广固。这条路有较长的水道可以利用，但要拐个大弯，路途遥远，而且会将自己的侧翼暴露在后秦与北魏的威胁之下，很不安全。

　东路：向东北经东莞、东武，沿黄海海岸而上进入潍水，再从如今潍坊转向西，直达广固。这条路可以绕开山地，也不易受后秦或北魏的威胁，但路程最远，沿途多滩涂，行军补给均不方便。

　刘裕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选择中路方案。全军在下邳下船，然后徒步行军，轻取琅琊，在沿途修筑了不少城塞，留军守卫，以保护后方的畅通。而后主力继续前进，向着天险大岘山进发！


兵出大岘　上

　针对刘裕的这个进军方案，有人提出了异议：“燕军如果以重兵堵塞大岘山天险，或者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使我军深入之后，求战不能，攻城不下，补给无着怎么办？那时候不但难以建功，连全师而退都不容易！”

　刘裕笑着回答：“这个情况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那个鲜卑小蟊贼已有的表现看，他只会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根本没长远的眼光。既然他前进的时候都只是想着多抢点儿东西，后撤的时候又怎么舍得销毁地里的庄稼？他认为我军孤军深入，势必不能坚持太久，所会采取的办法不过就是进抵临朐与我交战，输了就逃回广固死守，一定不会扼守险要或坚壁清野。而我军一旦越过大岘山，则士卒都知道，想回去已经不容易了，不拼命肯定没命，拼了命才能有命！带着这样的军队，与时时想着撤退逃走的胡人作战，还有可能不赢吗？这一点，我敢对诸位打包票！”

　就差不多在刘裕夸下海口的同时，慕容超得知晋军北伐的消息，也在广固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一向没什么好名声的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却在此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上、中、下三条应对方案：

　“吴地的军队（指晋军）一向轻快果敢，但持久作战的能力差，只利于速战速决，应该避免与他们进行正面交锋。我们最好是先派军队据守大岘山天险，扼住晋军前进的咽喉要道，使其无法前进，待他们士气稍稍松懈后，分出两千精锐骑兵，沿东边海岸线南下，袭击骚扰晋军的粮道，使他们疲于奔命，再命段晖（此时的南燕兖州刺史）率兖州的军队沿梁父山东下，与大岘守军前后夹击晋军，则晋军可破。这样可谓上策！”

　“如果不用这一招，也可以命令各郡县的长官，各自储足粮食，把守好城池，将民众迁入各处险要据守，将来不及运走的粮食全部焚毁，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清除。晋军到来之后，无法求战，野外又没有粮食可以掳掠，最多坚持十天半个月，就将无力为继。这样做也不失为中策。”

　“至于放任晋军进入大岘，我军再与其野战，哪就只能算下策了！”

　公孙五楼的建议，尤其是其中的上、中两策，一向得到多数后世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很多人认为：慕容超如按公孙五楼的上、中两策行事，则刘裕的进攻可以挫败，南燕不至于灭亡。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时，就在公孙五楼的建议下加自己的评注：守大岘亦无用！那么慕容超如果采用了公孙五楼的方案，是否真能让南燕起死回生呢？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未发生历史选项进行评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行为，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但这种推想毕竟很有趣，所以仍有很多文章乐此不疲。在下也不能免俗，就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公孙五楼的上策或中策得以执行，历史将会怎样。

　公孙五楼的上策，基本上与当年司马懿对抗诸葛亮北伐的方略相同，都是扼险而守，避其锐气，寻机而动，击其惰归。将才稍逊诸葛武侯的司马宣王，正是利用这一招，一次次地挫败蜀汉军队的北伐，可以说，历史的成功经验历历在目。

