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王安娜正在酣睡，她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也不想去理他。
同房住的司机嘟嘟囔囔地去开门。门一开，闯进来几个警察。
司机很恼火，他压着怒火忙问领头的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半夜三更不让我们休息？！”
带头的警察开了口：
“我们是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八路军。”
“车上装运的是什么？”警官追问。
“是红十字会的医药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军运物资的，那个外国婆娘是干什么的？”这是警察要问的主要问题。
“她是我们的领导。”司机的回答刚一落音，警察吼了一声：
“胡说八道，八路军我见得多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外国婆娘成了八路军的头目。”一个警察说，八路军中有女头目，可是八路军是中国的部队，怎么能有外国婆娘当头目？这里有诈……
领头的警官比较沉着，对司机说：“那个外国女人有证件吗？”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3）



司机不愿惊动王安娜，便哀求警官说：“她一路上很辛苦，已经睡下了，别再吵她了，看我的证件就行了嘛。”
司机这么一说，警察就更觉得有“戏”，非要检查王安娜的证件不可。
王安娜躺在床上，动也没动，司机和警察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她觉得很好笑，也很好玩，又觉得这样僵持下去，影响睡觉，而自己确实不想起来，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于是，她无可奈何地从手袋里拿了军用通行证，还说了一句：“拿给他们看，如果他们再闹，可就……”说着说着，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然后又向睡在床上的王安娜行了个举手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警官一边说，一边带着这几个警察轻轻地离开了王安娜的房间，在门口又向几位随行的八路军个个敬了举手礼。
次日清晨，旅店的服务员特意到王安娜的住房里殷勤了一番。使王安娜从起床、吃早饭到登车出发，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不仅再也听不到别人从旁议论什么，反而听到左一个“请少校”，右一个“少校请”叫个不停。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二、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
蒋某遂下令逮捕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扣押在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当时，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自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此，蒋介石有些不好办。蒋某既不敢将“七君子”诉诸法律程序，也不愿轻易释放他们，又怕狱外的事态越弄越大。于是，他便下令将这七人秘密由上海转押到苏州市吴县横街国民党高等法院看守所，而且还指示苏州，对“七君子”要严加看管，除近亲以外，不准外人探视。这样便激起了一个全国性声援“七君子”的活动。
王安娜在上海闻风而动，立即投入了这一营救和声援活动。
王安娜和沈钧儒曾有过多次接触。1936年王安娜配合王炳南活跃在上海政界和文化界的时候，曾结识了许多显赫人物，其中她最为敬佩的就是这位“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沈钧儒是在“救国会”的一次聚会活动中。当王炳南正要向王安娜介绍沈钧儒时，这位身穿中式长衫、银髯垂胸的沈老已主动走过来和王安娜夫妇打招呼。
王安娜立刻被沈老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染。她很容易和这位中国闻名的法学家沈老攀谈了起来。
沈老对王安娜说，他对德国特别好感，他曾把三个孩子送到德国去留学。王安娜则明确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救国会”的活动。两人的交谈融洽和谐，使王安娜终身难忘。特别使她兴奋的是，她得知沈老家里，还有一个德国儿媳妇，长期和他儿子住在西安。这对王安娜说来，是个喜讯，在异国他乡，幸遇德国同胞，自然十分高兴，她决心去西安拜访。
沈老入狱后，王安娜为了营救和声援“七君子”，在国际上竭力扩大宣传，以争取世界上反法西斯战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要和沈老取得联系，以便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斗争。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这位美国记者富有正义感，对王安娜谈的情况很感兴趣，他表示也想写一篇“七君子”转押到苏州监狱的前后情况，但苦于苏州监狱封锁得很厉害，很难捞到第一手材料。
两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钧儒有个德国儿媳妇。“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非常兴奋地对美国记者说：“既然苏州监狱不限制亲属探监；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又没到过苏州，我为什么不冒充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到苏州监狱去探望公公呢！”这位美国记者听后，大为喝彩。
王安娜在上海将幼子黎明安排妥当后，立即赶赴苏州。她以儿媳探视公公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苏州监狱，没受到任何阻挠。
沈钧儒等六位男囚犯看到德国朋友王安娜前来探监，喜出望外，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欢迎她。这几位爱国人士得知王安娜是冒充沈先生的德国儿媳名义，巧妙地冒险探狱，都捧腹大笑，并对她的诚意深为感动。大家一致认为，王安娜给他们带来了可以和新闻界联系的极好机会；应该借此机会将狱中的情况和他们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传到狱外。
王安娜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整天，和“救国会”的几位难友们共同领略了一番狱中之苦。略有不足的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来探监的，只能和沈钧儒等人呆在男牢里，不能到处乱串，因此没能去女牢探望一下“七君子”中惟一的一位女士。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4）



王安娜此举，一来是给“七君子”带来了慰问；二来是沟通了监狱内外的斗争；三来是王安娜可以获得“七君子”在狱中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王安娜的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团结抗日的总趋势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西安事变”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受到社会各界、包括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的高度赞赏。“西安事变”打响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就是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七君子”。就这样，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风暴。这一风暴对推动蒋介石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三、毛泽东和朱德的客人
