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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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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在广州的贸易情况，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乾隆九年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也正可以通过本书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值此“哥德堡”号再造号重新访问中国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事作出历史学上的诠释。
蓝旗国的外洋船
虎门口的一阵枪声，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了
雍正十年，西历一七三二年，出夏入秋，一阵枪声，突然在虎门口附近的珠江水面上响起。枪声响了八下，又戛然而止。一艘停在虎门关前的外洋大船的甲板上站着八名高大魁梧、金发碧眼的洋人军官，手举西洋火枪，依次朝天鸣放。另一侧，一群绿营兵勇，簇拥着几个胥役打扮的人物，刚刚上了这条外洋巨船。
这是外洋船的惯例，鸣枪欢迎粤海关虎门口的官吏按例上船检查。雍正年间，西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者，每年有近二十条之多。外洋船到，先泊于澳门外的洋面上，派人前往澳门前山寨的海关关口投讯，并延请海关衙门的引水两名，其中一名上船引航，另一名则驾快船，先行至虎门口禀报来船的情况。
虎门地势独特，两侧山头虎踞，仿佛是老虎的两颗牙齿，拦住珠江水域。既为海防天险，朝廷向来驻有一协绿营水师，由一名协统，领左右各一营，兵勇数百，进行守卫；粤海关同时设虎门关口，外船到虎门，必抛锚等待，由虎门口的海关胥役，在绿营的
护卫下，清点船上的人员刀剑枪炮，逐一登记造册。检查毕，大船过虎门，泊于十数里外的黄埔锚地。
引水来报，这条船在前山寨投讯，自称来自瑞典国，系首次来广州；领船前来的洋人首席大班，叫做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却在雍正四年来广州做过贸易，所以也懂得前后规矩。果然，那艘自称为瑞典国的外洋船离虎门关不远，就抛锚等待检查；海关胥役上船，又鸣枪八响欢迎；看上去，他们和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荷兰）国的其他西洋贸易船，没有什么区别。
大船上的洋人，这时都上了甲板。这些洋人显然是第一次来广州，大都环顾四周，眼神中透着新鲜和诧异。那些洋人大多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脸膛儿很红，似乎也有点腼腆。为首的大班坎贝尔，则粗壮胖大，说话和做手势十分夸张。坎贝尔显然对胥役的套路，十分熟悉，故在胥役们清点之前，就命人端来一个茶盘，茶盘里面放有茶水，角上一块红布，包了几块银洋。银洋进了口袋，为首的胥役，用洋泾浜英语客气地和坎贝尔寒暄起来，其他几个胥役，就开始清点人员枪炮数量。瑞典船人数将近一百，火炮二十门，火枪也有不少支，清点造册，也花了少半晌工夫。坎贝尔耐着性子，等到清点结束，又命人给胥役和兵勇，送上四瓶洋酒，算是感谢检查顺利结束。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同样是八响，欢送海关胥役和兵勇下船。官兵们带走了引水，却在船上留下了两名胥役。
【蓝旗国外洋船遭遇台风，并终于找到了澳门
这条船悬挂蓝底黄十字国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idericus Rex Sueciae）。彼时来广东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复异常，旗号也有七八国之多；当地人为了易于辨别，大都按照旗号之颜色和形状，予以区别。比如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丹麦称为黄旗国。瑞典国旗以大幅蓝色为底，自雍正十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来贸易，当地人即称之为“蓝旗国”。
这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是年阳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启航，经过半年的航行，
堪堪于八月底，到了南中国海澳门一带的水域。从哥德堡到澳门附近，历时半年，尚算顺风顺水，靠的是强劲的信风，这个季节，正好由西向东。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门西南几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条正在航行中的中国帆船。外洋船上的大班、军官和船员们，都十分兴奋。好比是长途跋涉之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遇上了可以问路之人。
首席大班坎贝尔命令升起英咭利国的米字旗。想来他是考虑到瑞典国的外洋船首次来中国，这蓝底黄十字的国旗，对于中国的海员一定十分陌生，甚至会把他们吓跑。而英国船来广州贸易已历四十多年，这幅米字旗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坎贝尔同时命令船上的第二大班布朗（Brown）先生，带人坐舢板靠近这条中国帆船，前去了解澳门的方向和距离。
布朗先生受雇瑞典东印度公司之前，曾在英咭利国的外洋船上当过大副，不仅到过广州，
甚至能讲几句中国话。他成功地和中国帆船上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流，回来禀报坎贝尔说，澳门就在东北方向；而这条中国帆船，正好要驶向广州，可以顺便带路。知道了方向，自然是一件喜事。于是这条外洋船就跟着中国帆船，不断地向东北方向行驶，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名的岛屿。
