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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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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嵯峨浩为了实现她要永远成为爱新觉罗家族一员的愿望,不惜离开了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日本娘家,随溥杰回到了伪满洲国的婆家。
嵯峨浩到了婆家,就表现出东方媳妇所具有的贤惠美德,她尊重婆家的每个成员。她的真诚也征服了婆家的每个成员,连一直对她存有戒心的溥仪,也被她的真诚所打动。从而她博得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和亲友的尊重和承认。几年之后,她生了两个女儿——慧生、生。
这两个可爱的宝宝是溥杰和嵯峨浩爱情的结晶,也是两个民族的名门后代,因而深受各方宠爱。就连溥仪也把她们视为掌上明珠。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溥仪退位。这些战争和政治上的变革,使溥杰和嵯峨浩的幸福生活受到了重大冲击和考验。
溥杰当时看到大势已去,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已经成为泡影,他情绪低沉,深感沮丧。在这个必然出现的打击面前,他已经失去勇气面对发生的一切。他想到了死。
在去通化逃难的汽车上,溥杰一时冲动,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想用自杀来逃出这场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涡。就在他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刹那,“你不能死!你要想想我和孩子……”嵯峨浩失声地叫喊着扑上去,压住了那可怕的枪口。溥杰看看妻子嵯峨浩,想想年幼的两个女儿慧生和生,他的双手颤抖了,他哭了,哭得很悲伤。他抓住嵯峨浩的手,感到自己错了。
溥杰在想,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此自私,自己痛痛快快一死了之,却抛下了远离娘家的妻子和两个幼小可爱可亲的女儿。这还算什么敢承担责任的丈夫。他下定决心,以后的道路不论如何艰苦,不管会出现什么万丈深渊,都要活下去,要陪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共渡难关。
溥杰想通之后,把手枪交给了嵯峨浩,让她保存,并做自卫之用。
嵯峨浩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很镇静,她的想法很单纯、很专一,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和丈夫死守在一起。
当时,日本有关方面派人通知嵯峨浩,要她带着两个孩子,随他们一起飞往日本,以免时局骤转,措手不及,难以脱身。
嵯峨浩在战事逼近的紧急时刻,深知作为一个日本人留在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也知道战局一天天变化的严重性,但她毅然决然地回拒了日本有关方面的好意。
嵯峨浩想的是,不能在危险时刻、在关键时刻,抛弃丈夫独自回国,她必须留在婆家和丈夫共渡难关。
一天,关东军通知溥仪、溥杰等少数人先行飞往沈阳,在沈阳换乘大飞机去东京。
嵯峨浩信以为真,能够让丈夫先脱离这个险境,就很满足,就很欣慰。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嵯峨浩跟随爱新觉罗氏皇家老小,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只能在通化等候机会去沈阳,换大飞机去日本。
溥仪和溥杰一飞到沈阳机场,就被苏军扣押,并立即被遣送到苏联。而嵯峨浩等皇家亲属,全部仍然留在通化一带。
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全部东北三省,日本飞机已全被冻结,嵯峨浩等“皇室”眷属,只能在通化一带流浪。
后来,有的“皇室”眷属已有去处、各奔东西的时候,嵯峨浩也只能携带两个幼小的女儿,经过艰难困苦,在流浪中被好人收容。
嵯峨浩母女三人又漂泊了几年,直到1947年1月,才乘上最后一艘遣返船,回到日本。从此,嵯峨浩和丈夫溥杰一别就是16年。
嵯峨浩也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对丈夫的感情,坚贞不移。她在日本除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外,还不断地打听丈夫的下落和情况。她坚信他们夫妻终会团聚的。1950年,当溥杰被引渡回国到达抚顺后,她就千方百计地打听丈夫的消息。
1951年4月,嵯峨浩突然接到国际红十字会转来溥杰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在这明信片上,有溥杰写的十二个大字:
“注意身体,拿出勇气,等待下去!”
