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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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5）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一要求，颇受有关人士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
根据彭真的意见，耿飚和王炳南（两人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商量，由谁来牵头组成一个办公室的筹备小组。
王炳南当即向耿飚推荐我担任筹备组组长。耿也认识我，便爽快同意，并派他的秘书、大校衔现役军人任筹备组副组长，协助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热心于参政、议政的工作，身体又好，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他都出席不误。我因工作关系，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和溥杰常常碰面。
我和溥杰虽有接触，主要是利用开会休息时间，比较仓促。谈话内容，海阔天空。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小会议的议题，而是三十多年前溥仪、溥杰被引渡回国的往事。这些往事，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谈个没完。溥杰的话风常被开会的时间所打断。
有一次，溥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很冒昧，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不受干扰。“我很高兴接受溥杰的提议，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登门拜访。
溥杰家住护国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杰的父亲载澧卖掉淳王府（现卫生部机关大院）后，为子女买的几所小的四合院，这所是分给溥杰的。溥杰被引渡并被特赦后，人民政府又将这所四合院发还给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溥杰引我走进这宅院时，对我说：“这所宅子很老，有年头了。我回北京之后，有关部门又把这所宅子分给了我。这宅子经过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显得宽敞，很实用，独门独院。我也很满意。”
溥杰其人、末代皇室八千岁，为人老实，处事谨慎，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虽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们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说句公道话，溥杰所住的这个四合院，和城里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经十分逊色了。然而溥杰却十分满意，颇为知足。我当时，在溥杰面前，只能说了声，这小院不错。接着，我便随他参观了一下这个小宅院。
这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从布局到装潢还蛮到位。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说，也应该真是一座很不错的宅院了。十多间青砖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鲜红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规则的正檐，真可谓古色古香，绚丽夺目。正房和西厢房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内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边还有一个鲜艳多姿的花坛。花坛里，有许多奇花异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状和掌状的仙人掌，显得小小庭院美丽温馨，幽静典雅。
推开正房中间的绿门，就出现一间客厅。这个客厅窄而偏长，像个小火柴盒。人们通常把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外形比作成一个大火柴盒。而溥杰的这个小客厅，长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个小小的火柴盒。
客厅北墙摆有一套沙发，再加上一个茶几，就已把客厅面积占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宽的剩余，可供行走。北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派粉白。东西两墙的旁门，可通卧室。东门旁边有个立式小柜。小柜上面摆有几个小装饰品。我坐在沙发上环绕四周一看，在脑子里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客厅不大，朴实清秀，明亮适用，仅此而已。
溥杰走过去为我泡茶，使我不安。溥杰已是年过古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佣人不在，就亲自动手，没有架子，实在是难能可贵。因而我有些过意不去。我忙站起来表示：“不要客气，能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必泡茶。”溥杰说：“喝茶聊天才是一大享受呢！”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2）



溥杰坐下来之后，慢慢地对我说：
