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评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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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后秦的守将都当了软骨头，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便坚守不降，但他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新蔡城很被檀道济攻破，董遵被生擒。这位董太守大概是位学究型的干部，被擒之后大声喝问檀道济：“古代的圣王仗义伐国，都待国士以礼，你们为什么要兴无名之师，待国士以非礼！”檀道济为了杀一儆百，给抵抗者树一个反面典型，也不和他啰嗦古书，立即让手下人大刀一挥，送他去见古代的圣王。随后檀道济乘胜进军，又轻取许昌，俘获了后秦的颍川太守姚垣和大将杨业。

　在王镇恶与檀道济部的北边，沿汴水西进的沈林子、刘遵考部进展也很顺利。入秦境不久，襄邑（今河南睢县，慕容垂败桓温之地）的地方大土豪董神虎聚众一千余人响应晋军，沈林子便以董神虎部为向导，合兵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投降。

　在更北边，王仲德所率的晋军水师从巨野泽进入黄河，然后溯流而上，前方便是黄河边上的著名重镇滑台（今河南滑县，当时地处黄河南岸，因黄河改道，今天这个地方已在黄河之北）。

滑台之争

　滑台曾为翟魏都城，慕容垂灭翟魏时并入后燕，北魏南下攻燕时，滑台部份守将乘主帅慕容德出征之机，叛降北魏，此地便归北魏所有。因为拓跋珪当时无心经营河南，滑台就成为了北魏在黄河以南的唯一据点，而北魏占有滑台，就等于在黄河河道上设置了一道随时可以关闭的闸门，给晋军利用黄河河道运兵和运粮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本来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因为此时刘裕的战略方针是尽量争取北魏保持中立，避免两线作战，但只要东面主攻的四路晋军按计划在洛阳会师，其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必然大增，而黄河水道自然就成为晋军最主要的补给线，它的运输效率，不是其他水陆通道可以代替的。因此对于滑台，晋军真是攻也不好，不攻也不好。

　但谁知人运气好的时候，撞到头的都是肉包子。北魏的滑台守将，兖州刺史尉建慑于晋军的强大声势，竟吓得弃城北逃，使得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意外地拿下滑台。王仲德得了便宜之后，顺便又卖了一个不值钱的人情，向魏国宣布说：“我们本来打算用七万匹绢布的价钱向魏国借道，没想到你们的人这么好客，连钱也不收就把道让给我们了！”

　北魏的开国之君，一代雄主拓跋珪已于七年前逝世，现在的当家人是二十四岁的拓跋嗣，这个年纪只相当于刘裕儿子辈的北魏最高领导人还是有脾气的。当他得知这个让北魏大丢面子的事件后，没法不大怒，便派刚刚在平定并州叛乱中立下功勋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与将军公孙表前往南方与晋军交涉。

　所谓交涉，当然不会是晋魏两国的代表找一个国宾馆或是五星级酒店，然后宾主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看法。

　叔孙建与公孙表二人，率领大军从河内气势汹汹地开到枋头，随即又派兵渡过黄河，就在滑台城下，当着城上晋军将士的面，将“过份好客”的尉建斩首，投尸黄河，以向晋军示威，然后再派人质问王仲德侵犯边境的原因。王仲德把原先说过的理由加上“清扫山陵”之类的借口又向魏使忽悠了一番，把这个皮球软软地踢了回去。不过拓跋嗣不肯罢休，又派叔孙建前往彭城质问刘裕本人。

　为一件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种任务的难度对于著名的政坛老千刘裕来说，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很光明正大的回答叔孙建说：“第一、洛阳，是我们晋国的故都，已经被羌人侵占很久了，我们必须要收回。第二、我国历代先皇的陵墓长期沦落异国，无人清扫，我们早就计划要重新修整祭祀。第三、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父子、鲁宗之父子等我国的败类，逃到北方之后，后秦不但不遣返，将他们收留，甚至还给予资助，成为我国的隐患。因此，我大晋如今兴兵讨伐羌人，实属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讨伐过程中，我们需要暂借魏国的道路通行一下，并不敢破坏我们之间传统友谊。”