　但要成功使用这一招也得双方的水平相差不是太悬殊才成，因为历史上失败的例子也不鲜见。比如说就在十多年前，后燕进攻翟魏和进攻西燕的两次战役中，翟魏主翟钊和西燕主慕容永所采取的防御战略，都与公孙五楼的上策类似，但都被慕容垂给轻松摆平（详细经过可参看拙文《慕容垂评传》）！以将才论，慕容超的水平肯定不及身经百战，且有过不俗战绩的慕容永，就是比翟钊恐怕也占不了上风；而刘裕的军事天才与慕容垂相比也是难分高下。如果碰上燕军扼守大岘不出的情况，刘裕具体会怎么做，历史没有发生，我们很难凭空猜测，但估计将会成为刘裕用兵的又一次经典战例，因为慕容垂能做到的事，谁敢说刘裕会做不到？因此在下认为，慕容超就算守大岘也不是刘裕对手。

　公孙五楼的中策也不是新主意，当初北魏以倾国之师入侵后燕，后燕采取的应对策略就是如此，结果使得后燕的大部分领土在短期内沦陷，再也无法收复。一个政府要成功地实施焦土抗战，那么这个政府应该有非常稳固的根基，在它的统治区域内较得民众的拥护，一定要比入侵者得人心不少，才能使民众愿意付出牺牲，与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后燕抗魏的失败，正在于它的政权根基不稳，民众缺乏对它的忠诚度，坚壁清野的实施又让民众们损失惨重，激起广泛不满，因而除少数几个由慕容宗室率重兵把守的据点外，原本就对后燕没多少认同感的各郡、县、坞堡，在强敌到来时纷纷不战而降。

　那南燕的情况又如何呢？似乎不容乐观：一、它的立国时间相当短促，齐地也不是慕容家族的传统根据地，民众并未养成效忠南燕的心理惯性；二、国家很小，武装力量却相对强大，证明民众的负担不可能很轻；三、慕容超登位后，滥用民力，无善政可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焦土抗战，结果恐怕还是凶多吉少。


兵出大岘　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只是针对晋军与燕军双方对抗的情况作出的，但历史进程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变数众多，如果在关键时刻有强大的第三方加入，则以上推论将不能成立！实际上，这样的变数也确实发生了，就是本文以后将要提到的卢循、徐道覆北伐。公孙五楼的上、中两策，虽然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起码可以避免南燕一战即败，一败即亡，增加刘裕用兵的难度，延长战争的时间，从而在客观上更有力地呼应卢、徐的行动，那样情况就可能会由量变转向质变！

　综上所述，在下认为：如果只考虑晋燕双方，则公孙五楼的建议并非灵丹妙药，不能阻止燕军的失败。但由于第三方卢、徐的存在，慕容超如采用五楼的建策，确有可能以拖待变，等待刘裕被迫撤军，从而暂时避免灭亡。总之，公孙五楼的上、中两策的确是慕容超此时能够找到的最好选择了！

　谁知一向对公孙五楼宠信有加的慕容超此时却突发神经，他以实际行动密封切配合刘裕的愿望，偏偏要选择那条“下策”，如果他不是南燕的皇帝，都让人怀疑他多半是刘裕派来的卧底。这位“卧底”同志是这么说的：“今年的天象对我方有利，岁星笼罩齐地，定然会不战而胜！而且以情势论，我们是主场作战，敌人是客场作战，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敌军远道而来，士卒疲惫，势必不能持久，而我大燕据有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一望无际的田野都种满了粮食，铁甲骑兵多达数万！如此强大的实力，何必害怕晋军？哪里用得着强迁民众，割掉庄稼来自找麻烦？不如放他们入大岘，等他们进入平原后，我军就集中全部精锐铁骑，对晋军的步兵尽情地践踏蹂躏（他当是打劫平民啊，想得这么容易），还怕不能大胜？”

