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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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好人，如此的黑暗，竟看不到什么希望。能够遇上像你这样仗义执言的好人，我才敢讲真话，讲心里话，才敢把心里的苦水全倒出来。”
“你就大胆地说吧！我一定要帮你！”我很想快些知道她母亲的情况。
风琴很激动地说：
“许先生，我要向你诉诉冤啊！我有杀母之仇要报，有被人污辱的冤要伸！”这时，她已经不再克制自己，放声哭了起来。
风琴这么一说，让我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所说的仇和冤，从何而来。当我走近她，劝她不要激动时，她放声大哭地说：
“我娘已经死了。”
我听后又吃一惊。风琴一面哭，一面对着她母亲的照片，双腿跪下，连声叫道：“娘，您死得惨呀！死得冤呀！我相信许先生会帮我，为您伸冤，为您报仇的。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风琴哽咽得发不出声来了。我劝她不要过于悲伤，仇要报、冤要雪，但必须从长计议，把眼光放远些。风琴说：“我明白，在这个美国佬是太上皇的年月里，也许是没有什么希望报仇了。至少，我请许先生把我母女的冤情、不幸的遭遇写下来，一旦需要，就公诸于法庭或民众，能让人人都知道美国佬在中国留下的这些罪恶。”
风琴在稍有平静之后，讲述了她母女的遭遇：
就在那年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美国人大院要举行招待会。招待会的主管要我也参加，给我的差事是在门口照顾来宾，必要时为来宾引引路。为此，在招待会之前，我拼命地学习有关对外礼宾的英语会话。
在这招待会上，有一个美国佬，名字叫胡克，他一直在盯着我，多次过来用英语同我搭讪，又劝我喝酒。最后，他用各种手段，强迫我喝了一些外国酒。我醉倒了。当时，我只觉得有人把我扶在沙发上，我嚷着要回家。当我隐隐约约听到招待会即将结束，客人已陆续离去时，我猛地站了起来，要回家，但两条腿有些软，迈不开步。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胡克扶着我说：“先喝口水，清醒一下，然后我送你回家。”我一听回家，便拿过杯子一饮而尽，然后我好像更醉了，只觉得迷迷糊糊了一阵，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略微要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只觉得周身软绵绵一点气力也没有，浑身痛楚，口里干燥得很，想起来喝水。我渐渐清醒一点，勉强睁开眼睛一看，可吓死了。胡克像个魔鬼似的狞笑着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疑起来，这才发现我身上已经是一丝不挂了。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我气极了。我抓起东西就向胡克打去。我当时悲愤极了，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再见人了。我穿好衣裳，拿起桌子旁的一把铁熨斗，直向胡克扑去。当时，我也不知道熨斗打中了没有，却觉得自己的头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就昏过去了。显然是这个魔鬼把我打昏的。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妈妈正坐在我身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在哭。
我在妈妈身边哭了整整一天，悲痛欲绝。我又想到去死，但看到可怜的妈妈，又不忍心去死。我决心离开美国人大院，忘掉这场噩梦，另找生路，重新开始，但这被人污辱的大耻大冤，岂能忘掉。
妈妈为了减轻我在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先忘掉这段灾难，打起精神活下去，决心搬家，换个环境。
搬家之后，我们母女就住在这间屋子里，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还可以生活下去。起初，我门也不出，总觉得人在背后讥笑我。我在家给人家洗衣裳，赚点钱，维持家用。有一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静。没过多久，一场新灾难从天而降，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怀孕了。这可怎么办？我母女的生活已经很艰难，又面临着一个生孩子的问题。生孩子的事，我想也不敢想，也不会想。孩子真的要生下来，我们家的日子就更难维持了。我蒙受污辱，无处伸冤，无法雪恨，也让无辜的孩子跟着蒙受污辱，真是罪孽呀！想到这些，我的神经要崩溃啦。苍天真的要我走上绝路。我这时真想死。只要一死，我就可以解脱一切。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10）



妈妈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很严肃地对我说：
“你要是心里真有妈妈，你要真是个孝顺女儿，就不要老想着死。肚子里的孩子，虽说是坏人留下的种，可这种也是条生命，你为了自己的脸面，不仅害死了你自己，还要害死一条无辜的小生命，说不定，你妈妈也不会活下去了。这是在作孽呀。”
最后，我妈说，我们既然遭到美国佬的陷害，为什么不去美国人大院找美国上级官员告胡克一状。我们不能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干吃哑巴亏。告状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从美国那里捞到什么，不是为了要美国赔偿什么，我们中国人虽穷，但有骨气，是有勇气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我们强烈要求美国当局严惩胡克这种罪犯，还我一个公道，以立此存照。日后，我们也好向出生的子子孙孙有个交待。
妈妈的主意有理有力，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气质，还有一种不畏强暴、顶风而上的胆识。我赞成妈妈的主张。我也明白，我妈的意思是，要把胡克的罪行告到美国官方，以立此存照，以便对后人有个交待。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天，我去了美国人大院。
美领馆是红砖盖的两层小楼。他们办公的人都在楼上。我进大院没有困难，要上二楼，须经过秘书。我向秘书说明来意，要见美国驻沈阳负责人告发胡克。
秘书出来说，领事不在。