　应该说，刘裕这番话算得上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也给足了北魏面子，拓跋嗣有了台阶下，暂时也就没做进一步的反应，叔孙建、公孙表所率的军队又全部退回了黄河北岸，王仲德部晋军得以安然通过黄河水道。

　当然，刘裕的习惯是只遵守对自己有利的承诺，说话并不都算话，比如他借滑台，就和刘备借荆州差不多，甚至更拽一点。终刘裕之世，滑台一直被南朝“暂借”，北魏始终没敢派人来索还。
找死与等死

　虽然一般来说，领导们都更喜欢听好消息，下级官员们一般也能体察上意，报喜不报忧，但除非是灯笼，否则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晋军大举北上，关东各城纷纷失守的情况，不久还是无可奈何地传到了长安，摆上了秦主姚泓的办公桌。随着亡国危机的迫在眉睫，后秦中央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几位核心人物为救亡图存的大计，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

　在后秦皇族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东平公姚绍，向侄儿姚泓建议说：“据报晋军已经越过了许昌，东边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现在应该收缩兵力，巩固根本。安定镇的位置，既偏远又孤立，与长安难以相互救援，不如把它放弃，将那里的镇户全部南迁，以充实京畿。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多补充十万精兵，即使刘裕和赫连勃勃交相入侵，我们至少还能保住关中，勉强维持不亡国。否则的话，晋军进攻豫州，夏军进攻安定，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来应付，只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将一处也保不住！目前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必须迅速决断！”

　但姚绍的意见刚出口，左仆**梁喜就明确反对说：“现在镇守安定的齐公姚恢（姚泓的堂兄弟）一向有威名，很得岭北的人心。何况夏军多次屠戮岭北，安定的镇户们早与赫连勃勃结下了深仇，必然奋力死守而不会有二心，夏军不可能轻易攻克安定。只要安定不失，赫连勃勃就不能轻易越过岭北而迫近长安。而如果放弃安定，夏军马上就可以打到郿城（今陕西郿县东北，东汉末年的董卓在这里建有著名的郿坞）。现在关中的兵力足以抵抗晋军，用不着调动岭北之兵，先削减自己的手足。”

　姚泓迟疑了一会儿，在内心仔细地评判了得失，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梁喜的意见，不撤安定之兵。当然，关东的危机还是不能置之不问，姚泓便从长安中央政府还调得动的秦军中，使劲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分别交给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男，然后让这两员将领捧着这两大杯水，去扑灭关东被晋军点燃的车薪。同时，又命皇弟并州牧姚懿出兵陕津（今山西运城市南，与河南陕县隔黄河相望），为阎、姚二将作声援。

　吏部郎懿横觉得如此处置不妥，又秘密向姚泓进言说：“姚恢在姚弼党人叛乱时，曾为陛下建下大功，而陛下即位以后，他并没得到特别的封赏。现在让他镇守安定，就如同被置于必死之地，又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他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而且那里的镇户百姓都认为安定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想迁回长安的人十占八九。假如姚恢鼓动几万思归心切的军民叛乱，回师长安，不就成为国家的大灾难了？所以臣认为应该把姚恢调回，以抚慰其心。”

　原来，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命姚恢处死姚弼党人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对这一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党人的阴谋，而姚恢自己也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因此两人的关系名为君臣加兄弟，实际上早已互不信任，离仇敌不远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苏之间的“同志加兄弟”）。

　这时，听到懿横的谏言，姚泓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之所以不撤安定镇的真实想法：“姚恢如果已经决定造反，现在征召他入京，只能是加快大难的到来罢了！”