　一看慕容超这番宏论，明显是一个没打过仗的人在自己头脑里想像战争，要不然就是去看过袁腾飞老师的讲座，当真以为只要是骑兵打步兵，就如同“巴西队踢中国队一样，跟玩似的”。等他进入刘裕开办的实战培训班，明白想像与实际的差距时，为时已经太晚了，那高昂的学费将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慕容超虽然没打过仗，但南燕毕竟还是有不少老将是久历战阵的，太尉桂林王慕容镇劝说道：“陛下如果一定要发挥骑兵在平原作战的优势，也应该从大岘出击，在山南迎战晋军，那样万一不胜，也还有险要可以退守。怎能轻放敌人到山北，自弃险要？当初陈余不守井陉关，被韩信打败；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为邓艾所擒（诸葛瞻其实是战死的，慕容镇用典不严谨）！以老臣之见，天时不如地利，扼守大岘才是如今的上策！”辅国将军贺赖卢也苦苦劝阻，但慕容超全都不接受。他的想法也是很好理解的：这些老头子果然是胆小怕事，在山南迎战？那我军取胜之后，刘裕岂不是坐上船就可以跑了，连骑兵也没法追到河上不是？而放刘裕过了大岘天险，我军一旦取胜，就可全歼晋军，生擒刘裕！如此大捷的机会，安可不要？（真是洗脸盆里练跳水——不知深浅啊！）

　“老头子”们还是没法与他们的皇上达成共识，贺赖卢退下来后，对公孙五楼说：“陛下如果真这么做，那么国破家亡的事，就在今天了！”也许他还指望着这位皇帝的宠臣能够再劝阻慕容超一次吧。

　桂林王慕容镇则完全失去了信心，对老朋友韩（讠卓）说：“主上既不能出击迎敌，又不肯坚壁清野，却把敌人请进国家的腹心，愚蠢程度堪称刘璋第二！今年国家是亡定了，我作为慕容家的人，只有以一死报国。只可惜你本是华夏人士，将来也得跟着吴地的野蛮人一起断发纹身了！”这样不河蟹的话不知怎么的让慕容超知道了，南燕皇帝因此勃然大怒，立即将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的慕容镇逮捕下狱，同时下令撤退梁父与东莞两地的驻军，将南燕的全部主力收缩到广固。一面加固城防，一面抹兵励马，严阵以待。

　就这样，在慕容超这种无私地“帮助”下，刘裕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至六月十二日，全军毫发无损地越过了“齐南天险”大岘山，南燕的大限就快到了！刘裕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不由得喜形于色，连连拱手感谢上天，左右不解地问：“还没见到敌人，大帅就如此高兴吗？”刘裕**有成竹地回答说：“现在大军已经通过险地，士卒有必死奋战之念，粮食都储存在田野，不用担心后勤不继。广固城里那几个鲜卑丑类，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甲骑具装　上

　慕容超自然不会认为他和南燕的命运已经被某人掌握了，仍作着大破晋军的美梦。他预料到决战将会在临朐城南的平野上打响（这点倒是猜对了），故而先已命令公孙五楼、贺赖卢，以及从东莞撤下来的徐州刺史兼左将军段晖，共同进驻临朐，集结步骑共五万余人。在得知了刘裕已越过大岘山的确凿消息后，慕容超又亲率四万大军增援临朐，使这里的南燕军队达到了九万之众，基本上是倾国之兵了！

　那么这九万大军是怎么组成的呢？尽管史书曾称南燕拥有五万七千骑兵，慕容超也自称有数万铁骑，但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南燕的国情，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马。

　战马这种动物，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大量饲养繁殖的，必须要有适合的气候（不同的马种适应的气候不一样，就东亚马种而言，一般喜欢寒凉干燥的温带草原气候），有非常大面积的草场，最好是水草丰美的千里草原，足够马群往来放牧（战马一般需要群养，单独饲养不易养出好马），纵横驰骋（因为马和人一样，也是业精于勤，荒于疏，一辈子活在马棚里的马，也就能拉拉磨）。

　由于受上述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的战马产地主要只有以下三大处：

　一、是蒙古马，主要产于内蒙古大草原，平均体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蒙古马的个头，在世界的战马家庭中只属于中小型马，跑得不算快，力气不够大，腿长得短，使得外表也显得比较土气，很不上镜头。但是另一方面，蒙古马四肢粗壮，适应性和耐力极嘉，远优于外表神骏的西方战马，一天可在八小时内行军一百二十里，并持续多日不降低标准，且能吃非常糟糕的饲料而不得病，稍经调驯后，在战场上可做到不惊不诈，勇猛无比！因此，它虽然不是良好的赛马，却是一流的战马，尤其适合轻骑兵使用。中国古代的战马，大部份出自蒙古马；