这个明信片对嵯峨浩来说,如获至宝,字字千斤。这个明信片给她带来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后来,嵯峨浩从抚顺释放回东京的日本战犯口里,得知一些有关丈夫的情况。她很高兴,似乎感到团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但是,出自某些顾虑等种种原因,嵯峨浩没敢及时地给丈夫回信,怕丈夫被怀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甚至她还担心,即使是给丈夫写了回信,丈夫能否收到,她也没有把握。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5)



溥杰长期得不到妻子的音信,则揣摩不安,十分困惑。夫妻双方的思念之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增无减。
1955年春,夫妻二人终于取得了联系。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信,打开一看,信封里装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三封信。溥杰惊呆了,他高兴极了。从此,夫妻两人开始了不断的书信来往。在这些来往的书信中,嵯峨浩对溥杰说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是:“我等你一辈子!”溥杰读后,流下了眼泪。
这句话是嵯峨浩对溥杰1951年的来信,明确的,发自内心的答复。
五年之后,于1961年1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特赦令。溥杰获释。
12月7日溥杰由抚顺抵达北京。
当爱新觉罗在北京的家人为溥杰洗尘,在餐馆欢聚的时候,溥杰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日夜想念的、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
溥杰每当想起妻子,总觉得自己有愧于她,对她苦苦等他16载的恩情无法回报。他渴望早日和妻女团聚。但是,他万没想到,他的胞兄溥仪极不赞成他们夫妻团聚。
当溥杰对溥仪讲到嵯峨浩在等他的情况时,溥仪竟然板起面孔,要溥杰和日本妻子断绝关系,还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线;二、她如果来到中国,从思想上你怎么帮助她。你也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三、嵯峨浩到中国来,她在日本的家人会常来信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溥仪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遥远,似乎有些难以沟通。
如果从前,溥杰和胞兄发生分歧,他一贯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见,迁就胞兄的意见,甚至个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对溥仪的意见。而今,在与嵯峨浩团聚的问题上,溥杰不想再违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见。虽然,溥杰没立即顶撞胞兄,但他已经一反常态,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见。
溥杰再三思考,始终认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断绝关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一,嵯峨浩虽然出身皇家贵族,但不能以此认定,她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说,有成分论,但不能唯成分论。况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她终生的婆家,硬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实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6年的艰苦考验,都动摇不了她对丈夫的真情。难道在一些问题认识上,她还会抗拒丈夫的帮助吗?连我们长期与共产党对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经改造成与旧思想决裂的新人,浩为什么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还怀疑嵯峨浩会成为爱新觉罗家庭中的特务,更是毫无道理的。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圈套,都对嵯峨浩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溥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嵯峨浩不仅从没参加任何不利中国的罪恶活动,反而还一再表示,对日本军方的一些作法不满。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她呢?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脚正不怕鞋歪,谁愿意怀疑我们是特务,就让谁见鬼去吧。
回北京的两天之后,12月9日,溥杰突然接到由中国国务院转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喜若狂,原来是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杰回北京住在何处,便大着胆子请中国国务院代转这封电报。
又隔了四天,溥杰收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表达了十多年不变的眷恋之情,并倾述了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溥杰哭了。
紧接着,溥杰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衷心要求。溥杰再次哭了。
怎么办?
夫妻分居两国,彼此强烈期望团聚。
团聚不成的干扰,无非是来自溥仪的一些猜疑。这些猜疑虽然没有多少道理,但对溥杰说来,还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应该怎么办?
