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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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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作者：吴蔚
内容简介：
其亡也忽，其兴也勃，历史悲剧的集中上演。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多尔衮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统治。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才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这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其间折射出的士大夫和普通人的心态，更是耐人寻味，令人不胜唏嘘……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作者介绍：
吴蔚，女，曾经是IT人，现专职写作。从小涉猎广博，虽是理工科出身，但才思敏捷，文史功底深厚，喜爱并擅长舞文弄墨。已经发表文学类的小说和散文数十万字；已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有《历史的智慧——新三十六计》、《水之道》等；还参与了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工作。
文章试读：
崇祯上吊
旧历1644年三月十九日的晚上，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中一派凄凉景象。月色辉映下的这一处建筑，格外死寂、凄清。
最近京城里一直有种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能够听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的鬼魂的喧闹声和凄厉的哀号声。除非不得已，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靠近紫禁城一步了。
崇祯皇帝朱由检刚刚听说他委派守城的亲信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进城，自知大势已去，慌忙命人将皇太子朱慈娘、三儿子朱慈炯（即后来传说的朱三太子）、四儿子朱慈熠连夜送出宫外。崇祯随即来到后宫，令他惊讶的是，周皇后并没有就寝，反而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正在等候他的到来。最让人奇怪的是，皇后所穿的朝服，袖口、衣角及周身开口的地方都已经用线密密缝住，就好像被装在一个华丽的衣袋中。
崇祯来不及多想皇后为何是这身打扮，只是严肃地对周皇后说：“国破就在眼前。你身为国母，理当殉国。”
周皇后并不惊慌，她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相当冷静地说：“我跟随陛下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陛下从未听过我一句忠言，所以才会有今天。”说完后有些鄙夷地望了崇祯一眼，从容地上吊而死。
崇祯一怔。他从来也没有将这位性子耿直的皇后放在眼中，事实上除了他的女儿长平公主，他没有真正在意过任何女人。当年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对付崇祯宠爱的田贵妃，特地从江南找来了绝色美女陈圆圆。崇祯第一眼看到陈圆圆的时候，也惊诧她惊人的美貌，可是当时崇祯正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陈圆圆只得返回了周府，被到周府作客的吴三桂看中，才有了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
序 1644年风云际会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是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本书主要是讲述1644年前后，不同政权下的人们跟1644年大事变的关联。他们有的人直接导致了1644年的风云突变，比如李自成、吴三桂；他们有的人并没有等到这一天，而他们自身的命运却与1644年紧紧相连，例如袁崇焕；而1644年的政权交替后，有更多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汉人却被无奈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中，他们跟那些改变历史的人一样，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要么顺应历史潮流降清，要么反抗命运从事反清复明，要么向命运妥协归隐于山林，从而导致了远比1644年更为复杂的局面。
所以，明末社会大动荡中，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历史洪流，所表演的角色各各不同。但所有的这些人，无不是以悲剧收场。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到明代则发挥到了极至，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有投降满清的明朝重臣吴三桂、洪承畴，有南明的弘光皇帝、左良玉、史可法，有复社的巨子陈子龙、侯方域等，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秦淮名妓，也通通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并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环境如此，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大环境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都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是悲剧，却没有多少可以责怪和非议的。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或多或少地改写了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
同样在1644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荒原中与王军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英国内战的转折点。英国内战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的一次大搏斗。通过战争，专制王权被推翻，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确立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马斯顿战役由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1649年1月30日，崇祯皇帝自缢后不到五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处死刑，2月国会通过决议废除上院和王权，5月成立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乘借内战胜利的东风发展到了顶点。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新的封建强权取代旧的封建强权。1644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也自此开始。