　二、河曲马，原产黄河上游河曲附近，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草原上，平均体高132～139厘米，体重为350～450千克。河曲马的体格比蒙古马大，负重能力更强，但耐力稍有不足，一般可日行一百里；

　三、西南马，分布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特点是体形较小，善走山路，但如到平地，它的体力和耐力均不及蒙古马与河曲马，只能勉强当战马使用，如丧失了北方马产地的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等所编组的骑兵，战马就多使用西南马。

　南燕就惨了，在它狭小的国土内，连像西南马的那样的产地都没有，其战马只能是当年慕容德从滑台带到齐地的，此后基本上无法补充，死一匹少一匹，而没有战马的骑兵还能算骑兵吗？据慕容钟所作的檄文声称，慕容德入齐地时，有骑兵十二万。但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一向是檄文的常用修辞手法，所以这个数字的可信度与某个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差不多，只具备宣传价值。之前后燕主慕容宝与北魏拓跋珪在柏肆决战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凑起骑兵三万七千，各方面客观条件都不如慕容宝的慕容德哪能变出十二万骑兵？实际上当时慕容德带的全部人手加上家属都没有十二万，他要能有三万骑兵就不错了。

　更糟糕的是，战马是一种报废年限很短的军用装备。一般马可以活三十至三十五年，但真正能够充当战马的服役年限只有十二至十七年，而南燕从立国到现在已经有十一年了，可想而知，即使不考虑战争损耗，当年的战马怕大部份已经不堪使用了。因此在下估计，南燕的骑兵总数，顶多在一万左右，南燕军的绝大部份也是步兵。不过南燕军的骑兵数量虽然不大，也依然比晋军可怜的骑兵数量要多很多，而且鲜卑武士的马上功夫一般也要强于晋军骑兵，尽管这些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小，但起码在此时，鲜卑骑兵仍然是南燕军队值得骄傲的王牌。
甲骑具装　下

　南燕骑兵中最有名的部份，是“甲骑具装”，即人、马皆披盔甲的重骑兵。

　在秦汉时代，由于没有马蹬，骑兵在马上不能作太激烈的动作，否则很容易摔下来，因而其主战武器是弓箭，近战能力不强。又由于马背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火力平台，在相同的训练水平下，骑兵弓弩手的**程和命中率都要低于步兵弓弩手，且骑兵是人与马的组合，目标比当个的步兵大得多，如排开阵势与步兵玩对**，或强行冲击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则无异于找死。所以当时的骑兵战术，主要是利用骑兵在机动性上的压倒优势，袭击和骚扰敌方的补给线，或乘敌不备进行快速奇袭，攻击没有充分准备步兵集团。

　到十六国时代，马蹬出现了（马蹬的具体发明时间和发明地点，在历史上颇多争议，现仍不存在统一的看法，但十六国时代马蹬得到普及当属无疑），这项外表不起眼的发明让骑兵的战斗力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于它大大加强了骑手在马上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即使作有很大后座力的击刺劈砍等动作，也不会再从马上摔下来，并解放了骑手的双手，使得骑兵能够使用更强的近战武器，如马槊（据东汉学者刘熙所著的《释名》记载：一丈八尺长的重型长矛就是矟，也称槊，供马上使用。按汉代度量衡推算，一丈八尺约合今4。15米，但在实际制作中，它的长度很可能因制造者和使用者的不同，并无很统一的标准，你只要知道它很长就行了），从而让骑兵近战能力由原来的软裆变成了强项。