“我爱人病了，很重，已在北京医院住了好些日子了。她是日本人。她之所以留在北京治病，是她不想离开北京，不想离开我。而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医院里。因此，我除了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医院去陪她。最近她妹妹也从东京来了，我们轮着去医院陪她。尽管医院的条件不错，有专人护理，可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静静地听他说，不时地也插上一句。我对他说，北京医院北楼高干病房的一位主任医师，名叫赵淑媛，是我的同学，有事可找她帮忙。对此，溥杰很感谢，也很高兴。
溥杰接着说：“这多年来，我和我爱人的共同生活，不仅没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信仰的影响，而且还经受了不少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考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她。
“我由于自己的处境和伪满洲国问题，在苏联五年，在抚顺五年，没有可能关心她，帮助她。不仅如此，反而给她增添了不少负担。她一个人不仅为托养、教育两个孩子而精疲力竭，而且还要为我的安危操心不已。对此，我很懊悔。
“这些年，她放弃在日本的优越和安逸的生活，来北京陪我，和我共度晚年。她的这些美德，也完全符合中国夫妻白头偕老的传统习惯。但万没想到，她竟然一病不起。这怎能让我平静下去呢？”
听到溥杰讲述他夫妻历经坎坷、不弃不离、相依为命、白头偕老的生活，我深受感动。
人们会问，溥杰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皇室家族成员，既已病重，为什么不去条件较好的东京医院，而留在北京医院医治？这个问题，固然要先从他们夫妻感情之深来解释，但同时，也可从他们夫妻不愿再忍受两国分离之苦来解释。
溥杰和夫人嵯峨浩两人既尝到了人间美好的幸福生活，也忍受过人间悲惨的苦难生活，有悲也有欢，有离也有合。
这些往事，要从溥杰留学日本说起。
溥杰和溥仪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亦有手足之情。在他们被冯玉祥部赶出紫禁城后，两人在内心里，都有一个力争复辟大清王朝的强烈愿望。
当年，溥仪离开紫禁城到天津后，从失败中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就是不论是夺权、掌权，还是要复辟大清王朝，都必须掌握军队，掌握军权。他已经体会到，自己没有军队不行，不亲自掌握军权也不行，枪杆子出政权。于是，他决心要把他身边的族亲子弟送去日本学军事。
恰恰在这个时候，好读圣贤书的胞弟溥杰，在家里也闹着要投笔从戎。
溥杰想搞军事，有两个因素：一是他要兑现其母关于“立志要恢复大清王朝”的遗嘱；二是受张学良的影响，很想从军当军官。
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沈阳）之前，亲自对溥杰说：“你要从事军事、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张的这席话，对溥杰影响很大。不久，溥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私自离家出走，便随张学良的家属，乘船离开了天津，前往大连。溥杰家人发现他已私自出走，都很紧张，怕他出事。全家只好找溥仪想办法，尽快把溥杰找回来。
溥仪只好找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帮忙，把溥杰截了回来。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对溥仪要办的事十分殷勤，一个电报发出，就把事情搞定。当轮船抵大连港下锚后，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被日本警察截住，并由溥仪派去的人，把溥杰又接回了天津。
溥杰虽然已被截回，但他从军的志向没变。为此，他便对家人和胞兄溥仪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充分表达了自己要学军事的理由和强烈愿望，期望能够获得溥仪等人的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溥杰的决心打动了溥仪。恰好，在这期间，日本人也在做溥仪的拉拢工作。于是溥仪决心让溥杰和妹夫润麟一同去日本留学。
溥仪为了能够使溥杰等人顺利出国学习，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介绍，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溥杰补习日语。同时他又派人去日本活动，安排溥杰赴日上学。
虽然溥仪派出的人，也都是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介绍的日本人，但日本官方还是没有立即接受溥杰到军事学校去学习，只允安排他们到专门供日本贵族子弟上学的学习院去学习。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在东京打算回国休假。临行前，他突然接到一封早在天津相识的日军参谋吉冈安宜的来信。该信称，拟请溥杰到他家去吃饭，也是为溥杰饯行。
溥杰没有理由不应邀赴宴。
在吉冈安宜家里，溥杰受到了一次十分丰盛而殷勤的招待。
宴会结束时，吉冈安宜神秘而又郑重地告诉溥杰：“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7月10日溥杰回到天津，他立即将这个情报通报给溥仪。这实际上是，溥杰被日本利用向溥仪传达了一个重要口信。
当时，溥杰也意识到这几句话是日本军方采取行动前，向溥仪打的一个招呼，非同小可，但当时，他想不到这几句话将暗示些什么？也猜不出“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3）



当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时候，溥杰被日本特许由日本贵族子弟学习院转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陆军。
1935年冬，溥杰从日本回国，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里当上个禁卫军中尉。
在这期间，溥杰也想选个美女，结束自己单身一人的孤独生活。
许多皇宫周围的高官，闻风而动，都想攀上这门皇亲，至少也想借溥杰选美一事，向皇室大献一番殷勤，巴结一下皇室。其中最为积极的还是日本军方。
有不少关东军的熟人，频频跑到溥杰这里吹风，说服溥杰娶个日本姑娘为妻。说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日本女人最温柔，最会照护丈夫等等。关东军的说客费了很大力气，却不见成效。
