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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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即采取行动，先给张浴云扣上三顶“大帽子”：一、张是从香港回国的潜伏特务；二、张是国民党军阀的大小姐；三、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婆，并根据这些罪名，对张实行专政，立即进行关押审查。
这天晚上，张浴云没能回家，急坏了在家里等妈妈回来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炳南的几个儿子聚集在客厅里，默默地等妈妈，谁也猜不出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等得越久，心情就越紧张，都担心妈妈的安全。到了深夜，孩子们感到有些凶多吉少，纷纷表示要去国务院外办找妈妈，去保护妈妈。东明是家中长兄，他一面安慰弟弟们不要紧张，一面直接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询问妈妈的下落。当孩子们得知妈妈被扣押，都很气愤，却又搞不清外办凭什么扣押妈妈。
王东明对父母都被关押，他那种本能的义愤、仇恨，以及其抗拒的态度，不亚于几个弟弟，但为了安抚弟弟们，为了第二天都要上学，他不得不安慰弟弟们说：“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去找妈妈，外办也不会让我们进大门，去了也没用；只能明天到外办去打听一下再说；至于凭什么扣押妈妈，问也没有用，肯定是受爸爸的株连。现在我们惟一的心愿是，能确保妈妈的人身安全就好了。”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8）



“文革”中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很多很多，何止王炳南一家。但是，像王炳南这样1925年入党的高干，夫妇同时被专政，同时被隔离审查，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像对待张浴云这样，造反派不与任何方面打招呼，也不通知家属，就扣押，就隔离审查，这在外交系统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原始式的粗暴行为，不仅给王的家属留下终身难忘的“仇恨”，也在一些知情人的心灵里，播下了难以平息的义愤。
事后，王炳南就张浴云被扣押事曾说：“张浴云性格倔强，平时说话直率，说不定什么时候得罪过人。我看，在运动中让她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判，让同志们出出气，让她自己接受一些教育，也就没事了。无论怎么说，她的问题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况且外办是国务院的机关，他们是会注意政策的。后来我听说，给张浴云定了三条罪名，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做法，令人气愤。他们这种没有章法，牵强附会的做法，一夜之间，可以把忠于职守的党员干部变成敌人，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
“造反派对张浴云实行专政，实在太冤枉她了。造反派他们硬要这样做，无非是受我的株连。对这件事，我很内疚。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怕张浴云想不开，同时，我也牵挂几个上学的孩子没有人照顾。”
张浴云被关在国务院外办的一个小屋子里。她自知清白，却遭诬陷。她想不通。她对那些乱扣“帽子”的造反派、对那些无理取闹之徒都极为蔑视。因此，造反派的呐喊和批斗只能给张浴云带来反感和愤怒，却动摇不了她那威武不屈的性格。
张浴云虽然如此坚强，但她无法平息自己当妻子、当母亲的那颗牵挂的心。她最牵挂的是丈夫王炳南。平时，王被拉走批斗，她非常心疼。现在，已无法知道丈夫的情况，她心如刀割。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也使她放心不下。牵挂亲人的苦恼，使她深受折磨。她想想过去和现在，想想家人和自己，她委屈、愤慨，她悲痛欲绝。
张浴云经过几天的折磨，她下定决心，不予屈服，决不容忍造反派对她和对她丈夫的诬陷、她决心要跟造反派对抗到底。
于是在外办，就出现了张浴云在失去自由期间，两次逃狱，两次被造反派抓回来的事件。
一天晚上，张浴云为了急于了解丈夫和孩子的情况，她决心越“狱”逃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走出了关押她的小屋子。她担心在路上会被熟人碰上，便徒步从府右街走到了史家胡同。
三个孩子东明、朝明和波明见到妈妈回来，喜出望外，纷纷向妈妈叙述父母不在时的悲惨生活和爸爸挨批挨斗的近况。张浴云听到失去自由的丈夫仍在受罪，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和心酸，她流泪了。
张浴云不敢在家久留，担心造反派会派人来抓，便抓紧时间对孩子们嘱咐了几句话。她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怕。天塌不下来。我和爸爸都没有问题。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特嫌’罪名，都是捏造的。我们都是清白的。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问心无愧。造反派把我们进行隔离审查，给我们乱扣帽子，都是在搞极左，都是错误的。我们迟早都会回来的。你们要听爸爸的话和大哥的话，要安心学习，不要乱跑。”
接着张浴云对王东明说：“东明；你是老大，是哥哥。弟弟们要靠你照顾。你要学会坚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挺下去。”她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了一千元钱，交给东明，又说：“你们哥儿几个要学会独立生活，妈妈一时无法照顾你们。这一千元钱，可供你们的生活开销。妈妈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不要担心妈妈。”她含着眼泪一面嘱咐，一面环顾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懂事的老大王东明说：“妈妈你别担心。我们都大了。这钱我不要。我们也不会花钱。把钱带在妈妈身边或许有用。”