　但如何充分发挥这个强项？原来的老问题又突显了，骑兵的弓箭对**能力不及步兵，在接近步兵方阵的过程中会遭到重大杀伤，尤其是战马由于个头大，更容易被**中，所以连并非军事专家的杜甫都知道，要“**人先**马”。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马和人都披上厚厚的铠甲，有中国特色重骑兵，“甲骑具装”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马铠并非什么新发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因为原先骑兵的不利于近战，战马披甲后机动能力大大下降，得不偿失，因而一直没有成为流行时尚，直到马蹬的发明。马蹬发明后，重骑兵终于迎来了春天，蹬着马蹬、披着厚甲的甲骑具装们，是十六国时代战场的宠儿，他们的基本战术已不同于已往的骑兵，而是利用巨大的势能和良好的防护力，冲击步兵阵形。平地交战，只要不撞在步兵方阵的正面，重骑兵的冲击步兵一般是难以抵挡的。而步兵的阵形一旦被冲散，多数时候也就意味着败局已定，失去协调指挥的步兵，在高大的重骑兵追击下，别说打，就是被撞一下都得死翘翘，那种打又打不赢，跑也跑不过的绝望处境，使他们几乎只能任人宰割。慕容超之所以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上的。当然，这只一个简化的模型，在实际作战中，各种情况千变万化，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必胜模式。

　还有一点，以上提到的重骑兵种种优势，都是针对步兵而言的。如果对手是也是骑兵，特别是轻骑兵，甲骑具装就没什么优势可言了。轻骑兵的基本战术本来就是散兵线，不在乎阵形被打破。重骑兵防护虽较好，但成本高昂（全套马铠是很贵的玩意儿，如在官渡之战前，最强大的军阀袁绍也只有三百套马铠，就已把对头曹孟德嫉妒得两眼放光，因为曹**只有十套），也不是刀枪不入，特别是东方重骑兵受马种较小，负重力有限的影响，不可能达到西方中世纪骑士那种打得倒也打不死的防护水平。而且轻骑兵的机动性优于重骑兵，就算交战不利也可以从容撤走，不会有步兵对骑兵时那种心理压力，只要发现有利的时机，又可杀个回马枪。沉重的铠甲在赋予重骑兵更强保护的同时，也让他们持续作战的能力大大降低，极易疲惫，与轻骑兵作战，就像《水浒传》中膀大腰圆的任原难敌轻快敏捷的燕青。不过，轻骑对付步兵，又不如重骑。

　因此，冷兵器时代的轻、重骑兵其实各有各的用途，并无绝对的优劣，合理编制应该是两者并存，以轻骑为主，后世打下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就是这样组成的。
决战临朐　上

　还未到临朐，慕容超通过对战区地图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战机。他认为，时值盛夏，晋军又刚刚翻山越岭，一定正口渴难耐，所以一定会选择有水的地方扎营（当年马谡失街亭，将来张灵甫命丧孟良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都是没有水）。正好在临朐城东面，有一条小河，叫巨蔑水（今天叫作弥河，源出沂山，由南向北流入渤海），是城外最重要的水源。于是，他派人快速赶到前线，命令公孙五楼说：“你应马上率军占据巨蔑水，勿让晋军得到水源，那样渴也能把他们渴死，如果被晋军抢了先，就不好对付了。”

　这次倒让慕容超猜对了，刘裕确实在打这条河的主意。公孙五楼刚到，晋军中的两员少年猛将，龙骧将军孟龙符和镇军参军沈田子也率晋军的先头骑兵赶到，二话不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就在河边打了一场仓促的遭遇战。五楼大人虽然在谈论兵法时有不俗的表现，但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水平却不怎么样，在孟、沈二将的攻击下，南燕军犹如被餐刀切入的奶油蛋糕，立即败退，水源遂被晋军抢占。

　本来晋军首项目标已经达成，可少年气盛的孟龙符偏偏想超额完成任务，他也不等后续晋军赶来，便独自追赶败走的南燕军队。晋军的骑兵数量本来就少得可怜，他又追得太过积极，把从骑都远远甩在了后面，几乎是一人冲进了数千敌军之中，南燕军立即将他团团围住。孟龙符毫不畏惧，抖擞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