大概跟着中国帆船，大海船的速度也快不起来，这段路程，竟足足走了三天。到九月一日晚上，坎贝尔和船长在甲板上，忽然看到西边的夕阳异样地火红，夕阳旁边，堆满了五彩缤纷的云彩。糟糕！富有航海经验的船长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正是东南亚海域台风即将来临的预兆。于是，船长立即命令卸下主桅杆，落下风帆，并且迅速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果然，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猛烈的台风就把这条外洋船卷入了滔滔的波浪之中。前面带路的中国帆船早已失去了踪影；四周一片漆黑，整个晚上，船员们都在船长的指挥下，不停地忙碌。如此猛烈的台风中，船早已失去了控制，只能随着波浪漂浮起伏；船员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让大船离岸太近，否则的话，非常容易触礁。
充满危险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虽然风势依然猛烈，但是至少容易看清楚陆地，这样也比较容易使大船和礁石保持距离。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风势渐渐地弱了下来，但是这条外洋船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坎贝尔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天然的小港湾，于是下命令将船驶向这个港湾下锚。大船停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坎贝尔派了一条舢板，送了几名军官上岸，前去寻找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的位置。上岸的军官还真的找到了两条中国的小渔船，就停在不远处的岸边。渔船上的几个中国渔民，跟着军官，到了这条外洋船上。坎贝尔等到过中国的人，搜肠刮肚，把所有知道的中国话都拿了出来，询问澳门的方向和位置。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这些洋大人的蹩脚中文，还是故意不说，反正这几个中国渔民，就是不告诉他们澳门的位置和方向。
无奈之下，坎贝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拿出了锃光发亮的西班牙银元。足足四十块西班牙银元放在前面，渔民们的眼光里也放出了光芒，而且完全理解了洋人们的意思：把他们带到澳门去。台风过去以后，大海格外的蔚蓝和宁静。这条瑞典船在几位渔民的指引下，不过用了半天工夫，就远远地望见了澳门的大炮台城堡。离城堡二十多公里，瑞典船抛锚；那几个中国渔民，怀揣着许多西班牙银洋，开心地离开了。
外洋船大班雨夜坐舢板到黄埔
瑞典船来广州的前一年，雍正九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奏请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察理民夷，以专责成”。这等于把原来的香山县，一分为二，单独设立一个副县级的衙门，管理澳门口岸左近的中外事务。前山寨原设有海关的澳门关口，兼有关防和海关的功能，因此由一名旗人任防御总领，也驻有粤海关监督的两名家人和若干海关胥役，专司外洋船事务。
按照规矩，外洋船到广州，先泊于澳门关外，报关投讯，并延请引水。于是坎贝尔派了船上的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门总口投讯。投讯大概是自报家门的一种形式，大致要说明这条船来自何处，船上的人员和枪炮等等情况。投讯以后，有引水一名，持红牌一枚，随同前来投讯的洋人，前往大船上领航；红牌上便写有这条船的情况，由引水在虎门口交验。交验之后，虎门关的胥役上船，继续持红牌，伴随大船抵达黄埔。这大抵是粤海关为了对外洋船，自澳门经虎门，到达黄埔锚地这一路的控制办法。
船过虎门口，经过检点人数、刀剑、枪炮和带来的货物，这条来自瑞典的远洋大木船，终于驶入了珠江水域。同时，虎门口的海关，立即将检查的情况，包括来船的国别、船员人数和刀剑枪炮情况，派遣胥役一名，骑快马从陆路赶往广州的海关监督衙门，通报情况。正因为如此，广州和外洋船相关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经到达的洋人们，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条欧洲船到了。
雍正年间，到广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条之数。问题是每年的来船数量不尽相同。因为通讯不便，商人们通常会根据来船的数量，改变货物的价格。这种价格的波动，甚至会有相当的幅度。因此许多外洋船一过虎门口，船上的大班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广。这样可以和骑马的胥役差不多同时到达广州，在消息没有传播开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签下几单大的合同。
还在从澳门到虎门的这条路上，坎贝尔看到了一条停泊在洋面上的欧洲船。远远地看过去，旗帜很像是双鹰国公司的船。双鹰国公司，正式的名称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命名。当时奥斯坦德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签发给了这个奥斯坦德公司非洲和远东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这个公司，悬挂的是奥地利的国旗，国旗上有两只鹰，故称双鹰国。
坎贝尔知道，双鹰国公司今年应该有两条贸易船前来广州。看来，这条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双鹰国公司的两条船之一。远远地避开了这条船的注意，坎贝尔决定尽快赶到广州进行贸易，至少要赶在这条双鹰国的大船之前，否则今年这么多的欧洲船到广州，肯定会造成广州商人抬高货物价格的格局。
