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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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的攻克北京和崇祯帝的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当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部分官员知道京师难保，已经作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复社巨子陈子龙（后面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讲他与名妓柳如是轰动一时的情缘）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后，立即说服江南巡抚郑瑄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人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

但随着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北的消息从此中断。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话。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北方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的大臣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南北两京的体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而且很快传遍了南方，在动荡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时作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经将三名皇子一起带往山海关，但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

当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

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则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长洵长子。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有“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的名声，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

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是凤阳总督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

继位之争实际上是明末党争的延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福王最符合轮序。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数文职大臣。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他曾经写信给马士英，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后来成为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宝）；但当时史可法作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关心政局的稳定，他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就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小心游说，争取到淮河流域的镇将们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事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三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亲福王一样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后，弘光皇帝在其养母（据说这位养母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已经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弘光皇帝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弘光皇帝还派人四处逮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民间因此称弘光为“虾蟆天子”。

『注：明朝还有个“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听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特意命苏州采办，搞得苏州百姓鸡犬不宁。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权是大官僚军阀派系斗争的典型产物。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与高弘图等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在百姓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拥立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爱国志士们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而内斗不断）。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东林党人拥立的潞王朱常淓并不比福王“贤”多少，证明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这种极端的私心并没有随着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结束，南明政权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中，后来相继出现了三大案，都是党争的结果。内耗既烈，当然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被满清占领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性格也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史可法在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马士英求助于镇将，形成后来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从此也大权旁落，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四天后，史可法渡江往淮阳督师。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后，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外，由在朝辅政变成了在外督师，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极力说史可法不可出，又说：“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可惜为时已晚。

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人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有人称赞他说：“史公就像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文武兼备。”史可法回答说：“我恐怕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才能，却很想效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句实话，史可法确实只是个文人，缺乏诸葛亮那样的军事才能。

据《明史》记载，史可法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即前面提过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

史可法还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所以当他动身去扬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奏疏自然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表明他与马士英并无矛盾。

【三　江北四镇】

弘光政权成立时，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地域广阔，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满清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高杰驻徐州，刘良佐驻寿州，刘泽清驻淮安，黄得功驻庐州，共拥兵三十万。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绰号翻山鹞。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韩氏本是娼妓出身，韩氏后来与县役盖君禄私通，被李自成杀死。不久后李自成掠得邢氏为继妻。邢氏不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军资”。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为邢氏的姿色所倾倒，一见钟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抢到军中，并不真的归心，她也爱上了高大魁梧的高杰。

在邢氏的劝说下，又因为担心李自成知道后会引来杀身之祸，高杰于崇祯八年（1635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被授予游击之职。

高杰后来多次参加了对农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自认为对李自成有“夺妻之恨”，不敢投降，于是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部进入山东时，见地方百姓对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高部将领竟然冒充为大顺军取得粮饷。

康熙年间金乡知县沈渊记载了当地的一件掌故：“犹忆闻之老者，谓当崇祯甲申三月有号翻天鹞子者，高杰麾下将也。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兵薄金乡城。方是时，寇贼充斥，金乡官民守城，城门昼夜闭，而见贼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谋牛酒迎劳，且遥问安民何如？贼且作宣诏状，有‘禁掳、禁杀，敢违者斩无赦’诸语，彼军士则狂走如骛，汹汹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招揽：“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同时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黄得功，字虎山，辽宁人，出身行伍。他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关于刘良佐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数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其中高杰彪悍骁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认为高杰的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1644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后，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拥兵二十万，也进封为宁南侯。

四镇都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这样，四镇将领就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四镇总兵中立即有人开始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

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但此时军人专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叹气说：“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还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于此。弘光政权一开始就是在内讧中粉墨登场，一年后又在内讧中崩溃瓦解。

『注：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在不久后的党争中辞职。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怀恨刘宗周曾经上疏请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时，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为四镇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四镇之间因而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老百姓们也普遍鄙视南明军队，而黄得功的部队则鄙视其他的部队，认为高杰等人是吃皇粮的土匪。

镇守徐州的高杰一直垂涎扬州的富庶，要求将部下将士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时，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

扬州进士郑元勋居中调停，出城同高杰面议，同意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但不在城内驻军。不料郑元勋刚回到城里，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扬州巡抚黄家瑞见大势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杰大怒，加紧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南明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高杰如此行径，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时南明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对他也无可奈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史可法还一度遭到了高杰的软禁。

刚好有个叫德宗的和尚在高杰军中。这个和尚因为“谈祸福奇中”，高杰也折节称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劝高杰说：“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高杰听了，若有所思。

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机智有谋，当年李自成也曾经让她管理后勤调度。高杰经常对人说：“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意思是说他老婆有大将之风，才智还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见史可法至诚，厚为调护，劝高杰归心。高杰这个人虽然桀骜不驯，对邢夫人却是言听计从，于是开始礼敬史可法。高杰在江北四镇中最强也最难驾驭，史可法大喜说：“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为了表示感谢，史可法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经过反复磋商，高杰同意不再坚持进驻扬州，史可法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杰，局势并未完全稳定。1644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高杰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黄得功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由于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当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四　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