接着胡克便出来应付我。
我一见到胡克，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我气极了。我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我大喊：“我不要看见你这个野兽畜牲。”这时，我已难以控制自己，便跳起来去抓这个恶魔。我还继续大叫：“我要找总领事告发你。”胡克摆出一副流氓样子说：“你告我什么？你是疯子。你凭什么告我？告我什么？这里不准随便乱叫乱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当时，一种羞辱感使我无地自容。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气得发抖，顺手抓起一个凳子向他打去，然后用头猛烈地向他撞去，接着又用全身的力气去打他踢他。可怜我又瘦又小，却被这个美国流氓扭打得浑身发紫。这个美国佬就这样把我推出大门。当时我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门房老张看到这一切对我十分同情，便劝我回家。我回家之后，发现我已经流产了，身体十分虚弱，已经下不了地。我又病倒了。
妈妈看我病得很厉害，也急了。第二天，妈妈一个人跑到美国人大院，要求告状说理。门房不准妈妈进门。可怜的妈妈就在大院门口大喊：我要告胡克的状！美国人草菅人命，害得我家破人亡……妈妈喊了半天，大院里也无人理睬。最后胡克出来了。我妈妈见到胡克，便扑上去，双手拖住他，抱着他的腿死也不放，要求美国人出来评理。这个万恶的畜牲，竟在石阶前把妈妈一脚踢昏了……
风琴讲到这里，便嚎声大哭了起来。
接着，她又抽搐着说：“胡克把我妈踢昏之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妈妈蜷在地下，动也不能动了。多亏那位好心的工友老张，把我妈扶起来，又叫了一个车，送她回了家。就这样，我妈妈连气带惊已经不行了……我妈临走的时候，好像一口闷气上不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痛苦极了，心都碎了。我顾不上自己的病，也顾不上妈妈僵硬的尸体，跑到大西门外“地方法院“去告状，告美国佬踢死我娘，但无人敢于受理。一位同情我的法院职员劝我说：“关于美国人的刑事案件我们法院无权受理，你走吧！”我无奈，又跑到“警备司令部”。他们的回答，使我更加气愤。一个少校奚落我说：“你简直疯了，告美国人！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如果美国领事出面说，没有什么胡克其人，反说你是在诬告，受罪的还是你。”
我把母亲安葬之后，决心今生今世要报杀母之仇。为此，我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最后，风琴对我说：“许先生，我绝不是一个甘心堕落的女孩子。但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为了糊口，为了生存，我一个弱女子到哪里去找职业呢？”她边说边哭，令人心酸。

王司令讲完这段悲愤的故事后，对我说：“坏人各国都有，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也会以坏人为耻、以坏人为愤。但要一个弱女子去报此冤仇，谈何容易。这件事和北京景山中街发生的事多有类似之处。罪犯嫌疑人已经回国，要他在中国伏法已不可能。假如找到罪犯嫌疑人，他死不认账，要他受到制裁也难。沈崇事件就是一个先例。但是，此事确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惨案，不容置疑。受害人的悲鸣，发自冤仇。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为之不平。因此，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应该把这件悲惨事件记下来，立此存照。”
此案已过多年，冤案未平，冤情仍在。我每当想起此事，内心总是难以平静。
当年，全国解放，中央政府宣布不承认旧中国的对外关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对外政策和做法是否可以告慰蒙受帝国主义分子残害的英灵？是否可以安抚尚在人世的受害人？我说不好。而我今天能够说到做到的是，按风琴母亲的遗愿，把我听到的这段历史，作为民间的耻辱记下来，留给后人。
有关历史上的涉外事件，不可不说，也不能不说。至于如何对待？是任其往事如烟，还是讨债？何为重？何为淡？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值得思索。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11）



当年，这两个中国姑娘被狡猾美军强暴的惨史，是发生在投靠美国的、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无人替她们做主伸冤。如此痛心之事，不能不让后人知道。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随之发展与变化。但是，这段呼唤人们心灵的屈辱历史，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些屈辱史并不会使我们狭隘到着眼于报复和排外，而会告诫我们不忘过去，并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今天重提这一沉冤，就算是“放空炮”吧！
“放空炮”的用意，不外乎是要人民知道，中国人当年有许多说不出的苦难史。
中美彼此“放炮”，就是中美双边关系紧张时，官方相互对骂。这一对骂的历史，也不算短。
去年，美国将尘封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与中共在1970年机密的谈话记录公诸于众，其中有句话基辛格较有兴趣。
毛泽东对着基辛格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坐在旁边的尼克松接着说：“像我，还有匪帮！”
毛泽东说：“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指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了台，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接着，毛泽东还强调说：“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孰不知，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反共、反新中国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中国也把美国骂得狗血喷头。
