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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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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火车的一个大站台上，有一大群农民，有的手持锄头，有的拿着扁担、铁锹，还有的拿着红缨枪，呼呼啦啦地拥了上来。为首的农民头目，还哇啦哇啦地嚷着什么，农民们也在喊些什么。
当火车进站之后，农民们顿时静了下来，似乎要看看火车里都是些什么人？
火车门一开，下来的竟是溥仪和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这时，就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农民们的吼喊声。为首的农民大叫一声：“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康德，就是他！”他这么一叫，农民们跟着就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有人喊：“就是他！没错，就是他！”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2）
还有几个手持铁锹的农民挤到了火车门口，大喊大叫：“我要杀了这个狗皇帝！”
“这个日本鬼子的狗皇帝害得我好苦呀！”
“这个狗皇帝害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
打死他、杀了这狗皇帝等喊叫声，掺杂着锣鼓声，一片凄惨和愤怒，杀气腾腾，十分恐怖。
这时，站立在火车门前的溥仪和几个伪大臣都低着头，接受批斗。
溥仪面对这种斗争场面，很害怕，似乎死期已经来临，有些不知所措。有的伪大臣被吓得直哆嗦。火车门口，已有持枪大兵在把持，没有退路。两旁的军警虎视眈眈地在盯着他们。怎么办？想逃无处逃，想躲无处躲。对面的这些手持农具的贫雇农，似乎真的要把溥仪等人就地正法。
以上这段惊心动魄批斗溥仪的故事，是援引溥仪担心自己会被农民批斗致死的心态编出来的。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溥仪在农民面前是个罪人；也可看到农民的觉悟高，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概，有一种要把这真龙天子批倒批臭、再踏上几千只脚的造反精神。同时也是为了吓唬吓唬溥仪。似乎将“文革”时的批斗场面，搬到了五十年代。
我们认为编此故事的上述两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效果不错”。
但是，事实上，在移交、押送这批战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发生过上述这段故事。
历史根本就没发生过这桩事，却硬编出一个故事，流传全国。这就必然会导致误传，以及以讹传讹，混淆历史。
溥杰和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只能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和有关情况来说明上述批斗溥仪的故事是假的、是编出来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各大行政区还没撤销。东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处理引渡这批战俘的工作。对这批战俘的移交和押送工作，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铁道部作出了专门部署。从绥芬河到沈阳沿线各大火车站，对这一特殊专列，必须提供方便，保证顺利通过。各站内的治安必须做到外松内紧、绝对保密、不让群众知道情况。因此，这列战俘车所通过的各火车站，不仅农民、群众不知道火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就连许多车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车站负责人也都不知道溥仪就在这列火车上。
既然沿途各站没有什么人知道这列火车里有溥仪，那么火车站台上批斗溥仪的故事，只能是子虚乌有。
溥杰和我希望能以历史事实还给历史一个真实面貌。
在某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满载日伪战俘的列车，刚刚开过一个车站，一位列车员走到溥仪跟前说，“吃饭了。”溥仪一副皇上的派头，盛气凌人，并大声问道：“这是什么站？”列车员不便回答，没理他。这就引起龙颜大怒。当列车员分给溥仪两个馒头和两个咸鸭蛋时，溥仪很不高兴。
随后，溥仪将馒头扔在地上，便大声喊叫：“拿酒来！”接着，溥仪手拿一瓶酒，一面喝，一面喊：“我这喝的是催命酒！”
这样的故事，已经更是编出了格。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溥杰和我都认为溥仪是个罪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但不能因为他是个罪人，就可以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以及足以丑化其人格的事情，强加在他的头上。这也是对一个人的不公正。
我和溥杰都没见溥仪扔过馒头！
溥仪还吃得兴致勃勃，他对小王说：“稀饭真好喝！多年没喝了！花卷也不错，特别是和咸鸭蛋一起吃，真香！”
因此，根本就没发生过溥仪把馒头扔在地上的事情。
溥仪等58个人都是经过五年锻炼的老俘虏，也都是些懂事、识实务的罪人，他们在被押送的过程中，都很自觉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没有任何人敢于放肆或借机兴风作浪。
溥仪坐的这节车厢里，除小王（通讯员）出出进进、送水送饭外，只有陆曦和我坐在紧靠溥仪旁边相对两排的座位上。陆曦和我既没听到溥仪大叫什么“拿酒来！”“要喝催命酒！”也没有任何人给溥仪送酒来。况且，溥仪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容许溥仪如此放肆。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溥仪大喊大叫喝“催命酒”的故事。
溥仪当了好些年皇上，是有脾气，火气还不小，他的一句话，可使人头落地。但是，他还是一个经过风风雨雨磨炼过来的人，也是个知道谨慎的人，知道掌握分寸，而不是一个粗暴而又头脑简单的无知之徒。他不会作出像耍酒疯似的举动，也不会在政府接收代表陆曦旁边，随便撒野。
如果有人硬要把一些粗野的举动强加给他，他自己也无可奈何。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