王安娜对中国共产党只有好感，没有偏见，延安这块中共的革命圣地，是她早已向往的地方。当王安娜（其丈夫王炳南时任爱国将领杨虎城的代理）还在西安时，许多国际友人，诸如斯诺、马海德等人都是经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忙，由西安去延安的，而王安娜本人虽然身居延安附近，却没有能够去延安看看，很受刺激。特别是在她读到一些国际友人访问延安后的来信和报道时，她访问延安的愿望更趋强烈。当她接到好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从延安的来信，要她快去延安时，她急了，恨不得立刻飞去延安。
王炳南对王安娜的要求，有些为难。他认为身为他妻子的王安娜以个人身份去延安不合适，他劝王安娜说：“我们是在搞革命工作，肩负统战任务，一定要听党组织的安排，不便个人擅自行动；况且目前的形势很紧张，工作很忙，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跑延安去考察。
“你是中国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自由乱跑。我可不是你们中共党员，我可不受你们党的约束。斯诺去了，马海德去了，史沫特莱等各国朋友都去了。我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去？”王安娜认为她去延安考察是无可非议的，她接着又说：
“你们抗日，我也抗日，我还是经过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拼杀出来的抗日分子。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会作出任何不利延安的事。而且我还要通过考察，向世界宣传延安。我还要动员全世界反法西斯民众都能来延安看看，要他们用行动支持延安。这就是我要去延安的主要因素。况且，我目前去延安比任何人都方便。从延安方面来说，对我这样的，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王炳南对王安娜的要求和看法也认为有些道理，又表示，我再考虑一下，并脱口而出说：“当然，去延安是学习，是一件好事。”
经过与多方联系之后，王炳南通知王安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与各方联系，都支持你去延安考察。杨虎城将军还嘱咐，派几个警卫员把你送到延安边界。”
王安娜听后，自然十分高兴，一再对有关各方表示感谢，并问何时出发为好。王炳南建议她快一点走。
“为什么？”
“三月初去延安的路还好走，过了月初，下起雨来，路就变得泥泞，就难走了。”王炳南很关心地对她解释。
“孩子黎明怎么办？”
“黎明交给杨妈照顾，我又不离开西安，你就放心去延安好了。”
就这样，王安娜便一身轻松地准备出发。
延安方面从杨虎城部的秘密渠道获悉，王安娜将访延安，很是重视，立即派了一名有经验的警卫人员来西安迎接。
出发后，王安娜和两个来自不同部队的警卫人员，乘坐一辆货车，一路上摇摇晃晃，说说笑笑，很顺利到达了延安。
王安娜抵达延安时，受到了预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在延安广场上，王安娜看到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为首的，很多身穿蓝色制服的革命干部和身着军装、头戴红星军帽的官兵组成的列队，都在热烈鼓掌，以表示欢迎这位来自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友。她还听到从列队中传出“欢迎你到延安来”的友好口号声。
王安娜高兴得已经不知所措。这种诚挚、朴实、热烈而友善的气氛，使她陶醉，就像一股暖流，顿时冲到她每个末梢神经。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欢迎接待。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延安，王安娜被安排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住在一起，使这间小小的窑洞增添了很多欢乐和不少趣事。
王安娜到延安的当天傍晚，朱德就来看她。朱德一进门，就用德语向王安娜打招呼：“你好！”一种纯德国语的腔调，使她大吃一惊。
王安娜见到来者，恍然大悟，站在她面前的竟是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忙用德语回敬说：“很高兴见到您。您来看我，实在不敢当。我应该先去拜访您。”
朱德谦虚地说：“你是客人嘛。”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旁插话说，“朱将军本来忘了一些德语，最近由于我给他上课，常讲德语，目前他的德语比我的中文好。”
朱德对王安娜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对我帮助很大。如果你能用中国话和我们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提议虽然获得了三个人的一致同意，但在交谈中，他们还是掺杂了许多德语。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5）



朱德曾是留德学生，他对德国发生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这天他和德国人交谈在德国的往事，兴趣很高。
朱德说：“我于1922年至1923年曾住在柏林，还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科学的课。”“那时候，我不只是过着书斋生活。我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在中国留德学生中从事政治活动。1925年我因为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在柏林被捕入狱。”
王安娜插话说：“我有幸和朱德将军一样，也有这么一段不幸的遭遇。”
朱德对王安娜的牢狱之灾，似乎已有所了解，他接着说：
“我被捕时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而你的对手却是纳粹分子。你的遭遇比我要坏。
“我被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清闲得很，什么也不管，于是我就一直在痛痛快快地睡大觉。
“拘留所里很安静，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
“听说，你也被法西斯关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里，而你就没有那么清静了。
“现在应该说，我和王安娜是同窗哩！说实在话，那段牢狱生活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
王安娜是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出自对朱德的尊重和敬仰，她想多听听朱的讲话，不插话、不提问，坐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不然，由于她很了解延安一些领导人的作风，又对朱德的个人情况很感兴趣，便没完没了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强问之下，不愿对外谈个人私事的朱德只好谈了几句夫人康克清的情况。王安娜听到朱德赞美康克清的话后，很想去拜会这位将军夫人。
朱德这晚的来访和谈话，给王安娜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王安娜事后逢人就说：“朱德将军平平无奇，没有架子，他待人亲切，待兵如子，为人憨厚、诚恳。他虽然是位闻名于世的军事家，但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高、荣誉多而搞什么特殊化。”
朱德当晚来看王安娜，使她有些受宠若惊，她感到这次来延安，第一天就收获很大，很满足。
然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对王安娜说，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个个都很平易近人，和他们接触交谈，并不是件很难办的事。说不定，我们还会见到毛泽东呢。
王安娜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这番话固然也很感兴趣，但她是一个“知道知足”的人，不敢奢望在延安能见到毛泽东。
况且，在王安娜离开西安时，王炳南对她曾有过几句交待。王炳南说：
“你的延安之行，纯属于是个人考察，没有任何任务；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到延安时，不要给人家增加麻烦，能有个地方住就行。而且，你自己必须要明确，你的身份和别人不同。你既不是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又不是应邀前往访问的代表团贵宾，而只是应外国朋友之邀，前往延安圣地进行个人考察而已。在那里能看到什么，就看什么；能听到点什么，就听点什么，不要提出任何要求，不要打扰人家的工作。你虽然是一位德国外宾，但你是中共党员的妻子，不要使延安方面为难。