张浴云和三个儿子的这一席话，谁也没料想到，竟然成为她的遗嘱，竟然成了和儿子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张浴云向孩子们嘱咐之后，就离开了家。
她们母子在家门口分手，十分悲惨和无奈。善良人们的心灵都期望他们母子们能够解除厄运，早日团聚。但谁也没想到，张浴云和儿子们这次分开，竟然成了残酷的诀别。
张浴云为了不使她的事连累孩子，便连夜离开了史家胡同。她既然已冒着风险逃出“虎口”，她就不会再犯傻、再回外办，去向造反派认罪，去接受两派造反派轮番的批斗。她横下一条心，不向极左思潮低头。她决心不回外办。
那么，张浴云该去什么地方躲一下呢？她怕牵连同情自己的同事，便投奔了在北京的亲戚家。
没躲过几天，张浴云还是被造反派野蛮地押回了外办，并仍然被关押在外办的小屋子里，还加强了警戒。
张浴云被抓回来之后，免不了挨批、挨斗，被扣的帽子越来越多，被定的罪名越来越升级。
造反派的批斗和对张浴云人格的污辱，并没使张屈服，反而更加激起她的愤怒。
张浴云第二次逃出外办小屋，也是在一个深夜里。她这次逃出，为了避免再被抓回，既不回家，也不到亲戚家，便徒步走到了一位老同学家。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9）



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张浴云又被造反派野蛮地抓回了外办。
造反派为了惩罚张浴云对抗“革命行动”，给张在脖子上挂了黑牌。黑牌上写有“潜藏特务”的罪名。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把张剃了个阴阳头，并召开大会进行批斗。这种人格上的污辱，使张无法承受。
王炳南得知上述情况后，很难过，很担心，怕张浴云经受不住这种折磨。王为了提醒张能够想得开些，不要干傻事，便写了一个便条，求人带给张。小纸条上写道：“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正确对待自己，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小纸条的前半句冠冕堂皇，关键是后半句，要她“注意身体”，意思是家人都盼望着她平安无事，希望她想得开、撑得住；家人都等待她健健康康地回家。
王炳南的小纸条虽然对张浴云是个很大的精神安慰，也起了某些稳定情绪的作用，但批斗压力来势凶猛，诬陷和谩骂使张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张浴云回到小屋，大哭了一场。她绝望了。当天深夜，张借上厕所的机会，面对东城，用腰带自缢身亡。
外办是国务院办事机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亲自到现场去看了张浴云的遗体，他还气愤地说：“你们还打了人！”接着又指责问，“此事告诉炳南同志没有？”
外办有关人员立即派人到外交部，将此事通知被隔离审查的王炳南。
这一噩耗对王炳南的打击很大。王知道，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目涌满了泪水，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听到，就这样含冤去了。
张浴云之死，给本来就处于不幸境地的家人带来了更大的悲痛。
王炳南在外办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外办的小屋，见了爱妻最后一眼。
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造反派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10分钟，而且还要在造反派专案组人员陪同下前往。
张浴云之死，使这个家就像少了顶梁柱似的散了架子，人亡家也破。
不久，王炳南被押送到江西干校劳动改造。
王炳南在去江西前，以回家拿些衣服为由，要求回家一次，顺便看了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造反派专案组虽批准同意，但必须在专案组的陪同下，快去快回。
王炳南到家后，背着专案组的人对东明、朝明、波明说：“家里这些东西分成几份，你们每人一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们今后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我走了。……”王说到这里，就哽咽住了。
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陷入茫然之中，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一天中午，几个孩子正在吃饭的时候，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陪同仲曦东（外交部副部长）到王家来看房子。孩子们不敢吭声，只听到仲对马说：“这房子不错。”两天之后，外交部为了给仲腾房子，下令让这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搬出史家胡同四合院。
年仅15岁的王东明一面承受着失去母亲的悲痛，一面还要承受挑起全家大梁的压力。悲痛、焦急使他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从此，他沉默寡言，整夜失眠。不久他由学校分配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农村；王朝明去当了兵；最幼小的王波明也过早地开始了独立奋斗、自食其力的生活，并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经受了社会锻炼。
政治迫害和家破人亡接踵而来，使王炳南的身心一次次地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尽管十分残酷，但它并没动摇王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
