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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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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我们不便多问，也无处去问，不等于我们没有疑问。在我们心里对“抢镜头被罢官”这件事，就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什么理由，对该大使的处理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抢镜头），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设身处地地研究了一下。试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团出访时，外交部对使领馆都有明确指示，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前方大使一方面须向驻在国交涉，请其按外交礼仪给以正式接待，并落实到每个接待细节，都要合乎国际惯例和相互对等关系；另一方面，我大使要亲自过问每个接待环节，并为代表团的出访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顾，不得怠慢。对此，不必多疑，任何一个大使对这类属于大政方针之事，都有水平应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问题，也只能是由于大使照顾不周，出在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上。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3）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使是副部级干部，这类事好谈。”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4）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一个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一出奇的情况，实在使我出乎意料。
这是为什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要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他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
遗憾的是，该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对当年没有任何文字结论的“抢镜头”一事，不愿多想，也不愿多说。说不定，此案的内部详情，他当时就没去详细追究。中央既已决定，他也不便过于追究。事过境迁之后，他就更不愿就这种难以说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该大使年迈离休在家，当他听到当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话，不明不白地被撤职这一往事，久久直视苍天，感叹不已。当年，他自己对奉调回国的原因，虽然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其详。他总觉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跷、委屈。苦于知情人对这类事都不愿说满，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问。因此，他背了一辈子没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终也不知他是栽在谁的手里。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1）
外交部建部初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革命考验和有过外事锻炼的优秀人才。他们大多是听从分配、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英。
外界对外交部的反映是，搞外交的这帮人是一代人的幸运儿。外交部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单位。外交干部也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壮大。这一点比政务院其他部门要优越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到外交部，和全体干部一起开了一个外交部成立大会，并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如何做好外交工作，提出了许多忠告。这些忠告记录，有的干部一直保存了五十多年，也不肯丢掉。当外交工作走上轨道之后，外交部的人又经常被周恩来找去开会，研究国际形势、研究重大办案，并在周的要求下，建立了一套三结合（老、中、青）的调研制度，为外交部的调研和办案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一点确确实实是外交部干部得天独厚之处，也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干部能在事业上有所提高的有利条件。外交部干部可以出国，这又是一大优越性。国家一成立，只有外交部和外贸部的干部可以走出国门，到驻外各使领馆工作，其他各单位没有或很少有这个机会。这一点确也值得人家羡慕。
但是，在建部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干外交的这帮人有些什么苦衷和教训，外界不一定了解。尽管这些苦衷和教训和国家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苦衷和教训却大大地启发和教育了一代人。
现在介绍一个被贬、被迫害，而又无处诉冤的大使。
1950年初，外交部通过中央调来了一批部队出身的兵团干部和一批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的干部，准备派到各建交国当大使。
以上两种人当中，还有二至三名文化人，其中一位是撰有不少著作的名作家，他叫王任叔。
1950年8月，王任叔带上几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全权大使。但王到任仅仅一年，就被下令调回。
王任叔是浙江省奉化人，又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在王入党的前一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国共合作的方针。于是王的工作也就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地进入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
于1926年，在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后，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打倒帝国主义扶植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势力。
王任叔由于和蒋介石是同乡，便被调到蒋介石领导核心部门，从事机要工作。于1926年，王在广州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
北伐战争是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反军阀的战争。因此，参加北伐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目的是，利用北伐战争，扩大与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以及各军队派系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也就预示着，北伐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必然是短命的。
战争没打多久，仅在北伐的第二年，蒋介石便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他联合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精明强干的王任叔发现蒋要背叛革命，便立即偷偷地离开了北伐军总司令部。
王任叔以为秘密脱离虎口，远走高飞，不会被人重视，却没想到，蒋介石的特务随即布下了天罗地网追捕他。
在白色恐怖、大屠杀的年月里，王任叔想侥幸逃脱追捕，谈何容易。
当时，中共处于幼稚时期，再加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一大批参加北伐的革命人士、中共党员遭到蒋某残酷镇压，追捕的追捕，杀头的杀头。没有多久，王任叔在宁波被捕。
王任叔出狱后，隐姓埋名，在中学当了一名教员，并寻找机会和组织取得联系。
在一时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王任叔只能以教员为掩护，拿起笔、写文章，以宣传革命为宗旨，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开展活动。但苦于一个人在白色恐怖下孤军作战，也很难作出任何有起色的作为。
后来，潇洒倜傥的王任叔不堪寂寞，当他和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便离开了宁波，东渡日本。
王任叔在日本一方面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割据和武士特权所出现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也实地考察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与保存下来的封建贵族相结合，如何利用国家权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和其走上对外侵略的发展事实；另一方面，他和常驻日本的华侨、留学生一道开展一些“支持国内革命”的宣传活动。
王任叔在日本期间，向众多留日学生介绍北伐战争失败的症结。他的这些活动对推动一些人正确认识国内革命形势，澄清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给留日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0年，王任叔回国，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而且又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成员，曾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和小说，在中国文化界享有一定的声誉，所以他到上海后，立即加入了上海的“左联”。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2）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到各地，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到了解放区、到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而上海则是一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王任叔在上海，利用他自己的有利条件，在文化界、作家中从事统战工作，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宣传工作，有关方面还安排王任叔担任了一段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在这一时期，由于王善于合作、作风随和、会团结人以及他那文化人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党在上海统战工作的骨干，深受各方的重视和欣赏。
王任叔在上海挥动着他那锋利而流畅的笔杆，以他那爱国抗日的赤诚，写出了大量文章，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他还先后编辑了《译报》副刊、《爝火》、《大家谈》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还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以巴人、八戒、行者等各种各样的笔名写出并发表了大量诗歌、杂文。因而，有许多人评论说，王任叔在上海作家中，是从事抗日活动最活跃、写出的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1941年，由于上海“孤岛”沦陷，王任叔则远走南洋，到了印度尼西亚。他在国外协助胡愈之在华侨中开展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的工作卓有成效：提高了当地华侨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当地人民和华侨反抗日本侵略的信心。王写出的文章，像一颗颗革命火种，在国外生根发芽，颇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投降之后，王任叔又身体力行地投入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印尼人民的某些政治斗争。
王任叔在印尼的一些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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