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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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1）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接着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和将官都立起身来说：
“我是那个下令抓劳工的伪勤劳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粮谷运出的兴农部大臣，我向您请罪……”
“我是给日本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我有罪……”
刘大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来她家访问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骂的溥仪，就是投靠日本、为虎作伥、让东北人当牛做马、做亡国奴的小皇上。由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而这个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卖国皇上，却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国仇、民族仇使刘大娘无法咽下这口冤气。如果当时，她拿起菜刀，砍死几个伪大臣，谁也无可指责。但刘大娘毕竟是受过新中国教育的新农民。她压着自己的怒火，转身跑到了屋外，便嚎声大哭了起来，她还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杀人犯怎么来到了我家！”
刘大娘哭了一阵之后，在大儿子的劝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内。她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头也不敢抬的溥仪，她心也软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泪，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这口杀夫之仇的怨气咽了下去。
最后，刘大娘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她见溥仪还在低着头，便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刘大娘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使溥仪和几个大臣都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时，当记账员的残废儿子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只是我妈不知道。毛主席说，大多数战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谅你们的！”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2）



刘大娘母子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宽大胸怀，使溥仪深受教育。
溥仪自感一生计较得失，不断发誓要复辟、要报仇，远不如一个农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气度。
20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溥杰就他们在抚顺进行思想改造一事，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同溥杰多有接触），他说：“理论学习，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当年安排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访问，所看到的事实，对我们的启发教育更大。”他还说：“每个人，包括日本战俘，通过参观访问，具体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国造成的灾难，看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新面貌。”同时，通过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许多用血和泪谱写的历史故事。而且，这些历史故事常常会使那些极为反华、极为顽固的战犯为之震撼，受到触动，不得不低头认罪。
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南满有一个村镇，位于抚顺露天煤矿大坑以东。这个村镇的名字叫平顶山，居住有一千多户人家。
1933年，在平顶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之后，为加强其殖民主义统治，采取铁蹄征服的办法，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这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出现，他们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了日本侵略军，当场就击毙了日军扬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并烧掉了日本侵略军的仓库。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搜索抗日军队为名，实乃为日本侵略军的损失进行报复，派出了六个小队，死死地包围了平顶山。约有两百多日本侵略军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地、把平顶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出家门，然后又一个不留地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齐时，日本侵略军队长一声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野蛮扫射。刹那之间，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用机枪反复扫射，还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个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这些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带了不少炸药和工具，又回到死尸遍地的平顶山坡。他们为了毁尸灭迹，竟采取了用炸山、用炮轰崩山的办法，把全部尸体用山土掩盖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汽油把平顶山老百姓的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最后，日本侵略军又把这片山坡，用铁丝网封锁了起来，不准外人靠近。接着，日本鬼子又向周围各村发出布告，声称：谁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的全家都要处死。