然而，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的这次对话震动了全球，改变了世界格局。特别是中国“放炮”的说法，使两国不正常的对骂关系发生了变化。
聪明的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颇为兴奋。
几天之后，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联大）上，乔冠华代表中国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照旧慷慨激昂地把两个超级大国骂了一通，先骂美帝、再骂苏修。
大会刚结束，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会场外通往一层的滑梯上，巧合相遇。乔冠华还没来得及考虑如何应付，基辛格先伸出手来，握着乔的手，咧开嘴大笑一声，说：“今天，乔先生又放了一阵大炮！我知道你在放炮！”接着两人大笑不止。约有几秒钟，滑梯已到一层。两人又潇洒地握手道别，似乎彼此都有了不少了解。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这句“放炮”的话，曾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今天解读这句话，是否就此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中国人只会放炮，甚至是放空炮？”
有的朋友还真为此颇有怨言。
坦诚地说，毛泽东当时这句原话，含意虽深，伸缩力也不小，可以延伸，也可以不延伸。有过这几十年经历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话都有一定的理解和体会。
毛泽东对外讲话深入浅出，有很大的幽默性和诙谐性，甚至还有一定的深奥性，让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此，对毛泽东“放炮”这句话，只能领会其用意，不必字字苦心求是。
人们若问：“中国人只会放空炮吗？”
回答是：“不一定！朋友，别大意！”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


这一规矩，是在建国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资深的大使，在国外没经请示，也没给国内打个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国了。此事，引起周恩来大怒，并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位驻外使节没跟国内打招呼，便擅离驻在国首都，去外地参观了。这类离谱的事，都受到了严厉批评。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1）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们还在外交部旧址（人称老部）办公。
据了解，外交部街在清朝初期本是一个有名气的胡同，曾因这胡同里住过一个姓石的大官，而定名为石大人胡同。
清朝晚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修建了这所中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称东楼）。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看好这方宝地，便将其外交部设在了这座宾馆式的东楼内。
外交部街较为狭窄，车来人往，略有不便。然而在外交部大院之内，却是另外一番风光。
外交部大院风景独特，它虽然不像苏州园林那样有山有水，却有草坪、古树、花坛的合理搭配，构成了一幅清秀妩媚的画面，清雅而壮观。外交部从1949年建部的第一天起，就在这里办公。多少年来，在这里发生的事，特别是那些离奇古怪的人与事很多很多。
有的人与事有据可查，有案可稽，有始有终，并立档归案。这类人与事，不论是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是案情的来龙去脉，都在卷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而有的人与事，在长官意志压倒一切的年代里，领导的一句话或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大事完案，既没有立案立档，也没有可考的依据。而且这类人与事，往往是知者不多，如果知者已经不在，此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了了之。日后，当事人想问个水落石出，就难了，只能困惑终生。
有一件是属于后者的人与事。
人们希望给这位当事人解除一些困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有一位被勒令调回的驻外大使，说他目中无人，“抢了镜头”。
据我所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连这位大使当时也不完全知道内情。
目前有关此事的决策人以及经手人都陆续离开了人世。从而这一“抢镜头”被罢官的糊涂账、冤枉事已成了许多人都猜不透的谜。对这个谜底，我不能再拖着不说了。
有一天上午，电话铃声冲破了办公室的寂静，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电话筒，对方急问：“远行吗？”
“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王炳南）在吗？”
王炳南从1964年由波兰回国后，出任主管苏联东欧司的副部长。余湛是苏联东欧司司长。
余湛当时在外交部曾有五个红司长（能干的司长）之一的美称。此人精明强干，办事能力较强，文字功夫不错，胆子也大，脾气却也不小。正是由于余在业务上比较拔尖、头脑清醒、记忆力又强，所以他深受几位部领导的赏识。
余湛的工作特点是，敢负责任，遇事不管大小，他从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况下，除重大外交办案或调研外，他自己能处理的小事，从不随意打扰王炳南。因此，只要是余找王，我们都为他开绿灯。对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协调。这天，余来电话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请示。
余湛听我说王炳南不在办公室，他并不罢休，接着就说：“我驻某国大使已奉调回国，他现在在我这里。”
“回来得这么快。关于该大使（下称该大使）调回来的问题，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接着问。
