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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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敬佩斯大林，不仅是他和列宁为俄罗斯民族开创了一个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不怕孤立、不怕来自霸权国家的经济封锁、政治抵制和军事包围，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排除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成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竞赛的一流强国。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5）



而且斯大林又在卫国战争中，曾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并一举直取柏林、捣毁了希特勒的老巢，将苏军的红旗插到了柏林最高的楼上，从而减少了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伤亡，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又在恢复和繁荣经济等方面付出了心血，作出了成绩。与此同时，他又和美、英、法等几个大国就恢复世界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当然，斯大林生前也犯了不少错误，诸如在苏联国内的某些政策上的错误；党内思想斗争中的极左错误。这些错误，特别是在处理人的极左错误，不仅在国内、党内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王明、康生二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换句话说，王明和康生在苏联学到了不少极左的整人的手段。
特别值得提及的，当年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干的。同时，斯大林还竭力反对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甚至还以第三国际（该组织已经解散）名义，给中共下命令，制止中共革命。该命令曾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另外，斯大林对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够可以的了。首先，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并没给过同志式的帮助，反而在我们极为艰苦的时候，他却竭力支持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其次是他和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条约，侵害中国的主权、分割中国的领土。
尽管上述种种，然而，斯大林在我们一代人的心目中，在苏联内外以及在当年国际共运和进步人士当中，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生前十分注意维持自己所独有的风度和气质。他那手拿英国邓希尔公司白点标记的烟斗，面带微笑的形象，在苏联家喻户晓；他那不慌不忙的慈祥神态，给人产生一种信任感。上世纪年代那些苏联电影，对斯大林的描写比较细腻，曾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斯大林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伟人、领袖形象，致使他本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神化了起来，并逐渐有意无意地对客观事物失去了应有的正确态度：头脑发热、惟我独尊、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对人对事则一步步地产生了某些疑心和戒心。
而斯大林周围的人以及有关人员则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绝对正确的代表，对他惟命是听，百依百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特别他身边的那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如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一直把斯大林吹捧得晕晕乎乎，从而逐渐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虽然很伟大，很有功劳，但他和普通人一样，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这应该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情。
斯大林到了老年，也和一些老百姓一样，都会出现些老年人的毛病，也就是人称的老年病，诸如思想比较固执、比较多疑，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谁要向他提什么反对意见，或不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就会被看作是对他不忠、被看作是别有用心。他老年对人对事的毛病，是长时期形成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他这毛病对待下属是如此，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
当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铁托，不愿完全听命于苏联及其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则被斯大林看成是铁托在闹独立性。于是斯大林便于1948年推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将南斯拉夫开除了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毛泽东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为了尽量避免斯大林的猜疑，为了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等种种因素，于1949年初，便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他坚持独立自主，不听指挥棒。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


我仔细地看过这三件奇宝之后，其他珠宝，诸如钻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没再看下去。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苏军有些人纪律并不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把手伸得很长。他们能让这批珠宝安安稳稳地在苏联存放五年吗？绝对不可能。这些奇宝的任何一件，都比苏军1945年从东北拉走一列列火车的战利品要贵重得多。他们不把价值连城的奇宝弄走一些才怪呢！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



引渡溥仪是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1949年12月），亲自经手办理的事。
诚然，引渡战俘、溥仪一事毕竟不是国家元首出访要办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根以及从战略眼光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以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何况，我们还不知苏联对战犯、溥仪等人的明确态度，也不知溥仪在苏联的具体情况。这些未知数，都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详细了解。因此，引渡溥仪一事即使是要办，也不必急办。
急办、必办的大事是中苏间的政治合作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虽然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固然高兴，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对中共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和戒心。
首先，中国人强调：“中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胜利。这句话，斯大林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胜利，仍然是不以为然。
其次，斯大林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铁托的老路。特别是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各种观点，积极参政议政。因此，斯大林对新中国的走向，还有些看不准，担心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倾斜，向美国靠拢。
几十年来，中共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居高临下”，给中共党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一套苏联的、极左的路线，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极坏影响一事，对斯大林是个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据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对此，斯大林也担心，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发难。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听到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大吃一惊”。曾认为“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的事件。”因此，毛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毛还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访苏是心中有数；而斯大林则是心中无底。致使毛泽东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冷漠，不仅引起毛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向毛泽东提出要新中国引渡这批战犯和溥仪一事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是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对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
“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要与苏方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一事，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到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与苏方会谈中，还具体商量了将在适当的时机，引渡这批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和战俘以及溥仪、溥杰等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这些罪人。
几个月后，中苏双方经过外交途径，已商量了一个引渡方案。
这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市卫戍区司令部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来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



