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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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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上贸易集团来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台湾往东可达日本,往西通过台湾海峡可抵福建泉州,取得中国内地的丝绸,由泉州横越南海,则可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大型贸易站马尼拉,经过马尼拉,还可以南行到印尼,或横向途经旧金山绕到墨西哥。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台湾就是太平洋贸易区往来的中继站,所以才会引起国际航海帝国主义的重视与争夺。
然而,对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各路海盗或海上非法贸易集团而言,台湾仅是个歇脚避风、躲避政府追剿之地;对明朝当局来说,台湾只是一处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岛。汉人真正开始移民台湾,迟至明代中叶才开始。
当时因部分倭寇、海盗以台南为基地,不断扰乱附近的海域,使得大陆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害,明朝廷因此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初次接触,也开启汉族移民之始。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难、捕鱼、经商等目的移居台南,在一鲲身(即今安平一带)、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
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军队所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从那时候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台湾作为他们在西南海岸的一个贸易殖民地。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这一年,恰好也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的一年。
台湾的荷兰人同垄断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郑成功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中已经有人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台湾发生过一次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被荷兰人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所以从那时起,荷兰人对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都很紧张,生怕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但设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军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两万五千名郑家军在金门岛东向的料罗湾,登上了近四百艘战船。晌午时分,旌旗飞扬的庞大船队,乘风破浪驶向台湾的中继岛,澎湖。次日,船队来到了澎湖,泊峙内湾,郑成功派出船只到大员附近海面侦查,并在澎湖整装,等候顺风出发。
二月初六夜,为了抢潮水,郑成功决定冒险启碇,在强风巨浪中向东南方航进。次日黎明,数百艘高挂着郑字旗帜、漆着太阳与月亮并存的日月旗军船,在蒙蒙雾中,悄悄来到鹿耳门外港,于北线尾岛外的海边下锚。
中午过后,郑成功在船头摆下香案,向天祷祝,祈求一战成功。不久,鹿耳门水道开始潮涨,顺风吹送下,船行如飞,战船趁势涌进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此时船队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线尾外海原处,另二批陆续鱼贯进入鹿耳门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两面和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之间。
傍晚,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约在今台南市忠义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陆,接着进占赤崁,直逼普罗民遮城。五月四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结束了这场“鹿耳门之战”。短短五天,郑军便攻陷了战力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迫使荷兰人全数退守在隔着台江水域、位在普罗民遮城对岸的热兰遮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对峙交战。
次年二月一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终于不敌郑成功军队的围困夹攻,终于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历时九个多月的郑荷对峙交战局面,最后在仅仅数天的缔和过程中划下句点。自此,郑成功正式统治了台湾。
郑成功写下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三十八年前,公元1624年,荷兰人在福建巡抚的默许下占领了台湾,而这一年正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的一年;没想到三十八年后,郑成功踏上台湾这块土地,驱逐了荷兰人,开启台湾汉人社会的历史新页。
由于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过去,郑成功一度被日本视为占有台湾的幻想,而他赶走荷兰人这段历史,至今仍被视为日本的荣光。在日本的传统戏剧中,有一出《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那段历史。而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是前明的忠臣,是清朝可畏的敌人,而在当代大陆与台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下,郑成功则被强调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为了促进台湾的开发,加强对部下的控制,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此时台湾还处在开辟阶段,条件非常艰苦,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军队中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了抵触,人心不平,流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暗中勾结。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世子郑经,命他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被迫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在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他对此后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利用永历朝廷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的算盘破灭了。他此时已经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这愈发导致郑成功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
郑成功心中{“文}郁积的{“人}忧闷终{“书}于因为{“屋}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意思是唐氏不讨郑经欢心。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地说:“你儿子跟奶妈私通生了儿子,你不加责备,反而赏赐,像你这样治家都不严的人,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
唐显悦写这封信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但此时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而积愤于心,看了信后气塞胸膛,立即下令处死郑经、奶妈、孩子,甚至包括郑成功自己的妻子董氏,因为她治家不严。守卫金门、厦门的将领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为董氏和郑经求情,提出只杀奶妈和孩子。但郑成功不听,还解下自己的佩剑让人带到金门,交相关将领执行。金门和厦门诸将只好联合起来,抗拒郑成功稀奇古怪的命令。
郑成功见部下拒命,心中愤闷已极,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初八日,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七岁。传闻他死前已经精神错乱。
福建厦门江口曾经有郑氏庙,有人题诗说:“海山苍莽水泱泱,二百年来旧战场。赐姓延平有遗庙,草堂诸葛尚南阳。望断燕云十六州,书生涕泪海天愁。重瀛缔造披榛昧,同抱东南半壁忧。扶襟海砦大王雄,富贵还乡不负公。凭吊沛中诸父老,登台如见旧歌风。”气象沉郁,词意悲壮,抚今怀古,不尽低徊矣。
此时世子郑经还在厦门,郑成功的五弟郑袭想乘机继承郑成功的王位。郑经率师先到金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先杀了守将郑泰。郑泰正是极力替他向郑成功求情的人,郑经如此行事,未免让人心寒。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及诸宿将“皆惧”,先后投降了清方。
郑经随即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大军回师台湾,为争夺台湾的最高权力跟亲叔叔大打了一仗。郑袭的军队溃败,不过郑经只杀了亲叔叔的左右亲信,未杀郑袭。1681年,郑经死,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从1662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张煌言在浙江福建沿海的反清活动也告失败。在永历朝廷覆灭以后,张煌言力主拥立鲁监国为帝,但是自从郑经掌权以后,鲁监国的“宗禄”被停发,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即位做皇帝。鲁监国日益病重,于1662年十一月“中痰”去世,死于气喘病。鲁监国死后,张煌言完全绝望,天下俱是如此,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了,不久后他就解散了军队,自己隐居了起来。
第三章 最后的永历
【一 桂王与唐王之争】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此时二十二岁的桂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也是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二 绍武政权的覆亡】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后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三 逃亡的永历帝】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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