余湛没回答我提的问题，却答非所问地说：“按回国述职的惯例，该大使跟我们谈了有关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和该国对国际问题和对华的态度。最后，他也谈了使馆的内部人事等情况。”
我问：“他谈到我代表团去访的接待情况了吗？”
“是的，该大使谈到我代表团出访，对推动双边关系，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着又说，“该大使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这次奉调回国，不知有什么特殊需要和任务。对这个问题，按惯例，还是请部里领导跟他谈吧。因此，希望炳公尽快见他一下，跟他谈谈。这也是回国述职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么时间见该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当地问余湛：“他被调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么不？”
余湛在电话里没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问地说：“请炳公快些见他一下吧！今天先请该大使回去，请他等候王办的电话通知，你看好吗？”
我踌躇片刻，我已感觉到余湛没跟该大使深谈，没告诉他被调回的原因。我出自对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尽快安排王炳南见他一下，似有不妥。我当即告余：
“请该大使明天上午10时来王办。如有变化，我将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况下，大使在任期间，只要临时回国，或卸任回国，都必须事先请示国内同意，方可启程离开岗位回国。
这一规矩，是在建国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资深的大使，在国外没经请示，也没给国内打个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国了。此事，引起周恩来大怒，并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位驻外使节没跟国内打招呼，便擅离驻在国首都，去外地参观了。这类离谱的事，都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些事都对外交部震动不小。上上下下都把这些过失，作为重大教训，引以为戒。从那时以后，外交部就明文规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国，包括休假、述职、陪驻在国元首访华以及任期已满，均必须事先请示国内，须得到批准同意后，方可启程回国。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2）



须知，每位大使回国前的请示，都是经过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意见，报请部领导批准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国后，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先到司里去谈谈情况，然后再到部领导那里去谈。而且，大使回国的有关问题，不管事情机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区司的司长是知道的。
该大使上任刚到一年，就被紧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经违反常规，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特别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这情况下，余湛应该如实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诉他，甚至可以告诉他，召他回京是上面的决定，外交部是照办执行的。这样也可让他早些了解实情，以解除人家的疑虑。然而，余湛没这么办。
余湛和我通电话时为什么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我当时估计到，要么是余和我通话时，该大使就坐在旁边，余不便说。余是搞过机要工作的，办事谨慎，不该多说的话不说。他答非所问，我也听得明白，也没再问下去；要么是，该大使资格老，由司长跟他谈这类罢官之事，多有不便；要么是，余本人对匆忙罢官一事不满，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办。于是乎，余就采取了一个绕道而行的办法，把皮球踢给了王炳南。
事后，余湛表示，这件事不大好说，不好直说他是因为“抢镜头”被撤了职。况且，该大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什么人拍照抢了镜头，他也没弄清，怎么跟人家谈。撤人家的职，不是小事，谈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所以，他认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该大使谈比较妥当。
怎么办？
王炳南要和该大使谈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处查清处理此事的全部过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几位秘书议论过此事。
那几年，国际形势对我不利。美苏两霸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苏联则在武力要挟中国的同时，还大力组织反华大合唱。这一紧张形势，对我造成不小的压力。为了摆脱这一对我不利的局面，也是为了向许多建交国家进一步阐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反霸立场，以抵制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攻势，我国则利用一切机会，在外交上开展一些活动，派出去、请进来，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扩大影响。就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
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