正当我军和由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期间，我帅阵亡，是我党的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可对此，为什么听不到任何风声，既没看到林彪阵亡的简报，也没听到这方面的小道传说。这类事又不便多嘴去打电话向军方询问。难道说，为了稳定军心，这一阵前重大伤亡的消息暂不下达？种种猜测，得不出个结论，让人有些纳闷。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1）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党、政、军所占据的较大城市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党中央已从内地调到东北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并已分散在东北各地解放区。在这些解放区和南满一带城市，和哈尔滨一样，一片打倒封建主义、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声，从城市到农村，震天动地。这是美国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立即转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这已成为世界性的规律。
领导这一地区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几员显赫人物。他们是高岗、林彪、林枫、高崇民、张学思等人。
为了有利于开展这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活动，他们在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高岗挂帅，林枫、高崇民、张学思任委员会副主席，栗又文任秘书长。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新兴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它既是东北三省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强日、俄、英、美、德、法等国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哈尔滨曾聚集了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并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同时还有外资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务，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处理日常的涉外事务。为此，于1948年中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外事处。
涉外工作无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处的工作便直接归口由林枫副主席亲自领导，也就是说，外事处是在林枫亲自领导下工作。外事处建处初期，人员不多，算上处长陆曦，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在哈尔滨期间，我们三人都没有外事经验。中央外事组、西柏坡没来得及派人来支援。因此，为了工作上的应急需要，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在工作中边请示、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
搞外事、办外交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我本来在大学是学医的。当年，我一心想当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以做点脚踏实地、救死扶伤的实在事。换句话说，自己就想做个靠本事谋生的本分人，做个既可不必瞻前顾后，又不求荣不求禄，靠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对搞外交我又一窍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兴趣。当党组织硬性决定命我去搞外交时，我很为难，不服从吧，就是不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吧，就要放弃两年已学到的医学基础。怎么办？对此，我在思想里嘀咕了很久。
说实在的，正当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四平等地打拉锯战的时候，为了战时的需要，不要说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项殊死任务，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不容选择的。地下党组织栗玉（栗又文的妹妹）找我谈话，她说：“党中央目前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大局转。我们每个党员也都要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问题。组织上选你离开大学，放弃学医，去从事政治、从事外交，是对你的信任，是对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将来为劳动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应该牺牲小我，去服从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
栗玉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有如泰山压顶，没有考虑的余地，只能服从。
说心里话，要我放弃学医，去从事外交，我很不情愿。
我这种不情愿，并不是我对外交、对政治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什么怀疑，更不是对中共带领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气有什么动摇，而是对钻研理科、攻读医学确实曾有过一些兴趣。
就这样，在一个转瞬之间，我就很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一生在事业上的走向，进入到外事口，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的一名成员。
涉外工作领导比较重视。因而我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工作期间，除高岗、林彪外，和一些领导人，诸如林枫、高崇民、张学思、栗又文等，由于工作关系，均有接触，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作的大会报告或工作上的具体指示，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高岗和林彪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也难得一见。有一天，我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面写道：“共匪军事首领林彪已经在前线阵亡。”这条消息引起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注意。
