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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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

第二章　唐王与鲁王之争

【一　潞王监国】

马士英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武林沸腾”（清·徐芳烈·《浙东纪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弘光帝抢当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　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注：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上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多尔衮剃发令下后，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但是百姓们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江南的义兵，大都不久即败。

【三　江阴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只有杨文骢（即那位画桃花扇的才子）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将满清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杨文骢却没有组织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在清军来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时，清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江南，就连多尔衮也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但随后导致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的却是满清的剃发令，这是多尔衮的重大失策。

多尔衮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后，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在民族危难关头，江南各地的汉族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七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

满清委派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令百姓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一时人人群情激愤。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地将方亨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自感到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将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阎应元这个人因为江阴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经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军事才华远在史可法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见陈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清兵闻讯后，只派了三百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三百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部兵数万来攻。刘良佐即当初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结果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

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

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这些红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一定是没有尽心尽力，于是下令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也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并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了八十天后，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因此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却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将近七万人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与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

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这个人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程很难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是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后来他还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促使李成栋反正的原因跟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如出一辙，竟然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他一生反复的大起大落，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原本就是一个神秘的作坊。关于李成栋，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有专文讲述。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八天后，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然而，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