王炳南坚信，自己没有特嫌问题；董家母女不是国际间谍；自己没向董家泄露过任何外交机密。
王坚信，终有一天，会还他一个清白的。
王坚信，严冬必然会随风而去，春风终究会吹暖大地。
王炳南的坚信和他那坚韧的性格，使他从艰难中挺了过来，难能可贵。
但是，特嫌罪名给王炳南带来的灾难，也够惊心动魄的了。
这位对中国革命有着很大贡献的前辈、这位从三十年代就为我党的官方外交、民间外交铺路、又与美国周旋多年的老外交家，竟然随随便便地被诬陷为“特嫌”，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这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造反派头头作出的一桩亲者痛、仇者快的罪孽。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1）



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的功绩，使后人赞颂；他们的勇敢精神，使后人激动不已，特别是来自法西斯策源地德国朋友的无私贡献，更令后人敬佩。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
监牢之苦并没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王安娜在中国的活动和工作，由于王炳南的关系，均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关照和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她悄然回国。而她留给中国人的、特别是知情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主要是她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作出了别人难以付出的贡献。
她的成功事迹难以全面介绍，仅就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介绍如下：
一、第一个八路军的外国女少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你刚从香港回来，也没好好休息。看来，你没有时间休息了。”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但不知这件要办的事情是南下，还是北上。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她自我感觉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过印支，去过香港，还去过南线搞联络、搞运输。这些任务对她说来，早已驾轻就熟；如果是北上，到华北前线，那更不难，她既有去长沙、南昌前线的经验，又有去延安的经历，可以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挠不了她去完成任务。
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出迎，并把王炳南夫妇领到了他的住房，还招待他们喝茶、吃花生。气氛虽然比较轻松，但王安娜仍急着要知道周恩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她去办。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问题。”
王安娜立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会办好的。接收和运输这类物资我已办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头绪。南部边防的海关和边卡我也都熟悉了，办起事来，都比较容易。至于和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问题，我认为更为方便。林可胜博士和他的秘书都和我很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孙夫人（宋庆龄）给我建立起来的。这次让林博士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极为容易。我去一说就行了。况且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也是红十字会会长应该做的事，也有他们的需要。”
周恩来频频点头，很欣赏王安娜办事的爽快劲，说的话也在理，正要说什么，只听王安娜又接着补充说：“我是‘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的代表。我正要找机会向林博士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巧得很，机会来了。”周恩来很高兴看到一个德国人对我军、我党的工作这么投入，连忙表示相信此次贵州之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接着他还说，让王安娜只身一人，走南闯北，为我们工作，实在有些不安，还不知在沿途上会有什么困难。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感谢周恩来先生考虑得如此周到。我会很珍视这一张去贵州的通行证。”王安娜并非有意强调此证专为去贵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贵州可用，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前线，也会有帮助的。”
“我很高兴。这种幸运，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一定要认真地去完成任务，不会辜负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说着便和王炳南一起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投入行军前的准备工作。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许多人都认为办理这个通行证，是组织上对她的关照，也是她应该获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却不完全这样看。她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关怀，感谢组织上给她办理了军用通行证，但她本人对证件这类东西，从来就不当回事，可有可无。她的办事哲学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赖什么。