正当我军和由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期间，我帅阵亡，是我党的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可对此，为什么听不到任何风声，既没看到林彪阵亡的简报，也没听到这方面的小道传说。这类事又不便多嘴去打电话向军方询问。难道说，为了稳定军心，这一阵前重大伤亡的消息暂不下达？种种猜测，得不出个结论，让人有些纳闷。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人皆有之，而我更甚。为了弄清这一不便弄清的谜团，当天夜里我和秘书处的一个干部不动声色地进行了一番调查，亲自到众人不知的林彪住处去探听风声。
这天夜里和往常一样，哈尔滨城内仍然是一副战时景象，市民在天黑之后，早已熄灯入睡。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2）
市内有照明的地段不多。南岗从喇嘛台到秋林公司还有几盏街头路灯，再往西走，几条横街都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没有任何大城市应有的喧闹和噪音，寂静得有些恐怖。
当我们从南岗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在向右拐、走到距林彪住处约五十米的时候，只听林彪住宅的门警（卫）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我的同伴立刻回答：
“我们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是找你们那里小柯的。”
“小柯住在司令部，不在这里。”
接着门卫又喊：
“你们是回去，还是往前走？”
为了进一步观察有关动静，我说：
“往前走。”
“你们几个人？”
“两个人。”
门卫立即很严厉地说：
“你们两人拍着手过去！”
当时，我的同伴说：“我们不拍手可不行，弄不好，门卫会开枪的。目前战争形势紧张，被他们打死，白死，无处说理。”
我急忙说：“废话，人死了还说什么理？现在我们就委屈点，服从门卫的命令吧！”
为了探听有关风声，只能尊重门卫的命令，拍手而过。
根据种种迹象，我当时就断定：一、林彪安然无恙；二、国民党中央社那些记者是奉命造谣，妄图干扰我们的军心。这就叫作“黔驴技穷”。
关于高岗，他更是有些神出鬼没，一般人难得一见，了解他者不多。我只知道，要见他或找他请示问题或处理文件只能到交际处去找他。当时，我们都不言而喻地知道，高岗的业余生活，不管形势多么紧张，有两件事他抓得很紧：一是打麻将，他又善于打“二五八和”；二是跳交际舞。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在林枫等人的领导下，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既不会打麻将，也不去跳舞。当时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较单调，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却很饱满。
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玉米子加咸菜，穿的是二尺半（黄军装），但我们敢于自豪地说，我们对解放事业充满信心，十分乐观，坚信朱、毛必胜，国民党必败，蒋介石必然会被打倒，全中国必然会解放。
当时，每当看到一份前线的胜利简报，我们都会忘记吃饭、忘记休息，兴奋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当今球迷们那股痴劲。
1948年，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发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让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有些坐不住。
7月，这场解放战争刚刚打到第三个年头，我解放军的兵力已有惊人的扩大。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300多万人左右的时候，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0万人发展到近300万人。而且，国民党的正规军约170多万人已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
约在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
10月初，高岗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并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充分的估计，认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即将到来”，“当前的任务是全力支援战争”。
当得知高岗这一结论性的战事安排时，我高兴得要跳了起来。
上述会议开过之后，东北战场就开始了“关门打狗”的战略。
几天之后，我解放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蒋介石军队10万余人，攻下了锦州；不久，长春的10万守军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着在辽西又歼灭了蒋军12个精锐师，计10万余众。似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所面临的崩溃形势，已经是势不可挡。
当时，我们外事处的三个人面对这一即将转折的重要时刻，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恨不能也到阵前去为这一战事转折和必然取胜的战争，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负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期望。
几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战略性部署，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岗在住处（哈尔滨南岗法国领事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即将接管沈阳的方针，提出今后的重点都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班人马也即将随军开进即将解放的沈阳，并将在沈阳这一较大的城市里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即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在高兴之余，也都感到，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转移的需要，我曾和哈尔滨市外事处长陈克通了个电话，告其：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将向即将解放的沈阳转移，今后有关地区性的外事工作将请市外事处接管处理。
