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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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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
茶叶 瓷器 丝绸
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
洋人大班要买茶叶、丝绸和瓷器
人际环境宽松，十分有利于贸易活动。所以船只丈量仪式结束，坎贝尔等大班立即从黄埔回到广州城外，在贸易镇上开始做生意。洋人大班的下一步，就是要购买足够的中国货物，装满这条大船。购货的原则，一是要根据带来的资金，二是按照船舱的载重和容积，按最佳比例购入在欧洲畅销的中国货。
中国货当中，最重要的乃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宗物品，永远是广州贸易的主角。除此之外，用于压舱的生锌，数量也不在少数。余下的是胡椒、藤条、黄姜和中国土布。胡椒是传统的东方香料，前一百年就由西班牙人进口到欧洲。当时的欧洲，十分崇尚中国的艺术，所以外洋船通常也进口大量的藤条。藤条分量很轻，价钱也便宜。乾隆九年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广州买了三千七百四十八斤藤条，只花了一百零九两许银子。
藤条进口以后，一般用以做藤椅、藤篮、烟斗和绅士的拐杖。但是用来做妇女束腰和撑裙的骨子，既轻弹性又好，据说是十分时髦的事情。黄姜也算是一种香料，和姜一样，属于根茎状的植物。乾隆九年同一条外洋船“哥德堡”号进口了十一点四吨黄姜。天长日久，现在也查不出当时进口以后，用在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用于酿酒的辅料。
但是这些货品，都可以暂时放一放，最要紧的，还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样东西。所以坎贝尔等人先四处询价，伺机而动。九月十四日，坎贝尔正要带着其他大班出门，前去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广顺行看货询价，一个胖乎乎的行商前来蓝旗国夷馆，登门拜访。来客正是远来行的老板，胖子陈远来。
雍正四年，坎贝尔在广州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个陈远来，但是坎贝尔唯一信任的副手，第二大班布朗，却在以前来广州的时候，认识这个胖子行商。雍正十年，远来行是个小行，自己并没有多少货色可以提供，但是胖子陈远来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很好，远来行多少有点像广顺行的附庸。陈远来此次来拜访，也是来邀请蓝旗国的大班，前去广顺行看货。他说广顺行的茶叶，价格向来是最便宜的。
坎贝尔和陈寿观也不熟悉，现在有胖子陈远来穿针引线，自然是从善如流。到了广顺行，见到了陈寿观，坎贝尔自然鼓动如簧之舌，使出了谈判杀价的老一套。无非是先用吹牛之法，再继之以拼命贬低货物成色。坎贝尔并不知道，陈寿观眼下正处于危难的时候，风声很紧，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所以陈寿观出的价钱的确很低，武夷茶十三两一担，绿茶十两一担。即使如此，坎贝尔还是扭头就走，连说太贵。
坎贝尔这样做，多少还是做个姿态而已。他回到夷馆，再三打听其他洋货行的价格，得知武夷茶还没有低于十四两一担的价格，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广顺行的价格最好。大概做生意的人，从来不考虑面子的，所以坎贝尔立即又带着全体大班，再次来到广顺行，谈来谈去，价钱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还是占了陈寿观的一点便宜，让广顺行承担包装木箱的费用。这样，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到港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签下了第一单茶叶合同。第二天，坎贝尔等人又和胖子陈远来签订了一单工夫茶的合同。想来这种工夫茶质量不错，所以市面上的价格通常要高于二十二两一担，而陈远来卖给瑞典公司的，只算十八两一担，而且服务质量很好：一担茶叶当中稍微有点发霉，马上予以更换。所以坎贝尔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胖子行商，
是所有行商当中最诚实的一个。
货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冲突
生意做起来了。坎贝尔的策略，一是到处跟洋货行的行商吹牛，说今年我们第一次来，不过是为了打探市场，看哪个行商的服务最好，最是价廉物美，回头要派真正的大船来贸易。这是老套的吹牛法，反正蓝旗国的外洋船的确是第一次来，这牛吹的还是滴水不漏；二是东买一单货，西买一单货，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后者当然是一种好办法，所谓货比三家是也。