三千多中国老百姓全被日本机枪扫死，又用刺刀扎了一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化为灰烬，平顶山可真的已被日本人平了。已经不可能还会有人生还，更不可能有什么高人会逃此劫难。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离奇，这样令人意外。真的就有人从死神那里挣脱了出来。
有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女孩，她从血泊里爬了出来，并被一个过路的残废老矿工救走。
27年之后，方素荣已长大成人。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之一，也是日本人在平顶山欠下这笔血债的一个见证人。
受尽人间苦难的方素荣，经历了日本侵略集团的垮台和投降，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她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代里，在乡亲们的扶养和关怀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干部。在50年代末，方素荣已出任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从事矿上的福利工作。
一天，一批经过思想改造和认罪的日本战犯，有组织地来到抚顺露天煤矿参观。当他们参观到煤矿的福利事业的时候，很自然地来到了方素荣所领导的托儿所。
当这批日本战犯来到托儿所的时候，方素荣不愿意出面接待，有意回避这些日本战犯。
出自对外礼貌上的需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如实地向这些来访的日本战犯做了解释，说：“对不起，我们没安排所长出面接待你们，因为她本人就是平顶山人，她是日本侵略者血染平顶山的幸存者。我们不愿意安排让她和你们见面，是不愿意让她再受刺激。”
这些日本战犯听到方素荣的遭遇后，都深深感到，他们在中国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后来，他们考虑到，不当面向侵华战争的受害人表示认罪和歉意，是无法告慰受害者的亡灵，也是无法平静自己内心的愧疚。于是，他们对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些日本人是有罪的。我们诚恳希望能见到方所长，很想当面向方所长表示谢罪，并通过方所长，向每个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灾难的中国人，表示谢罪。”
接着又有一个日本战犯补充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有罪的，平顶山坡的野蛮屠杀，是有罪的。我们是认罪的日本军人，我们恳求方所长，抽出一点时间，出来见见我们。”
这位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将这些日本战犯的要求和他们的诚恳态度告诉了方素荣。
方素荣听后，有些为难。她本来就不愿再见到杀她全家的仇人、刽子手，因为她一见到仇人，就会想起她的爷爷、她的妈妈和弟弟。每想起平顶山的往事，她就有些受不了，就要流眼泪。但是，她又想，她已经是机关干部，气量也不能永远如此狭隘。经再三考虑，她对该工作人员说：“为了工作需要，我只能见他们一下。”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3）



全体来托儿所的日本战犯见到方素荣，二话没说，都立即立正向方鞠九十度的大躬，有的战犯连鞠三躬，以表示认罪、谢罪。
方素荣和每个受害的中国人一样，见到她全家的杀人凶手，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气愤极了。如果她手中有枪，当场把这些战犯全部打死，也不为过；如果她手中有条皮鞭，当场向每个战犯身上抽上几十鞭，也难消三千多乡亲含冤惨死的仇恨。然而，这天，方素荣面对这些低头认罪的战犯，她忍住了。同时，她也联想到这些日本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她的心又软了下来。方只说了声：“你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这里留下的罪孽太大了。我们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你们这些肯认罪的日本人，我们也只能另眼看待了。”
这些战犯一再请求，请方素荣向他们讲讲1933年的她的这段悲惨经历。
方素荣为了不使这些日本人忘记这笔血债，也为了不让这些日本人怀疑这件历史惨案，她答应了这些战犯的要求，她忍住内心的悲痛，向他们讲了一下，27年前她所亲身经历的这场灾难。
“那年的一个冷飕飕的上午，全村的人都被日本兵从家赶出来。家里不准留人。日本人把我们往山坡上赶。我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弟弟。小弟弟不满两岁，还不会说话。我们几个人的前前后后都是邻居。鬼子兵和汉奸们吆喝着说，要到山坡上给大家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
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又嘱咐我别问了，别问了……爷爷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荣说着，就已经泣不成声。
五岁的方素荣就这样被爷爷领着，和守寡的妈妈、还有在妈妈怀里的小弟弟，随着全村的人，来到了平顶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小孙女方素荣压在身子底下。小方还没哭出声，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推推爷爷，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妈妈，也没有人理我。当时，我想回村找妈妈。于是，我忍着全身的伤痛（有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和害怕，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
“我抬头一看，村子已经被烧光了，还在冒着青烟。我吓坏了。村子已经没了。妈妈也找不到了。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边，用手捂着脸，在发抖。
“就在这天夜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个老爷爷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裹在他的破袄里。这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昏睡了过去。”
老爷爷是个老矿工，在矿里受日本人的剥削和压榨、受苦受罪，不得温饱。不仅如此，他还在矿里受了工伤，变成了残废。因为他失去了劳动力，而被日本人赶出了煤矿。这位老爷爷为了生活，只得靠卖香烟混日子。
在日本鬼子洗劫平顶山村的这天夜里，老爷爷在高粱地边上，发现了方素荣。一种恻隐之心和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决心要救出这个死里逃生的小姑娘。
老爷爷把小姑娘悄悄地抱到了工人单身集体住的大房子里，并偷偷地把她装进一个破麻袋里，放在自己睡觉位置的旁边。
这间大房子里，地上睡满了人。老爷爷的位置是在地头的一个角落。
老爷爷把藏小方姑娘的麻袋紧紧地靠在边上，以便让她安稳地睡一觉，先休息一下再说。
这麻袋包白天堆在一边，好像工人用来存放破烂杂物的，没有人理会它。晚上，工人们都睡觉之后，老爷爷就偷偷地喂小方姑娘吃喝。
老爷爷这样藏着小方姑娘，不是办法，也不能持久，况且，小方姑娘的伤口还在发痛。这样藏下去，孩子的伤口得不到清洗，得不到敷药，会出问题的。老爷爷无奈，只好设法把小方姑娘转移。
当老爷爷从小方姑娘嘴里得知，她有个舅舅，住在不远的一个村里。于是老爷爷作出一个要搬家的模样，用扁担一头挑着麻袋包，一头挑着卖香烟的木箱子，离开了工人的大房子，并混过了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把小方姑娘送到了她舅舅家。