因此，坎贝尔决定不等大船在黄埔抛锚，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发，争取以最快速度，赶往广州。随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还有一位从虎门上船的海关胥役。舢板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大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雨交加，还夹杂着闪电和雷鸣。海关胥役不会引水领航，也不甚熟悉这一带的水路，结果这条可怜的舢板船在风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转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一片抱怨之声，却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灯光。舢板上的众人一阵兴奋，以为到了黄埔，用力将舢板往灯光方向划去。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中国帆船。这时候，从虎门上船的这位海关胥役拼命示意，让舢板上的人千万不可发出声响：这只中国帆船，八成是当地的海贼。坎贝尔等人也了解这里确有海贼出没，不禁噤若寒蝉，舢板船急忙改变方向，逃离这条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离了海贼的威胁，又找到了正确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黄埔，抬头看到江中停泊了许多前来贸易的外洋船。近岸后，看到锚地的岸边，有毛竹搭成的简易仓库：这是外洋船用来临时存货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个仓库，属于一条英国公司的叫做“林讷”（Linn）号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这条船上当过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号这样的一条外洋船。
布朗先生见到事态危急，连忙从舢板上，跃到了岸边。这可是非常冒险的行动：因为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用手中的火枪说话。幸运的是，守卫仓库的这几个英国人很快认出了布朗先生。这下轮到他们吃惊万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胆大包天，划着一条小舢板船，前来黄埔，路上还迷了方向，而且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这个英国公司的仓库里待了一会，坎贝尔一行了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国船的情况，包括谁作为英国公司的大班前来贸易，这多少也算是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坎贝尔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本季来广州的四条英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诺特（George Arbuthnott），向来是坎贝尔的老朋友，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死在了“林讷”号船上。他的尸体，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上被焚化了。这位阿布诺特，后面还要提到。
听了这样的坏消息，自己又狼狈不堪，坎贝尔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英国人，在英国船上过夜。于是坎贝尔一行起身告辞，离开了英国船的岸上仓库。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贝尔这些人终于找到了设在黄埔的海关衙门。衙门里的值班胥役，对这些洋人落汤鸡们，倒是十分热情，给他们泡了热茶，让他们暖暖身子。当然，也许是和体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关衙门；也许是这里的海关衙门的确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最终还是帮他们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这些洋人们被带到一条停在江中的中国大帆船上，让他们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个晚上。这条大船是做什么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淳朴憨厚：虽然不能表达什么，却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些老外，似乎是从来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一亮，坎贝尔他们对船上的中国人千恩万谢，道别以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广州进发了。
蓝旗国外洋船在黄埔下锚
坎贝尔们走了以后，那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也姗姗地来到了黄埔。雍正年间的古黄埔港，位于现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一带，在珠江的南岸。那个地方，根据番禺的地方志——《番禺县志》记载，明代的时候，便称为黄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经称为黄埔，不得而知；好在黄埔和黄圃发音相同，外国的贸易者，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或者称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间，古黄埔港水域条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达十七英尺，超过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别适合于抛锚。如此良好的水域条件，离广州城又有一段相当的安全距离，因此外洋船向来准许停泊于黄埔。粤海关衙门，也在黄埔建造了一个关口，专司征税。湿淋淋的蓝旗国大班们，找到海关衙门，并且在那里喝了热茶，自然便是设在黄埔的海关关口，这也是粤海关监督衙门直属的正税口之一，称为黄埔口。
