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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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高杰妻子邢夫人带着儿子高元爵请恤，弘光皇帝命高杰所部将士仍听邢夫人统辖。史可法与诸将会盟，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　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的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江北四镇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去迎击左军，江淮防线一时陷入空虚。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写，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但左良玉都不满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干，那时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左良玉派了人来，上下没有谁敢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不客气，坦然而坐，没有丝毫谦虚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柳敬亭虽然只是说书人，时局变幻中，他却也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在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沧桑之极。

明亡后，柳敬亭的演艺更臻化境。他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黄宗羲写《柳敬亭传》，说听到柳敬亭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同样是写国破的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说书能到如此地步，以国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弦，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确实是相当不易了。

但黄宗羲依旧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康熙元年，七十六岁的柳敬亭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鼎孳邀请各大名流、诗人词客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敬亭说书，轰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敬亭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四年。

《旧都文物略》里说柳敬亭“为睿亲王多尔衮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因此有人嘲笑他终究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然而当时多尔衮一声剃发令下，天下谈得上忠义节操的又有几人？写诗词劝柳敬亭南归的吴伟业、龚鼎孳当时都是满清的显贵。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说书为由，终其一生都未薙发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着献艺生涯，个人际遇不可避免地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终于买舟南下，这时他已经七十九岁。次年，柳敬亭以八十岁高龄参加龚鼎孳爱妻顾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顾横波）的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顾眉于康熙三年死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康熙五年（1666年），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柳敬亭晚年受过老友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资助，其后事迹不详。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还是吴伟业的一句话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评价：“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　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便进去避风雪。在寺内的廊下，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爱不释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从寺里僧人处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机缘，左光斗认为史可法才学出众，定非等闲之辈，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的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酷刑，将不久于人世，就拿着银钱泪流满面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老师痛哭。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于是强忍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