来电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下称溥仪）和伪满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战犯、战俘也一并引渡过来。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来电，就引渡溥仪事作了些具体指示和交待。主要内容如下：
1、中苏双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引渡时间定在7月18日；移交地点定在中苏边界城市绥芬河；
2、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负责；
3、除派陆曦局长负责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及适当部队前往协助；
4、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仪等的档案，用后速送中央。
陆曦遵照中央来电的指示精神，在林枫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约在7月中旬，陆曦让我陪同前往，从沈阳出发，前往绥芬河，去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引渡使命。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西依老爷岭，东临中苏边境，与苏联接壤，并有铁路、公路与苏相连。
绥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车站对面是个小山坡，从低处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建筑，依山而建，栉比鳞次，布满山坡。从山坡高处，向东眺望，可看到苏联境内的远东风光。那里是群山林立，云雾飘荡，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从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绥芬河的全貌，像一只受伤未愈的小鹿，躺在祖国边陲的青山峻岭之中。
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边城，在解放前曾备受摧残，元气早就大伤。几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筑，已是破烂不堪。特别是绥芬河火车站的破烂景象，实在令人感叹。与其说是个火车站，还不如说是个车马驿站。由于过往人少，火车站显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等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陆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按照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战俘分两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战俘。等苏联火车到达时，请公安部石屏处长等同志上前和苏方取得联系。苏方已表示过，只要石屏和他们接上头，就开始将971名日本战俘，按名册顺序，由我公安人员带领转乘上我们的火车。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续等事宜，决定在第二批战俘、包括溥仪等人运到时再办。”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只听东方远处有火车进站声。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这批日本战俘手续比较单一，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单行下车，规规矩矩，不吭一声，秩序井然，经过约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野蛮的日本侵华军，都成了丧家之犬，早日那些凶残的嘴脸消失殆尽，乖乖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鱼贯而行。
在这默默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状态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的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喜？是悔是恨？是随大流听天由命，还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谁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移交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性。实在令人恶心。当时，如果有老百姓在场，早就会有人跑上去，踢他们几脚。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号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着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彼此互相支撑、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互相不弃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佩服。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这天凌晨，百姓还在沉睡，浓雾依旧笼罩山城，边境一片寂静。陆曦和我从早上5时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车站去，检查一下移交战俘任务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绥芬河，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直奔火车站。其实，此城只有一条贯穿全城的大街，没有几里长，一个小时，即可走个来回。我们两人只顾走路，谁也不愿打破凌晨的安静，没说一句话，就走到了火车站。火车站旁有一家俄罗斯餐馆，我们走过去看看在那里与苏方代表会晤是否合适。
这家餐馆是十月革命时，流亡到此的俄罗斯后裔开的。这些年，由于苏联来的旅客早已绝迹，到餐馆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经营不善，一个古色古香的俄国大菜馆，早已变得面貌皆非。与其说是个大菜馆，还不如说是仅卖“格瓦斯”饮料的杂货铺。就餐馆的内外设置来看，在这里组织对外活动，还算是比较体面。我们与餐馆老板商量，责成他将餐馆大厅布置一下，摆上一个长条桌，放上几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东方来客的准备。
东方略微发亮，浓雾开始疏散，我们沿着铁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这样一个旷野式的火车站，几里方圆之内看不到外人。战俘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几个地方部队战士和我公安部人员都已奉命上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挥现场。
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客车缓缓开入车站。
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中校科富托夫热情地对陆曦说：“陆曦同志，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军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今天我押送的这批为数不多的战俘到中国来，有机会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识，很高兴。”接着他又说，“好吧！苏中是兄弟邻邦。我们不必拘于礼节，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谈？”
陆曦说：“绥芬河是个边防小城，没有合适的地方接待两位同志，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会谈。为了急需，我们打算请你们到火车站外的一家俄罗斯餐馆，那里已经摆好了桌椅，可以坐下来会谈……”
科富托夫一听是俄罗斯餐馆，立即很敏感地问：“俄国餐馆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及其后代开的？”陆曦回答说：“是的，这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后，礼貌地婉拒说：“很感谢陆曦同志的盛情。我们的移交任务很简单。考虑到我方来的人少，除我们两人外，还有几名列车员，因此，我们两人不宜离开列车太远。同时，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苏联管理总局命令我们，把俘虏押送到绥芬河，将战俘向陆曦同志移交清楚，并办理好移交手续，然后立即返回苏联，向管理总局复命。因此，我提议请陆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们的列车车厢去会谈和办手续。
“我们这列车厢虽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帅就在这节车厢里指挥过重大战役。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节车厢去参观参观。你看如何？”
“好！”陆曦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办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严肃认真。
“达成协议，我们就一起走吧！”说罢，中校陪陆曦在前，我和苏联上尉在后，穿过四条铁轨，走向苏联车厢。
车门一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约二十多平米的公务车房间。这个公务车房间布置得清爽雅致。
我们四人走进办公车厢落座。中校说：“苏中是友好邻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没有办不成的事。”与此同时，他顺手拿出了自己的护照和委任书，示意请陆曦审阅；陆曦随即也出示了周恩来签署的委任书，并向中校用俄文翻译了一遍。中校听后，表示，“我们现在正式工作吧！我们谁先讲？”陆曦说：“客随主便，请主人先讲。”
中校也没推辞，开门见山地讲到正题：“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决了西部战场之后，向日本宣战，仅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打败了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当苏联红军打入长春时，溥仪、溥杰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携带家眷和自己的财宝，逃离了长春。
“据悉，溥仪、溥杰等人躲在通化临江县，准备换乘大飞机去日本。我们认为这信息已说明，溥仪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团共命运。于是，我们用电报通知溥仪等少数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飞机，飞到沈阳再换乘大飞机离开沈阳。当溥仪一到沈阳，我军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
“当时，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还没有自己的政权。在这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和关押溥仪等战俘，我们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将溥仪等人押送到苏联远东边境城市，先看管起来，以后再说。就这样，他们在苏联一呆，就是五年。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4）



“在这五年当中，溥仪曾被押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证明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溥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