溥杰想到先向组织上写一个报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中国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
“但是她在回国之后,如果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中央几个领导人看到溥杰的报告,都认为应该允许嵯峨浩来北京和家人团聚。于是,中央派专人告知溥仪和溥杰,告称:时代在变化,任何人通过改造,都会提高觉悟,跟上形势。并强调指出:“如果说嵯峨浩曾受过日本人的操纵,那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最后,来人还特意对溥杰说:“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是你一个人,东北约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婚。你应该给嵯峨浩回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已经是平民了……可以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让她也是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来华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6)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溥仪对嵯峨浩来华一事,不再坚持己见,也欢迎她早日来华。
最后,爱新觉罗一家人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以溥仪、三妹、五妹夫妇名义,用流畅的日文,给嵯峨浩写了一封邀请信,请她携女儿回家。
在此期间,溥杰借廖承志赴日机会,给嵯峨浩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最后,溥杰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多写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过上幸福愉快的后半生的生活……”这句话使嵯峨浩很为之感动,两行泪水流淌在绯红的面颊上。就在她朦朦胧胧沉醉于幸福的追忆中的时候,家人给她送来了爱新觉罗全家人给她寄来的邀请信,请她回家。
这封邀请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声。嵯峨浩被这一件件难以预料的喜事所感动,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约在4月底,溥杰接到嵯峨浩将携女回国的回信,很高兴。他不辞劳苦,竟然提前半个月,就乘火车去迎接她们。
溥杰和嵯峨浩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来华的女儿生、母亲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场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溥杰回顾这段往事之后,对我说: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对我讲了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她说,‘在回中国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劝她不要回来。甚至有人说,至少等中国灾荒过去后再回来也不算晚。她回答说:等到灾荒克服之后,再回去坐享其成,那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她还说:我们国家(指中国)虽然还比较不发达,但她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还说:她在和我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决心陪我一辈子,至死不变。这些话,我终身难忘。”
接着溥杰又补充说:“想起这些话,再看看她二十多年来那种毫无怨言的实际行动,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对不起她。”
溥杰还谈了他小女儿生回国的事,他说:“小女儿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习惯,便坚持要回日本。这件事,我作为她的父亲,曾坚决反对过。我知道,她是不愿跟父母在中国过苦日子,是不愿放弃东京的优越生活。对此,我批评过她。我还向她发了火。她不管我怎么反对,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她还是走了。这件事,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小女儿回东京一事,在精神上,对我的打击很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剩下这个小女儿也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天伦之乐。
“小女儿回日本之后,只剩下我和浩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浩以我们自己仅有的微薄力量热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建设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固然受到了某些惊吓,但也受到了锻炼,受到了考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较为清苦的日子。但我们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夫妻之间,从没有为些家庭琐事而红过脸。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稳的、没有起伏的美满幸福。但万万没想到,正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年月里,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对此,我十分不安。”
当时我对溥杰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贺,对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问,溥杰补充说:
“每当想起,由于我的罪过,使我们夫妻出现悲欢离合,我就深感内疚。每当想起,浩作为妻子,对我这样好,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对她爱护也不够。现在后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后,溥杰对妻子关怀备至。每天晚上,溥杰都去医院陪她,给她喂水、喂饭。夜里,为了观察她的病情,溥杰就在她病床旁边,支起一个折叠床,陪她过夜。
我忙问:“今天,你怎么没有去医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医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听后,觉得不该前来打扰,便脱口而出说:“我不该这样来打扰你,很对不起。你所谈到的一些往事,我很爱听,只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你夫人生病,我只能为你着急,但帮不上什么忙。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全力去办。现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让你也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去医院。等夫人出院之后,我们再聊。”
“不!我们有几十年前相遇、相识的缘分,现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顾一些往事,很有意义。对我说来,也有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留给后人。能不能做到,我还没有把握,至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专下心来写东西。以后再说吧!……”
溥杰接着说:“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请你下周三再来我家一次。我们再深聊聊。今天你听我谈了,下次听你谈。我们的话题是共同追忆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兴趣。”
“好!下周三上午我再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溥杰的家。
西皇城根2号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大宅门。门前有解放军守卫,大院内的主楼也有解放军岗哨。就从这警备森严的架势上看,谁也猜不出大门里面是个什么衙门。其实,这个大宅门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自从六届全国人大把新成立的四个职能委员会设在这个大院之后,这大宅院就变成了全国人大各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说实在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休会期间,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外,没有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入这个大宅门。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7)



这天星期三,我照例匆匆忙忙走进这个大宅院,准备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办完,想尽快应邀去溥杰家访问。
出发前,为表示对溥杰的尊重,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溥杰在电话里说话和往常一样,很客气地对我说:“今天天气好,很适合访友聊天。西皇城根离我家不远,快来吧,我在家等你。”
护国寺离西皇城根2号不远,几步路就走到了。当我走进溥家大门时,溥老已走出正屋门来迎我。我们相见,免不了寒暄了一番。
看上去,溥杰这天情绪很好,显得比往常精神了许多。我忙问:“夫人的情况如何?”
