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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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于是有上万的农民在这里被杀死了。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红衣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同时遇害。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这些前南明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前南明军队就欢跃而去；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中国人普遍有种强烈的乡土情结。黄河边的原住民宁可坐以待毙，也不愿意乔迁他乡；即使政府强令迁徙，没多久，他们也会回来，不管当地多穷多苦。嘉定的绅民也是如此，他们回城后看到如此惨状，立即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同时，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乡兵队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冈，他们一旦发现那些剃了发的人，就将这些人当场处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也被这群乡兵歼灭。李成栋狂怒下派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也被夷为平地。

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帐，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的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阵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无论如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进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是，很难说这会是明朝的转机。

【四　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即杭州落入清军之手前三天，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朱常淓降清以后，局面非常混乱，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精神，重新组织起力量。但封建时代帝位的继承，血统的亲疏是个重要条件。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儿子安王朱楹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此时朱由检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即后来的永历皇帝），当时的南明政治中心在东南，东南士绅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不得不就近从疏藩中推选。

朱聿键本人虽然贵为王孙，从小却饱经忧患。他是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聿键的爷爷唐端王嫌世子（朱聿键之父，后来被追封为裕王）嘴舌上长个大瘤子，又爱小妾生的儿子，就常年将裕王囚禁在内官宅。朱聿键生下来后，八岁才由曾祖母请师父教他读书写字，“仅辩句读”。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祖母病死，朱聿键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被跟父亲关在了一起。唐端王还暗中命人不给朱聿键父子送饭，想活活饿死他们，幸亏暗中有人帮忙送饭，父子在囚房中过了十六年。崇祯二年（1629）二月，裕王被急切想袭唐王王位的弟弟鸩死。同一年，唐端王病死。朱聿键总算苦尽甘来，以长子长孙的身份袭封南阳。

『注：鸩实际上是一种毒酒。传说中的鸩是一种毒鸟，黑身赤目，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喜食蛇，尤其是蝮蛇，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崇祯九年，唐王朱聿键杀了害死他父亲的叔叔。但他的苦难在这一年又开始了，崇祯因清军叩关，诏令各地勤王。唐王朱聿键接到诏令后，立即北上赶去勤王，刚到裕州，便接到崇祯圣旨，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朱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然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幽锢在凤阳高墙内。一直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朱聿键才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下旨放出，但已经又被关押八年多。这位金枝玉叶真是倒霉，活到四十三岁的年纪，在囚牢里倒有二十四年之久。

由此可以知道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了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九年的七年奉藩生活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得到了黄道周等人的大力推举。

于是，朱聿键在衢州宣布了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这一行人继续南行，翻越仙霞岭，前往福州。

1645年六月初六日，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二十天以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

举行登基大典仪式当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尚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虽然兆征不祥，君臣还是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锐意恢复。由于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迥然不同，他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李自成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一般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朱聿键以明朝宗室远亲即位称帝，实是时势使然。但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尽管他颇想有一番作为，重建明朝江山，可先天的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福建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朱聿键就以拥戴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为了收揽人心，朱聿键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五　鲁王监国】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着满清颁布了剃发之令后，“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浙东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宁波府起兵反清后，原太仆寺卿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同时，占领宁波的钱肃乐（原刑部员外郎）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满清，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倪懋熹到达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已经被王之仁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懋熹大讲了一通人心思汉的道理，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让儿子陪他去东阁吃饭。

然后，王之仁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答应几天后就发兵到宁波。几日后，王之仁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谢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不是应该杀了他祭旗？”谢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后，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此时，他们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封于山东兖州，因吃丹药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死后，朱元璋给他的谥号为“荒”。朱檀的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被杀。其弟朱以海死里逃生后，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国变前，朱以海就已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所以他对清廷的仇恨远胜其他藩王。但是，此人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一任监国后就大搞腐败，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时行乐的样子。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据说鲁王朱以海与守江诸将置酒唱戏，吹拉弹唱的声音声连百余里。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到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六　唐鲁的对立与纷争】

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直到1645年十月，隆武政权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政权。隆武帝立即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刘中藻的到来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甚至还有人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

鲁监国性格比较软弱，见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有些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并立即返回了台州。鲁监国离开后，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持认为，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于是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了鲁监国。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鲁监国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杀其使者陈谦。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两个同姓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鲁监国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派人到福州封郑芝龙兄弟以为公爵。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郑芝龙二十岁不到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是远近闻名的大海盗头子。崇祯初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之推举唐王登基称帝，其实也是看上了隆武帝的“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隆武帝为了笼络郑芝龙，以无子为名，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郑森的母亲为日本女子田川氏，又称翁氏。隆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森，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于是收为自己的儿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不久又被封为“忠孝伯”。隆武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关系，后来对南明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在这样大量内耗的情况下，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这个时候，因为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尤其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人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七　黄道周之死】

黄道周是福建人。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黄道周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为有黄道周才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即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马上下了诏书，命黄道周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黄道周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杭州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六天，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立即跑往福州投奔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可是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见到黄道周，大喜说：“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于是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黄道周转眼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隆武帝与黄道周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