距1644年三百年后，公元1944年，此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远远领先于中国。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1944年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革命”的本意是变革天命，见《周易·第四十九卦·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以《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
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地了解过去。1644年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除了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外，还有更多的扼腕叹息。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
在这部书里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常人。在1644年前后，有太多人在各种位置、为各种利益，发展成错综复杂却稳定的规则。在这太多人彼此牵制的棋局中，于是每个人遂都成了“被命运所决定，而又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法国史家布劳岱所语）。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而在于主角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大环境。其实在这本书中，背景才是主角。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受过史学训练，我是学工科出身，充其量也只是个历史和文学的爱好者。我在历史上下功夫，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但真正开始写作，却是从历史小说开始。我将自己的这本书定位于介于正史和历史小说之间的小品文。历史只注意记录现实如何，历史小说则多数有许多虚构的东西。《三国演义》就是最典型的历史小说，虽然被评为“考诸国史、留心损益”，但其实在不少地方都改写了史实。而我的小品文绝不会偏离正史的现实，但却会在顾及现代读者读书习惯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环境和心理的再现，以展现出历史真实的丰富性；但这些再现一定是在符合历史逻辑的情况下。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是分篇论述，以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为主线，但从整体来说，本书从时间上是连贯的，因为内容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因而在一些地方会有交叉，也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楔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明朝，坐大沈阳的清朝，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
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纷纷扰扰中，纠缠不清。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第九》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第一章 崇祯与李自成的纠缠
【一 崇祯上吊】
旧历1644年三月十九日的晚上，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中一派凄凉景象。月色辉映下的这一处建筑，格外死寂、凄清。
最近京城里一直有种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能够听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除非不得已，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靠近紫禁城一步。
崇祯皇帝朱由检刚刚听说他委派守城的亲信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进城，自知大势已去，慌忙命人将皇太子朱慈烺、三儿子朱慈炯（即后来传说的朱三太子）、四儿子朱慈炤连夜送出宫外。崇祯随即来到后宫，令他惊讶的是，周皇后并没有就寝，反而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正在等候他的到来。最让人奇怪的是，皇后所穿的朝服，袖口、衣角及周身开口的地方都已经用线密密缝住，她就好像被装在一个华丽的衣袋中。
崇祯来不及多想皇后为何是这样地打扮，只是严肃地对周皇后说：“国破就在眼前。你身为国母，理当殉国。”
周皇后并不惊慌，她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相当冷静地说：“我跟随陛下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陛下从未听过我一句忠言，所以才会有今天。”说完后有些鄙夷地望了崇祯一眼，从容地上吊而死。
崇祯一怔。他从来也没有将这位性子耿直的皇后放在眼中，事实上除了他的女儿长平公主，他没有真正在意过任何女人。当年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对付崇祯宠爱的田贵妃，特地从江南找来了绝色美女陈圆圆。崇祯第一眼看到陈圆圆的时候，也惊诧她惊人的美貌，可是当时崇祯正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陈圆圆只得返回了周府，被到周府作客的吴三桂看中，才有了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
如今周皇后临死前那番话的语气、那蔑视的一眼却深深震憾了崇祯，他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惊？是悔？但情形已经不容他多想，呆了片刻，他又来到了寿宁宫找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秀丽高贵。崇祯已经为她挑选了周世显为驸马，若不是李自成逼近北京，公主早应该在几天前下嫁。长平公主也没有入睡，大概今晚的北京城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安然入睡。公主年纪虽小，却也知道天下即将大变，见崇祯进来，上前拉住父亲的衣袖哭泣，不胜悲恸，更显得楚楚动人。