一路上，她不愿麻烦别人，却很愿意帮助别人。
有一次去印度支那的边防上，许多执勤的法国人和王安娜相处得很熟。因为这些法国人大部分都出生于亚尔萨斯——一个法国东北部讲德语的地区。这些法国人听到王安娜讲德语，好像见了老乡，格外亲切，因而只要听说是王安娜要运输的货物，都一律免检放行。这样一来，王安娜在南疆边防地区就出了名了。许多地方官员或私商纷纷来求王安娜帮他们办理运输出境手续。这些要求，王安娜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但她从不向人家索取什么。有的人要给她送红包，都被她婉言回绝。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2）



王安娜在中国那些年，不论是受孙夫人委托办的事，还是周恩来委托办的事，她脑子里想的是如何高效、高速、准确地把事情办好，从不把周恩来或孙夫人二位的大名挂在嘴上。当她自己遇到困难，都是自己设法克服，从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搞特殊。
有一次，王安娜由南疆边防要去南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路。正巧碰上一位在河内一家餐厅里相识的年轻医生。这位医生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有车去南宁。王安娜便和他商量搭他的车，她说：
“我因需要，必须明天赶到南宁，然后北上，现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求你帮忙，搭乘你的车。”
“很抱歉，不是我不帮忙，因为红十字会有规定，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乘坐红十字会的车。”
王安娜很有礼貌地又说：“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如果我不是为了急于北上，也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不方便搭车，你也别为难，我也不麻烦你了。”
这位年轻医生看到这位和气的外国妇女，也不便生硬拒绝，便勉强同意王安娜搭车，但他一直很不情愿。一路上这位年轻医生一言不发。
汽车快到南宁时，医生开口问王安娜：“到南宁住到哪里？”
“还没有定。”
医生沉思了一会儿说：“政府招待所你是住不上的，把你送到教会去住怎么样？”
“可以，谢谢你！”王安娜也不反对，她觉得住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医生在送王安娜去教会之前，想先到政府招待所问一下，他预订的房间有无变化。于是，汽车在政府招待所门前停下，医生便急匆匆地下车进了招待所，把王安娜一个人留在汽车里。
招待所门前，有一个卫兵。这个卫兵是国民政府李将军的下属，和王安娜较熟。这卫兵发现坐在车里的是王安娜，便大声叫道：“王安娜来了！”卫兵这一喊，惊动了在招待所内主持开会的李将军。
李将军在一些上校军官陪同下来到车前，并把王安娜请下了车。
李将军不安地问：“怎么就你一个人，连个护送、迎接的人都没有，太不像话，太委屈你了……”一连串关心而又不安和埋怨的话说个不停。
正在这时，那位同路来的年轻医生从招待所走了出来，他见到这个场面，有些发愣。李将军转身问这位医生：“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只是在三个小时之前，求我同意搭我的车来的。”
这时李将军大声说：“年轻人，你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大人物。她是受孙夫人和周恩来之委托，出来办大事的人。她还是你们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的老朋友。”医生愧疚地忙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失敬；请原谅！”
王安娜是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去工作、去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大招牌挂在嘴边。这次贵州之行，也没把她的军事通行证和少校头衔当回事。但她万没想到这个少校头衔，真的帮了她一个大忙。
王安娜在贵阳，从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医药品和补养物资，便立即装车，并押运赶路回程。路上，一行六人押着一车货物，翻山越岭，十分辛苦。由于沿途没有照明，他们只能白天行车，夜里宿营。
这天晚上，货车路经一个小镇。王安娜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吃晚饭，并在旅馆里休息，天亮再走。
这个小镇的老百姓从来就没见过外国人，更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而且更使这里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单身外国女人，竟然可以和几个大兵坐在一个货车里，显然不会是什么正经外国女人。霎时间，一些流言像流星似的传遍全镇。
这些流言很快就引起当地警察的注意。
王安娜在小镇的出现，引起众人好奇，流言蜚语也不少。这对王安娜说来，根本就没当回事，无所谓。她经过一天汽车上的颠簸劳累，晚饭之后，只剩下一个愿望，赶紧回旅店，躺下睡觉。
镇上的旅店很小，也很简陋。随行的行政官员为了节约，只租了三个双人间，并安排王安娜和司机同住一间。对此，王安娜也觉得无所谓，战争时期，有个地方睡觉就已经不错了。她二话没说，一头栽到床上睡着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王安娜正在酣睡，她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