日本关东军担心溥杰蓄意不娶日本媳妇，便派吉冈安宜亲自去找溥仪，做说服工作。甚至还就此事，对溥仪施加一些影响，并明确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声称：日本关东军希望溥杰与日本姑娘结婚，以便促进日满亲善。
溥仪当时也看出日本关东军的用心，想让伪满皇族中渗进日本血统，其目的是日后进一步控制东北三省。
其实，溥仪对此事，也有他的苦衷。因为他自己不能生子，还指望溥杰的后代继承他的皇位。如果日本人插入皇族，爱氏家的“天下”，很难说会落入谁手。
溥仪为了打消日本关东军的野心阴谋，便借溥杰由日本回国之际，赶快动手，给他选一个中国漂亮姑娘，并尽快给他订婚。为此，溥仪还特意亲自找溥杰谈了一次话，明确警告溥杰，如果真的娶了日本媳妇，将会把自己和爱氏家族处于被日本监视之下，后患无穷，并表示要亲自为他找一个中国姑娘，结为夫妻。溥杰当时也赞同胞兄的意见，他一心不想再打光棍，胞兄亲自要为他选择对象，何乐而不为。
溥仪对胞弟选妻一事十分上心，说办即办。不久，他就派人去北京，为溥杰说亲。
北京的溥仪岳父家对此事还很重视，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这位姑娘还是皇族之后，文才、美貌均出类拔萃。溥仪觉得不错，溥杰也表示满意。
正当溥仪要选一个黄道吉日，为溥杰举行一个订婚典礼的时候，情报灵通的日本关东军参谋、原日本士官学校的吉冈，出面横插一手。
吉冈以老师的身份把溥杰找去，对他施压，劝他不要和中国女人结婚。吉冈明确告诉溥杰，日本关东军军部希望他选一个日本姑娘为妻，以增进“日满亲善”。并称，他既然是“御弟”，自应做出“亲善”表率。最后，吉冈又说：日本关东军军部本庄繁大将在东京要亲自为他做媒。
在吉冈送溥杰回府时，吉冈再次警告说，要溥杰立即取消和中国姑娘订婚的打算，静等东京方面的佳音。
溥杰是胆小怕事的人，在日本军方硬软兼施，恩威并用的压力下，他虽然心里也明明知道是日本人的用心和圈套，但在他的思想里已有心动。
其实，溥杰也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是从选妻和前途两个方面一并考虑的。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娶个日本妻子，更为理想，更有利于自己的前途发展，有利于自己的飞黄腾达。
只是他这样的选择，违背了胞兄的意思，怎么办？
对此，溥杰又想，不如此，又当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选妻子是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两全其美的道路啊。他经过再三斟酌，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决心考虑日本人的安排。
溥杰的决定，颇受日本方面的赏识。不久，溥杰被日方接回日本，又按日本军方的决定，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以便能够取得可以掌握军权的资格。
溥杰这次回到日本，身价已经变高，所到之处，很受欢迎。他不仅进入了日本高级军事学院，可以直接接触日本军方上层，而且还有军方高级将领给他做媒，娶上个日本媳妇。
溥杰在兴奋之余，仍然坚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有错。
关于溥仪所说的继承问题，溥杰也不是不去考虑，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伪满洲国实际上也是日本的，不全是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天下”，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继承问题。事实已经证明，溥杰选日本姑娘为妻，也是一个情有所原的选择，无可非议。
1937年4月3日溥杰在东京军人会馆，和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举行婚礼。
嵯峨浩是日本公卿侯爵之女，与日本明治天皇有血缘关系。嵯峨浩是在豪门贵族家庭长大，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她不仅天资聪慧，美貌出众，温柔热情，而且对诗琴书画无所不通。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位天真烂漫的日本少女，竟被无端地卷入了这场两国之间的政治婚姻浑水之中。
嵯峨浩的父母极不赞成这门亲事，也不愿意把心爱的女儿嫁到中国。迫于日本军方的政治压力，也不便断然回拒，但他们在内心里，却十分惶恐。嵯峨浩本人也为此极为不安。
日本关东军军部得知溥杰通过照片已看中了嵯峨浩，便积极插手此事，千方百计地要促成这份姻缘。
嵯峨浩的父母在日本关东军部的说服下，不得不先在口头上允承了这门亲事。
尽管女方家人很不情愿这门亲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在相亲之后，女方家人都看中了这位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风度高雅、举止得体的中国青年，并立即表示很满意这门亲事。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4）



相亲之前，嵯峨浩的父母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溥杰是个勤奋好学，憨厚谦虚的中国青年，只是不知道溥杰的相貌如何？
相亲之后，不仅嵯峨浩的父母看中了这个未来的中国女婿，连最反对这门亲事的嵯峨浩的祖母，也对溥杰赞不绝口。
溥杰自己则十分迷恋嵯峨浩的美貌和温柔，而嵯峨浩则爱慕溥杰的人品、风度和他的堂堂仪表。两个人一见钟情，非他不嫁，非她不娶，可谓天作之合。两个年轻人已经陶醉在幸福之中，早已把日本关东军设下的阴谋抛到了九霄云外。
婚后，夫妻生活十分幸福和美满。特别是嵯峨浩，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溥杰，以他的喜为喜，以他的忧为忧。
不久，嵯峨浩为了实现她要永远成为爱新觉罗家族一员的愿望，不惜离开了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日本娘家，随溥杰回到了伪满洲国的婆家。
嵯峨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