古代的黄埔港，周围的风景很好，岸边经常能望见金黄的稻田。往前不远，古黄埔港有个游离于陆地的小岛，因为形如琵琶，所以称为琵琶岛。琵琶岛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称为琶洲塔，据说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迷信的说法，琶洲塔一带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鳌出没，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称金鳌塔，既镇妖孽，也是为行船导航的明显标志。对于欧洲人来说，首次到中国，看见这样的高塔，自然觉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欧洲人但凡记录广州风物，必定提到这座美丽的高塔。有绘画才能的军官水手，也必定将这座琶洲塔，描绘下来。风景虽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经有过明文规定，外洋船到黄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来黄埔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荒凉的。外洋船一来，海关衙门一造，渐渐地便有许多靠外洋船谋生的人，特别是买办和通译等人，迁住于此。荒凉的时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热闹起来，便有事情滋生出来，中外之大防，多少有点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谕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彻查之下，发现洋人们在黄埔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显然是关系良好。为了让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发布命令，规定外洋船上的一应人等，在黄埔期间，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军队守卫于船边，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发表后，奏折递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点担心起来了：如此一来，似乎对外洋来人，过于苛刻，毫无天朝大国的大度可言。何况皇帝本人，向来对洋人没有任何敌意。孔毓珣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得龙心大悦。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宽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从雍正二年起，理论上讲，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许下船的。
第二年，这位总督大人再次给雍正皇帝写了奏折，说明当年共有三条英国船、一条法国船和四条港脚船港脚船称为Country Ships，虽然也是欧洲船，但是在印度注册，不拥有欧洲船那样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也没有明显的国别。到黄埔停泊；奏请派一支专门的军队，看守锚地，以严防普通的中国人上船。黄埔对于洋人的规矩，自此确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当然，从当时洋人的记录来看，规矩是理论上的，具体操作，则要宽松得多。
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开心。当官当到广东总督这个份上，哄皇上开心，自然是拿手好戏。所以孔毓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给皇上写报告，却是写得斩钉截铁：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严防中国民众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不让洋人们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个仓库，用于存放进舱之前的货物。既然是仓库，所以船上总是要派一些军官或者水手，看守仓库。生病之人，不适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许住到陆地上的这个仓库里来。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总督大人向皇上撒了个谎，所以使得这些岸上仓库，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筑。每年夏秋，外洋船来，便开始建造，至秋冬之际，外洋船满载货物归国，又必须拆除。“1790年，英国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关监督申请建立永久性的岸上仓库，结果海关监督衙门予以拒绝。”如此年复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乐乎。其实这种仓库，因为存放的货物很多，要求的面积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筑，每个贸易季度出租给外洋船，自然要经济得多。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总督大人的小谎言，因此变成了一个必须瞒过皇上的游戏。
黄埔买办帮外洋船建造了岸上仓库
蓝旗国的外洋船在黄埔抛锚以后，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样，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一是负责造这样的一个仓库，二是要采买大量的食品，既供应船上的船员，又要为返航作准备。这种供应商，也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要当买办，倒是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黄埔的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黄埔买办”。“黄埔买办”和在广州给夷馆供应食物，并且负责把货物从夷馆驳运到黄埔的夷馆买办，是不同的。瑞典学者歇尔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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