崇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望着最心爱的女儿叹息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终于狠下心，用左手挡住脸，右手拔刀出鞘，向公主砍去。公主尖叫了一声，那一声中充满了惊恐，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最爱的父亲会杀她。她本能地挥出柔弱的手臂去挡锋利的刀。
毕竟是亲生骨肉，崇祯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彷徨，但仍然咬着牙砍了下去。刀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但没有砍中要害，顿时血流如注，公主当场晕绝地上。崇祯再也下不了手，掩面而出。
『注：李自成进宫后，发现了血泊中的长平公主，叹息说道：“上太忍。”（《甲申传信录》）他以为公主已死，便命人将公主送往皇亲周奎的家中。长平公主晕厥五天后才苏醒过来，这才发现父亲已经上吊而死，李自成已经入主北京，大明变成了大顺，不禁悲痛欲绝。长平公主后来落入了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手中。然而风云变化莫测，四十天后，大顺又变成了大清。清军入城后，摄政王多尔衮专门派人访寻到长平公主及其他未死的嫔妃，特别优待。长平公主只剩下一条手臂，国破家亡，大有天地无容身之处的感觉，于是给满清上书，自称是九死臣妾，要求出家当尼姑。满清没有答应，反而下诏命准驸马周世显与长平公主完婚，并赐予田产宅第车马等物。回忆起狠心要砍死自己的父皇，面对并不是传说中穷凶极恶的敌人，长平公主不由得感慨万千，不禁黯然泣下。在盛大的婚礼上，公主没有一丝喜悦，挥之不去的是无奈的哀伤。后来长平公主于顺治三年（1646年）病死，赐葬在广宁门外。事见《明史·卷121·公主传》、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关于长平公主，后世敷衍出很多故事。金庸小说《碧血剑》中美艳绝伦的阿九、《鹿鼎记》中武功高强的九难，以及梁羽生数部小说中提到吕四娘的师傅独臂神尼，都是指的长平公主。』
处理完两个身份地位最重要的人，崇祯心中再无顾虑，他赶到昭仁殿砍死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又砍死了妃嫔数人，这才换了平民衣服，带着大太监王承恩出中南门，摸黑来到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避难。此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到了北京城下，李自成一旦进城，第一件事就是进紫禁城，所以皇宫已经成了天下最不安全的地方。
但无论王承恩如何叫门，如何狐假虎威地摆出天子驾临的威风，朱纯臣命人坚决不予开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甚至连落难的平民都不如，因为他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还会将致命的危险带到他走到的任何地方。
崇祯皇帝这才知道他自己已经是众叛亲离，不由得长叹一声，重新回到皇宫。而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喊杀声不断。
崇祯皇帝回到前殿，依然没有死心，鸣钟召集百官，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到来。崇祯皇帝这才万念俱灰，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他来到崇文门，想出去却是不能。于是改走齐化门，打算夺门而出。守门的太监见这些人形迹可疑，疑为奸细，发炮射击。王承恩连忙喊道：“这是皇上！”幸好没有打中。
崇祯又来到正阳门，只见那里挂着三只白色灯笼，是为李自成军发出的投降信号。崇祯知道无论如何已经逃不出去了，这才在大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回到皇宫换了衣服，来到煤山（现在的景山）的寿皇亭，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然后才无可奈何地自缢于于一棵树下，年仅三十五岁。
崇祯皇帝死后，王承恩也上吊自杀，总算没有让崇祯皇帝孤独上路，全了他一点面子。
走到今天的局面，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崇祯皇帝临死前下诏书切责，说：“我手下的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都是这些内外的大臣们误了我。”他口中的空谈、亡国之臣，后来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但到了满清人手上，却变成了中兴之臣。这种变化着实令人骇异。中国的古话中总说，良禽择木而栖。如果崇祯不自杀，李自成或许不会杀他，到了满清，也许还能封个侯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再来看这些“亡国之臣”的表现，应该会明白忠臣必赖明君的道理。
崇祯断然将眼前的这场灭国灾难归咎于手下的每一个人，就是认为他自己没有责任。此人至死不悟，可谓是执拗之极了。拿最后一件事来说，成国公朱纯臣不肯开门接纳皇帝，诚然有惧祸的心理；但从另一方面说，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对待手下大臣刻薄无情，尽忠报国的袁崇焕就落了个被凌迟处死的悲惨下场。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明朝的大臣们自然不肯出死力为皇帝所用，平时都是得过且过，自保为上。所以崇祯皇帝到了最后关头，他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最亲信的大臣朱纯臣闭门不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皇帝的责任，自然也不能怪崇祯的大臣们，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臣子们，却总有一种沉重的感受——他们这些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有点像意念导向，崇祯反复这样训斥他的臣子们是亡国之臣，臣子们也先入为主地这样认为了。
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象征性地面朝北，对他的皇帝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
〖愧无半策匡时难，
惟有捐躯报主恩。〗
既然臣子们都被皇帝认为是无能之辈，自然危急关头也就没有人出死力了，这也是敲钟无人肯来的原因。崇祯皇帝每次下诏罪己，闻者没有一个感动；危急之际飞檄勤王，征者没有一个赶来。这实在是他的悲哀，也是最值得他反思的地方。在常人眼光看来，崇祯下罪己诏责备自己，不过是做做样子，可是皇帝自己怎么会有责任呢？崇祯更是一个习惯推卸责任的人；他召各地赴京勤王，有袁崇焕这样回京勤王被杀的前车之鉴，谁还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冒？甚至包括在崇祯与李自成长期的较量中，明朝一度占了优势，但崇祯自毁大将，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今天国破家亡的局面，崇祯自己是有责任的。
所以一位当时人写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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