“这两天颇有好转。浩劝我回来休息。
“我昨夜休息得好。今天天气又好,感觉很不错。我很早就起床,出来活动活动,浇浇花,现在正等着你来。”
“我今天不能多打扰你,希望你在这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大好时光里,早去医院,多陪陪夫人。”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很愿意跟你多聊聊。”
溥杰边说边为我泡茶,又拿出了浩的妹妹从日本带来的巧克力招待我。
我们正准备开始闲聊的时候,从左边屋里走出一位身穿制服的日本女人,她很有礼貌地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立刻站起来还礼。我正想问,溥杰在旁介绍说:“这是浩的妹妹。她特意从东京来探望她姐姐。”
这时,浩的妹妹向我又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我也向她鞠了一躬,并说,“很荣幸和你相识。”然后,浩的妹妹又略有歉意地说,她要去北京医院看姐姐,失陪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一是溥杰夫人生病,住在医院;二是他家又有远方来的客人需要照顾;三是溥杰已经年过古稀,不应该这样前来打扰。因此,我怀疑,溥杰对我今天的前来,是否有些勉为其难,却又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难处。我想到这里,有些后悔,觉得此时来访溥杰,有些不近人情,应该另选时间再来。
我刚要说出自己的心思时,聪明的溥杰已发现我有些发窘,便立即说:“今天,我们去医院的任务,已有分工,浩的妹妹白天去,晚上我去。这样分工,倒不是为了你来,而是我也想抓时间休息一下。同时,我也很想找机会和你,以及和有关人士聊聊50年前的事。这也是我的需要。因此,你大可不必感到来得唐突,以为来得不是时候。同时,今天约你来,也想送你一张我写的字,留作纪念。”
说着,溥杰到书房里拿出来已经写好的字画,双手递给我。我赶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字画。
这字画是专为我写的,充分显示了溥杰的诚意。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一面打开字画看,一面连声道谢。
溥杰是大清王朝末代八千岁,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写的字,也遍及全国。他写的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人们都称他是位著名的书法家。许多商号门匾,都是求他写的。
人们都知道溥杰写字写得好,而他自己却很谦虚,从不张扬。他不为名,不为利,给别人写字,分文不取,而且还有求必应。据1985年这一年的统计,向他求字的人,多达280多人,用的宣纸至少有800张。
溥杰每天的活动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张。他除了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和有关参政、议政等工作外,他还要抽出足够的时间,为写好自己的后半生一书搜集资料,还要占用大部分时间、风雨无阻地去医院陪夫人。这些固定的日常活动他必须照办外,还要应付四面八方人士的求字和一些热心朋友的来访等。因此,他的休息时间很少很少。
这位才华出众、书法奇特的老人,在不停地忙碌当中,竟然抽时间,主动为我写了这幅字画。我很感动。
这幅字画是抄写唐代张藉的一首诗,我看完这首诗后,溥杰对我说,他喜欢这首唐诗。诗的含意,多是为了吉祥。我接着就赞赏说:“溥老的字风格独特,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每个字都是一张画,画中主体的姿态,既严谨,又渗透着某些潇洒、宽松和美感。所写的这首诗,也正反映出溥老一代老人的心愿,嘱人不要动不动就张牙舞爪,不要损人利己,不要不可一世,处处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社会的利益。如果人人都能为此善良,如此有良知,天下必将太平,世界必将美好。”
溥杰笑着说:“说得好,古人的诗句需要后人深入学习、研究和领悟。这首唐诗,我很欣赏,其中的含意,对我影响不小。如此,我才选定这首诗,写好送给你,留作纪念。”
“我也欣赏这首诗,更欣赏你写的这笔字”,接着我又说,“我将把这幅字裱糊起来,挂在我家客厅里,让我的朋友,都能仔细地欣赏溥老的字。同时,正如你所写的,这幅字可作我们的纪念品。每当我看到这幅字画,自然会想起我们今天在你家的谈话。”
溥杰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将这幅字画叠好、包好,又递给了我。
接着,溥杰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往事,他说:“咱们接着上次的话题谈吧。上次说到,怎样对待历史,怎样才算对历史负责?这个问题,我们的共同立场是,无论是看历史、读历史,还是写历史,只要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去观察、去写作,就算是对历史负责。这一点很重要。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8)



“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阵‘皇帝’风,或叫‘皇帝’热,出现了不少以皇上、太后、公主、皇宫、太监为题材的、属于历史性质的宣传物,花样繁多,来势很猛。这股风在电影、电视剧、报刊、杂志、小说等宣传阵地中,都受到不少波及。这股风在广大听众、观众以及在广大读者中间的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也是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作品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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