比来比去，比到了资元行的黎开观那里。坎贝尔大概是单独行动，自己先去资元行询价。黎开观的资元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行，康熙年间就在外洋船的大班们当中很有名气。
坎贝尔应该在雍正四年就认识黎开观，当年肯定也随着其他大班，到过资元行。这样，坎贝尔熟门熟路来拜访黎开观，礼节上是一件很过得去的事情。黎开观对坎贝尔很客气，递茶送水，一阵寒暄。接着，黎开观带坎贝尔来到一间内室，关上门窗，这样房间里面就显得十分幽暗。这是做给坎贝尔看的噱头，意思是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这个时候，坎贝尔大概明白，接下去要谈些什么了，但是他佯装不懂，只是问黎开观今年茶叶的价格。黎开观说，他这里武夷茶卖十六两一担，绿茶十三两一担。坎贝尔闻听价格如此之高，就又拿出他的那一套话来，什么初次来到，只是试探市场云云。黎开观沉吟了一会，问坎贝尔说，那么蓝旗国的外洋船这次要购买的茶叶总数是多少？坎贝尔道，这要看价格和茶叶的质量。
看上去双方都比较老奸巨猾。第二回合，黎开观开始单刀直入了。他对坎贝尔说，如果蓝旗国外洋船的所有茶叶都向资元行购买，那么价格不需要出得比其他国家的外洋船高，他就给坎贝尔个人，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子”。这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生意上的个人回扣，三百年以前的生意，也概莫能外。
但是坎贝尔开始做作起来了。第三回合，坎贝尔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的样子，严厉驳斥了黎开观的做法。坎贝尔说，“我看着他的奸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对他说”，倘若把坎贝尔看得和其他欧洲的大班一样贪图私利，恐怕是弄错了；坎贝尔先生一点也不奢望，个人要得到什么“漂亮的面子”，云云。
坎贝尔这样说着，还直盯着黎开观的眼睛，使得后者哑口无言。这是坎贝尔的一贯做派：这位苏格兰贵族后裔，最是爱好表扬自己，批评别人。所以他说的这个故事，多半也加了一点酱油和味精，好把他自己的形象烘托得非常高大。当然这种形象，是给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看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坎贝尔提到的这个小插曲，自然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凡有生意的地方，这种吃回扣的办法，总也是有的。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叶货源充足
和茶叶一起，瓷器和丝绸的合同，也要陆续签订了。茶叶虽然是最大宗的货物，固然需要抓紧时间购买，但是瓷器分量重，适宜于放在底舱，所以要尽早购进，这样进舱的时候就会十分顺畅。瓷器当中，最受欢迎的，当是既漂亮又素洁的青花瓷。但是蓝旗国的外洋船到得比较晚一些，据闻英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大班们已经买走了最好的青花瓷。即使如此，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的。
坎贝尔不喜欢黎开观，同样也不喜欢如升行的大官Quiqua。他送给大官Quiqua的名头，乃是“流氓”和“撒谎的无赖”。如升行也算是大行，雍正四年就是六家“行头”之一，实力不可低估。但是讨厌归讨厌，生意还是生意，这一贸易季节中，如升行的瓷器最多，所以也只好去如升行买瓷器。
坎贝尔最讨厌的敌人之一，是蓝旗国外洋船的第三大班莫福德，他是如升行老板的朋友，私交很好，这已经足够让坎贝尔也跟着讨厌大官Quiqua的了。在他眼中，莫福德和大官Quiqua在一起，好像是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疑。所以尽管第三大班莫福德和第四大班约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谈好，每套瓷器的价格是十二两银子，坎贝尔却坚持不肯按这个价格签订合同，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如升行让步，以每套十两的价格签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间是否有私下交易，实在难说得很，反正坎贝尔对谁都十分怀疑，但是大班之间内部的矛盾，却对生意多有负面影响。那蓝旗国，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士，却没有熟悉远洋贸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广州贸易，派出的四个大班，全部是前外国公司的大班。却不料原来在港脚船上服务的坎贝尔和原来在双鹰国外洋船上服务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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