“如果你能借机向他们介绍一些德国情况、特别是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统治的情况以及在杨虎城将军处的所见所闻，就会对延安有关部门了解全局形势有某些帮助。”
王安娜认为王炳南的嘱咐很在理，应该照办，因而，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这一想法，只能是等等看。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一次集体看演出的礼堂里。毛泽东坐的位置离她不远。她能仔仔细细地端详一下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很满足了。
几天之后，王安娜正在自己的窑洞里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喝咖啡休息，突然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员走了进来，使王安娜感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那种笑嘻嘻、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好像面对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没感到任何拘谨和不自然。
毛泽东的几句笑话和洪亮的语调，立刻把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带入了无拘无束的交谈之中。他们交谈了许多问题，诸如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和德国农民现状；陕西的社会现状；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风光；中国现代文学；中餐和西餐的特点，辣椒和胡椒的作用等等。双方所谈的内容极为广泛，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毛泽东谈话洒脱、随意，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妙趣横生。王安娜和史沫特莱都听得入了迷，都敬佩不已。
在交谈中，王安娜由于听不太懂湖南话，曾提出了不少语言上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大笑，使交谈气氛始终很为热烈。
当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问王安娜：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是黑色的？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王安娜没想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略有惊奇地回答。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继续追问。
王安娜答道：“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接着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有的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抵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较强。”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6）



王安娜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很实在，也很愉快。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问题，还有八路军和西北军的两军问题。双方也都感到时间过得特别快。
毛泽东在院子里和王安娜分手时，表示希望王安娜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
第二天傍晚，王安娜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拜访他。在这宽阔窑洞式的房间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是毛泽东的办公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了许多造型的投影。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和文件夹。
毛泽东请这位德国女博士参观他所收藏的书籍，并向她介绍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等人的著作和译本。参观后，两人又坐下来，继续交谈。
王安娜和毛泽东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统一战线的事。
王安娜问毛泽东：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泽东回答说，“党的现行的许多措施，大概会放弃吧。譬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泽东又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去完成将来的战争。”
王安娜很感兴趣地问：“国民党方面是否也准备和你们协商？”
“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有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把要协商的根本问题，谈得更深入些，我们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团到延安来。现在我们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王安娜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事。王安娜非常高兴。
在王安娜向毛泽东道别时，毛泽东一面派警卫人员送她回家，一面又叮咛了一句：
“请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的面积同样大小，不过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个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王安娜在延安期间，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是，她和朱德等几位将军一次愉快的相聚。
有一天，王安娜和一些领导人一起看过一场戏之后，只听马海德医生喊了一声：“同志们，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还有花生，到我这里来聊天吧。”
马海德的这一嗓子，响应者还真不少，除王安娜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外，朱德、贺龙、彭德怀也都来了，把马海德住的窑洞挤得满满的。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板凳上，还有的靠在桌子旁。大家不分上下，不分官兵，说说笑笑，把这个小窑洞弄得轻松愉快。
这一偶然相聚的夜晚，给王安娜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朱德对王安娜说：
“王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啊？”朱德不等王安娜回答又接着说：
“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蒋介石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了指在座的贺龙等人。
接着朱德的话题，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以二万五千元。一天，我们的朱总司令看到这个告示，也没把这张悬赏的告示撕掉。他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坏人的。
“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了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