　读史至此，让人不禁生出感慨：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怎样才算是病入膏肓，那看看公元416年的后秦就行了。姚泓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差的君主，既有容人之德，对局势也有较清醒的认识，绝非惹是生非的慕容超可比，假如他生于太平盛世，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守成明君。只可惜等他上场之时，面对的已是一局死棋：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反正横竖都只剩下了一死！姚家天下，其实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

光复洛阳　上

　作为后秦在关东的最高负责人，陈留公姚洸的表现，与刘裕给他预定的剧本几乎一丝不走，没办法，这叫“本色演出”。看着各地送来的文书，其内容不是面面告急、便是处处失利，姚洸直被搅头昏目眩、方寸大乱，就像泰坦尼克号飞吻迎面而来的冰山、魏忠贤公公怀抱二八曼妙的佳人，那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了！

　但那时又不是文革，姚洸也不是张铁生，靠交白卷是过不了关的，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无计可施的陈留公只好一面派出使节，向长安紧急求救，另一面发扬民主，把属下都招来共议对策。

　此时秦军中仍不乏有识之士，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的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方面的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所谓金墉城，是当时在洛阳西北角一组要塞式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在魏晋时代，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那时候，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坛大人物，很多人都享受过下榻金墉城的待遇。如晋武帝的皇后杨芷、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一度篡位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等人，都是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传奇皇后羊献容，更是金墉城的常客，进进出出如串门。

　既然要关押这些危险性很大的高级囚犯，它的防卫设施当然是非常完善的。据今天考古实测发现，金墉城由紧紧相联的三个长方形小城组成，从高空俯看，就像叠加在一起的三个玻璃杯，或是洛阳城长出的猗角，它的南北总长有1048米，东西宽200250米，城墙厚度达12…13米，馅不大，皮却很厚，这种饺子自然是比较难啃的。所以金墉城虽小，但却是洛阳城最易防守的地段（只是不知道查良墉老先生的笔名，和这个地方有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赵玄提出的这个作战计划，会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与六年前，卢循、徐道覆大军进逼建康时，刘裕采取的对策如出一辙。当时晋军所处的情况，与此时的关东秦军相似，也是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而且兵力又少，卢、徐连胜，锐气十足，又兵力众多，刘裕的方案也是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扼守石头城，终于艰难地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姚洸如果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然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更多的时间，给晋军造成更大的损失，延缓后秦灭亡的进度。以此时关东秦军兵微将寡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最可行的方案。

光复洛阳　下

　这种关键时刻，刘裕谍报战的成果再次显现。早就被檀道济给“无间道”了司马姚禹等人，一起站出来反对赵玄的提议。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对赵玄这种不经一战，便放弃大片国土的“卖国行径”给予严厉地驳斥，认为应该寸土必争，御敌于外。姚禹还向姚洸拍马说：“殿下向来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所以才担当了坐镇洛阳，防卫关东的重任。现在如果困守孤城，不敢一战，岂不有伤威信，又怎能不受朝廷的指责？”

　以姚洸的智商，根本就没法判断赵玄和姚禹的建议究竟谁更利于御敌，但有一点好像听明白了：如果按姚禹的办法，就不用丧失国土，他便是“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按赵玄的办法干，他就得和士兵们一起缩进大牢房似的金墉城，和洛阳城中的陈留公府第相比，舒适度那是没法说了，而且还有伤威信，会受朝廷的指责。

　这么一比较，姚洸便做出了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分兵防守洛阳外围各要隘，阻止晋军前进。洛阳的秦军本来就不多，再这么一分自然就更少了。其中，赵玄接受的命令是，率一千余人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市洛河南岸。《晋书》和《资治通鉴》都称其地在洛阳之南，这可能是传抄造成的笔误，对照地图，柏谷坞的位置应在洛阳正东微偏南，也就是电影《少林寺》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地方），正当晋军的东来主力。