方素荣稍微休息之后，又接着对这批日本战犯说：“当时，我舅舅也不敢把我放在家里，只好把我藏在野外的草堆里。舅舅每天夜里，给我送吃的喝的，给我调理伤口。”
天气渐渐冷了。一旦下雪，小方姑娘再躺在草堆里，就难以活下去。
方素荣接着说：“舅舅看我精神和伤口已有好转，就把我抱出了草堆，又把我送到了更远的一个村的亲戚家里。我就在这亲戚家里，改名换姓，作为人家的孩子，才活了下来。
“我所住的这家亲戚，也很穷，但他们都待我很好。他们全家人都可怜我这无家可归的、没爹没娘的穷孩子。尽管我还能平平稳稳地活下去，但我一直很想我妈妈和爷爷。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也一天天地长大了。因为想妈妈，我经常偷偷地跑到平顶山的山坡处去看妈妈和爷爷……
“我每次一到山坡，就大声叫妈妈呀！妈妈！你在哪里呀？快来看看我呀！我想你呀！妈妈！也想我弟弟呀，你们怎么就不要我啦？我想妈妈呀！……我每去一次都要大哭一场。等我跑了很远的路回到家时，我的一双小眼还都是红红肿肿的。”方素荣说到这里，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嚎声大哭了起来。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4）



就在这时，有几个日本战犯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方素荣稍微镇静之后说：“我们这里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找到了我，并为我安排了食、宿和学习。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渐渐长大成人的。
“几年之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参加了革命工作，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由于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不仅仅获得了抚顺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而且还被任命为抚顺煤矿托儿所所长。”
方素荣又接着说：“我们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搞建设，早已把历史上的苦难遭遇都放在一边，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忘了日本侵华造成的那段悲惨历史；不等于我们可以和日本无条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于你们这些战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一笔勾销了。
“说句公平的话，你们这些战犯在中国死一百次，也抵偿不了在中国犯下的罪孽。”
方素荣说到这里，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和义愤，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说：“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战犯，我把你们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而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荣讲出了中国人的伟大气度，也深深地打动这些日本战犯的心灵。
这些战犯，被方素荣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泪。他们又哭了，还哭出了声，并在方素荣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惩罚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惩罚他们。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会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战犯纷纷自动交待他们的罪行，并要求以死抵罪。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头目，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两个人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们二人秉承日本当局的要求，以伪满洲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三省的掠夺和统治。
古海忠之在大会上，具体交待出，有关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有关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计划”；有关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他还交待出，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
同时，古海忠之还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国的杀人事实。他1944年从东北各县征用了15000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力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审判庭上，对起诉书上所列各项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四次低头，两次流泪。法庭叫他对溥仪的作证发言、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眼泪说：“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说了几句“最后陈述”的话，他说：
“在中国东北各地，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武部六藏被苏联移交来华时，就有病，到抚顺不久，就瘫痪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战犯管理所派护理员焦桂兰来照顾武部六藏。由于武部六藏卧床不起，既要让他活下去，又要为他治病，于是就累坏了焦桂兰。
焦桂兰每天都要给武部六藏喂水、喂饭、喂药，要为他洗脸、刷牙、擦身、按摩、定时理发。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样，没受过罪，却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几年来没生过褥疮，没生过其他大病，反而养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兰由于一心一意地照护武部六藏，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连自己在幼儿园的孩子，也不能准时去接。
焦桂兰的无私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国的时候，焦桂兰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并亲自把他交给他的夫人武部鸽子。
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