一切离开哈尔滨的收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便立即投入紧急准备行装，并日夜等候乘火车沿着四平等战火纷飞的阵地开往沈阳的命令。（注：11月2日解放军打入沈阳，4日我们开进该城，当即驻扎在太原街2号，原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3）
仅用三天时间，我们将准备行军的工作安排就绪。正在我们全神贯注、待命出发的紧张时刻，突然一天上午，东北行政委员会传达室通知我：
“有一个大学生，要求外事处的人接见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进来，你们见他一下？”
我也不知来者是谁，要谈什么。按规定，这类约见是不准随便拒绝的。为此，我只好答复传达室：“可请他进来，我跟他谈，了解一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
原来这位大学生杀了人，他杀了一个老外，现在是来政府投案自首的。
这类事，外事处是否可以受理，我们没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杀人案，应由公安或法院去处理，外事处岂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该学生一再强调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绝。
经过商量，我们认为此事多有蹊跷，既是涉外事件，不妨听听再说。
主意已定，由我出面去接见这位自首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叫王杰（下称小王），他一见到我，就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涉外事件。
王杰说：“我对苏联兵极为不满，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讲出这一仇恨，我从1945年苏联出兵我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说起。”
1945年8月，苏军入城，兵荒马乱，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寄宿在学校的王杰等同学和尚未离校的化学老师张某夫妇一起，共度这一非常时期。
张老师为了学生们的安全，也是为了自我壮胆，把留下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大屋子里住，大家同睡在一个大横木板铺上。张老师夫妇就住在大屋里面的小屋子里，以便和学生们互相能有个照应，以期平平安安地度过战时的困难，等待早日复课。
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秩序，对几个孤苦伶仃的寄宿学生来说，又惊吓、又无可奈何！
这几个寄宿的学生为了安全，自己组织起来，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对此，化学老师张某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这些防范措施都不错，但只能在精神上给自己壮壮胆而已，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这些棍棒利器是无法抵挡冲锋枪的。你们可不能乱来，个人安全要紧。他又劝学生，躲在校舍里，不要出去惹事，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张老师的这番话大大稳定了学生们的情绪。但是，谁也想不到，一场意外的惨案就发生在校内这套大小套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天，时至半夜，学生们正酣睡时，几个持枪苏军破门而入。
学生们已被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
天亮之后，学生们都很关心张老师夫妇的情况，但又不敢过早地去打扰他们。时至中午，小王几个学生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胆地推开了小屋的门。一看，小王他们都吓呆了。屋里除留下了不少血迹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天夜里，学生宿舍里这么一闹腾，学生们谁都不敢再住在这个倒霉的宿舍了，都纷纷离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个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亲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边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撑下，日子还算过得去。阿姨对小王甚为关心，一是她受胞姐委托，要照顾这个外甥；二是阿姨确也很喜欢这个懂事而又孝顺的外甥。因此，每逢节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来，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既可犒劳犒劳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温馨之乐。
这天不是节假日，小王担心这样唐突跑回家去，会不会吓着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无处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应如何向阿姨解释昨夜校舍里发生的事。对此，小王内心里十分踌躇。他担心昨夜的惨案，说出来，会吓坏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去想再去说这件特别恶心人的惨事。最后，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离开了现场，就不应该再让这一凶杀惨案的情节，继续一幕一幕地在脑子里瞎折腾。于是，小王决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说。
当小王跨进阿姨家的大门时，又一幕灾难从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着阿姨那双僵硬的手，不停地摇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妈，你别扔下我！妈，别扔下我！”
开始，小王不以为这是真的。阿姨是个很乐观的人，身体也很健康，几天之前，她还给小王做了一顿土豆饼吃。
当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张发青发紫的脸时，他才知道，悲惨的灾祸，已经降在自己头上了。
这时，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着说：“妈要我去找你，东头张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着小妹哭得更加悲惨。
小王被眼前这场惨景惊呆了。待他转过神来，他便扑上前去，不顾阿姨死后的恐怖相，抱着阿姨的头，大哭不止：“这是怎么啦？阿姨你说话呀！”
当小王听到小妹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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