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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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南迁】

对崇祯皇帝说，他还有最后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南下到陪都南京。迁都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1644年二月十日，崇祯皇帝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崇祯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农民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听了大惊失色，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李明睿并不惊慌，他深知皇帝不过是顾忌道义责任，于是讲了一通天命的大道理。他还为提到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崇祯犹豫起来，似乎有些心动了。

在李明睿明确保证要保守机密后，崇祯四下张望，确信＇‘w‘w‘w‘。w‘r‘s‘h‘‘u‘。‘c‘o‘m‘＇无人偷听后，才开始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

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先以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的名义出京。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李明睿还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然坚持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

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了许多南迁的细节问题。李明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募新兵，但朝中没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驻军都已经一年没有发过军饷了，更不要说外地驻军，这正是明军演变为抢民的盗匪的根本原因。李明睿壮着胆子提出了动用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崇祯不同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向披靡，推进得极快，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允都是不战而降，转眼间大顺军已经兵临居庸关下，京畿大震。

十五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他正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太子沉思良久，痛楚地说：“二‘乎’字可玩。”项煜无话可答。

南迁的话题被迫再一次提上日程。但朝中除了李明睿，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重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太子南下，而皇帝肩负守卫社稷之责，应该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其实是要求崇祯皇帝做出自我牺牲。崇祯皇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光时亨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主张南迁的人之后，在场的二十七位大臣竟有十九位立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

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心思，因为他的意图其实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所以双方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崇祯恼羞成怒下，差点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帝。

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光时亨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无论如何，“南迁之议寝矣”。

崇祯下令吴三桂进关勤王后，大臣们再次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不及回答，光时亨火冒三丈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到此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提出太子南迁的人是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提出建议的大臣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从此，绝望的气氛笼罩了全京师的军民，“诸臣咸思南窜”。

『注：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贵妃杨玉环，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于是尊其父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唐肃宗在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

崇祯皇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他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拥有了他们外番所缺乏的东西，并依靠这些汉朝官吏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而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京城，后来落入李自成手中，之后就下落不明。于是南明政权中皇室宗亲为了继承权利开始了激烈的派系倾轧（金庸小说《鹿鼎记》提到的唐王桂王之争就是其中之一），内耗掉了许多抗清义士的精力与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明睿提出南迁后，有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旨，让他准备一千名兵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帝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北京城破之前，方开章想要见崇祯皇帝，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城破前两天，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

【九　最后的议和】

南迁不成，崇祯皇帝开始布置保卫北京。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西洋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帝甚至还慷慨地挖出深藏地下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之秩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

1644年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与大臣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封密封急件送到，崇祯看了后脸色大变，坐在那里发呆，许久后才站起来退入后宫。

原来三月十六日，负责监军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的大门迎接李自成大军；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而且焚烧了位于昌平的明朝皇陵。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早知道农民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

而这时街上的百姓正毫无顾忌地唱着：

〖闯王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

还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臣来剜肉。

生填沟壑诚可哀。〗

穷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因为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京城中散布消息说，李自成到来后，城里的穷苦百姓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

三月十八日一早，崇祯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殿，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

据说早在元宵节的时候，北京城门一直大开，李自成派大量密探携带黄金混进了京城。这些密探用重金买通了京师炮队将领，所以北京的葡萄牙大炮未发挥任何威力，全是空炮（计六奇《明季北略》）。

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曹化淳阻住。张缙彦心中难免起疑，于是转道皇宫，想当面向崇祯皇帝奏明，但被太监拦住，不给通报。

李自成也没有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个罪名会让他遭受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大顺王”与崇祯皇帝谈判。

其实李自成早在昌平时，就曾派原明将王永吉到北京与崇祯皇帝进行谈判，交换条件是分割出中国北部并封他为王。但显然王永吉并没有见到崇祯皇帝。

崇祯召见了李自成的使者杜勋。杜勋曾是崇祯皇帝的亲信，崇祯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首席大学士魏藻德当时也在场。杜勋倒是十分坦率，直接说明了李自成的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担心现在的让步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他是个不敢负责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议和的绥靖策略，这样即使将来他被指责，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只替罪羊。

于是崇祯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此刻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

魏藻德对皇帝的小算盘一清二楚，他可不想自我牺牲；对臣子而言，他可以在明朝当大臣，到了大顺朝一样可以当大臣。于是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皇帝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发抖，转身先打发了杜勋。

杜勋刚一离开，崇祯皇帝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这位老臣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魏藻德后来亲自陪同李自成由长安门入城。后来在李自成发动的“追赃助饷”中被拷打，魏藻德交出一万三千两黄金赎身，但刘宗敏依旧不满足，魏藻德被拷打至死。

三月十八日晚上，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大喜过望，下令部队准备进城。

李自成刚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主动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

就在这时，崇祯皇帝正走向后宫长寿殿，他看到被李自成军队占领的郊区烽火烛天。他恍然已经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

崇祯随即密召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进宫，让他们各带家丁护送他出城南迁。刘、巩二人哭着道：“法令素严，亲臣不得藏甲，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

崇祯叹息，挥手让两人退去。在令两位外戚离开之前，崇祯皇帝说：“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三人相对而泣（李清《三垣笔记》第十八卷）。

接下来便演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说，当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焕）离开大内时，缅甸和暹罗进贡的大象，在玄武门内的园中突然哀鸣起来。根据民间传说，大象能识别出要想暗害君主的人，并能用鼻子阻止他们进宫。

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意思是四十多万明军中战斗而死的只有两个人，好一个“嘻”字！

【十　李自成的速胜】

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这个时候，明朝廷在京的官员们“衣冠介胄，叛降如云”，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我是兵科时敏声！”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你已经老了，胡须都白了。”刘廷谏忙分辩道：“太师如果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变黑，我还没老。”这马屁拍得相当肉麻，于是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受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身之祸。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对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则大加嘲笑。

也有一些人是被迫加入大顺政权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陈名夏是复社名士，他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陈名夏时任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藏到了一间教堂里，没有应召。不久，因被人检举，陈名夏被大顺军抓获。恰好负责审理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陈名夏是南方人）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坚决拒绝了，但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因为陈名夏的名气，牛金星自然应允。于是陈名夏又重新回到了翰林院，不过翰林院已经被大顺军改名宏文馆。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大臣们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

李自成也注意选拔自己的人才，他同时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乡试，五十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五十八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顺便提一句，这五十八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

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庞大的军队发军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正好这时一些明朝的旧臣们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李自成将自己摆在了弑君者的位置）。所以，李自成开始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他更因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赃助饷，将劝他登基的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拘禁起来，交付大将刘宗敏拷打，要求赎金。崇祯皇帝的小金库、宗室、勋戚和太监的家产也都被没收。

崇祯自尽前命人将太子朱慈烺送出宫，朱慈烺到周奎（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子的外公）家，却遭遇了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周奎闭门不纳。随行朱慈烺的太监见势不好，反而将朱慈烺绑了，献给了李自成。他的两个弟弟朱慈炯和朱慈炤也先后被人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再次回想起崇祯的尸体，他的心重新充满了负疚感。出于内疚，他没有杀崇祯的三个儿子，只下令囚禁三人。

李自成还询问太子朱慈烺，朱家何以丧失天下。朱慈烺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很高兴地说：“原来你也明白。”李自成还明白地说他不会杀太子，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皇帝之死感到负疚，而明朝的官员们就成了替罪羊。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都被拘禁，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皇亲周奎也未能幸免于难。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几乎所有的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