　接到这个命令后，老将赵玄悲愤不已，流着泪对姚洸说：“我侍奉了姚家三代皇帝，深受国恩，自问一生行事，堂堂正正，不曾亏欠国家，现在只差一死罢了！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你不听忠臣之言，却任由奸臣摆布，将来兵败城陷，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久，驻守成皋（今天河南郑州上街区西北，即著名的虎牢关所在地）的后秦兖州刺史韦华向晋军投降，晋军前锋在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下长驱直入。后秦的广武将军石无讳，原本受命防守柏谷坞更东边的巩城（今河南巩义市西南），才走到石关（今河南偃师市西），听说晋军将至，便仓皇逃回洛阳。晋军因此不战而下巩城，继续前进，抵达柏谷坞。

　负责攻击柏谷坞的晋军将领，是王镇恶的部将，多谋善战的龙骧司马毛德祖，将来他也会成为刘宋王朝的名将之一。赵玄率领他那可怜的一千多人拼死抵抗，但因实力悬殊，而且对手也不是吃素的，因此没打太长时间，后秦军队便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赵玄身受十几处创伤，与他的属下司马骞鉴一起，都不愿意再逃，双双战死。这样，没过几天，姚洸部署在洛阳外围的防御力量，已或降或败，损失殆尽。

　鲁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一个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而“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自然也属于美好事物之列，所以，当姚洸得知虎牢、巩县相继失守，赵玄又在柏谷坞战败阵亡的消息后，发现自己杯具了！看来姚禹出的主意也不像计划中那么完美，姚洸忙派人去叫自己这位心腹，好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收拾现在的烂摊子？谁知找来找去，那几位平日总缠在自己身边，马屁精湛的属下们，此时全不见了踪影，原来这几位任务完成，早已悄悄潜出洛阳城，投奔檀道济去了。

　十月二十日，檀道济所率的晋军抵达洛阳城外，两天后，走投无路的姚洸开城投降，晋朝的故都在被后秦占领十七年之后，再次为南方政权所收复！

　与洛阳一同落入晋军手中的，还有四千多秦军俘虏。此时，有人向檀道济提出一条很对当今不少愤青胃口的建议：把这四千秦军全部坑杀，然后将尸体堆积在一起，外面再盖上浅浅一层土，筑成小山。这种用尸体堆成的人工小山当时称之为“京观”，用于夸耀武功，意义和西方的凯旋门差不多，只是多了点儿野蛮，少了点儿美观。此时的赫连勃勃，未来的成吉思汗等人，都很喜欢这种“纪念碑”，时时修建。

　但毕竟善战者不一定是好战者，更不见得就是杀人狂。檀道济认为洛阳已下，这种多余的杀戮有害无益，便堂堂正正的回答说：“所谓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正要在今天体现！”随后将这些被俘的秦军士兵全部释放，遣送他们回家。河南一带的民众，不论胡人还是汉人，对晋军的这一举动都心悦诚服，纷纷归附。

　而姚泓派来的援军，阎生部进至新安、姚益男部前进到湖城，听说洛阳已被晋军攻克，都不敢再前进。

　刘裕制定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已基本达成。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上

洛阳失守，关东沦陷，这对已处在四面楚歌中的后秦帝国来说，自然是不能再坏的坏消息，不过，在后秦的高层领导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悲痛。比如说，坐镇蒲阪，掌控河东的后秦并州牧姚懿就很有些辩证唯物的理论水平，很快便从“塞翁失马”中，发现了“焉知非福”：

大哥即位才不到一年，已经把父皇留下的疆土丢失了尽一半，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当今皇上的不称职，虽然皇帝这个职业极少有引疚辞职的例子，但这样重大的失败毫无疑问会极大打击国家主要领导的威信，降低他的统治基础，从而为新领导的出台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这些道理有点复杂，也是不姚懿一时就能想清楚弄明白的，他的理论水平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进步，还多亏了一位精神与行动上的导师——他的属下司马孙暢。

这位孙军师给他出的行动计划是要分两步走的：

第一步，在大哥丧失威信的时候，要尽全力收买人心，以期造成和当今国家领导的鲜明对比，取得民意基础。

第二步，以“众望所归”之势，发兵突袭关中，诛杀姚绍，废黜姚泓，正大位于长安！

听到如此“精密”的计划，展望如此“美好”的前景，姚懿激动地猪血沸腾！于是，这位几年前曾在众士卒前流泪演忠贞，誓死捍卫大哥继承权的姚家亲王彻底原形毕露。他闻之大悦，决定予以采纳，至于能不能成功，以及就算成功又能在宝座上呆几天，就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如何能够最快地收买人心呢？姚懿想到了一条捷径：开仓放粮！怎么看，这也是一条“好主意”。当年的冉闵等诸多前辈在夺权前都用过这一招，效果挺好的，后世的包拯在陈州放了一次粮，更是名垂千古。当然，与那些例子相比，也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此时的后秦河东地区并未遭遇饥荒。

后秦并州地方政府这次过份慷慨的社会福利活动，很快引起姚懿两位属下的劝阻。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对姚懿说：“论亲，殿下是当今皇上的同母弟，论职，您身居方面大员，分陕之重，与国家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年汉朝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多亏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而今，吴寇（指晋军）大举入侵，已经有四个州的土地沦陷（四个州即后秦的徐州，首府项城，向檀道济投降；兖州，首府仓垣，向沈林子投降；豫州，首府洛阳，为王镇恶、檀道济军攻占；荆州，首府上洛，为沈田子军攻占），西边的戎虏（指赫连勃勃等）又时时扰边，国家在秦、凉二州都遭遇了挫败，朝廷面临的危险，如同高高累在一起的鸡蛋！这正是需要诸侯勤王效死的时候，殿下您不但不学学刘武，为国分忧，反而无故放粮，虚耗国库！要知道，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您这么做，究竟想要干什么？又怎么向朝廷交待？”

姚懿听了自然大怒，但二人的质问又让他无可辩驳，于是便搬出的历代暴君能够无理走遍天下的最强必杀技：将二人绑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
在中国古代公认的一个军事战术原则就是，伐国之战，一定要多路进军。因为伐国之战大家出动兵力规模都比较大，通常进攻方是有很大优势，这种情况下为了发挥兵力优势，一定要多路进攻才能迫使兵力少的防御方被迫分散兵力而加速崩溃。如果集中于一路，反而导致防御方可以依靠险要固守减少兵力劣势。

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典型案例，空有70…80万军队，但是因为军队临时动员，在淝水30万大军集中在淮河狭窄地域内，一旦崩溃就会自相践踏，没有调整的空间。刘裕很清楚后秦在关东兵力空虚，这样把大军多路进攻，充分发挥兵力优势，使防御方无法判断对方主攻方向集中兵力防御。这种情况下谈各个击破是根本不现实的，各个击破需要足够的兵力来打垮一路晋军，而且兵力强大到可以在消灭一路晋军后损失不大，而且时间和空间充裕来得及转移兵力打击另一路晋军。而当时关东后秦军根本不具备这个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兵力。

中天兄举的例子不够好，苻坚是兵分多路进军的，只是他的总兵力太多，所以在其主攻方向集中了约三十万人，但也只是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刘裕的北伐兵力远没有苻坚这么多，分成多路之后，每路的兵力估计只有两、三万人，这个数量如果遇上较强的敌人，是有点危险的。历史上因为分兵而失败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因为刘裕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知道后秦在关东的实力非常微弱，所以敢于分兵，但这一原因在下已经分析过了。假如他不知关东秦军的虚实，肯定不会如此做，例如他伐南燕之役，也是伐国之役，就没有分兵。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下

又放粮，又杀人，姚懿把本该小心保密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