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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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注：关于宁远的地形，参见清初顾祖禹的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作者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1644年清兵入关时，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不肯走入仕途。相反，顾祖禹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顾祖禹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书。这位顾祖禹也是个奇人，知道进退，也知道如何敌为我用。康熙年间，他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坚持了民族气节。最重要的是，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藏书，为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五十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地理著作，顾祖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澋那楸ǎ�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四　凌迟的悲剧】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匹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与皇帝的私人小金库之足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注：这里不加多述皇太极的离间计，总之就是“陈平间范增”、“周瑜弄蒋干”之类的伎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老把戏。不过那时的满清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此计为明朝秀才范文程所出。范文程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代孙。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经指挥北宋抵抗西夏的战争，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范文程的曾祖范鏓是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因“七大恨”跟明朝开战：“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努尔哈赤打到抚顺时，范文程主动来投，并用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作为见面礼。抚顺被陷，打响了满清（当时叫后金，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对明作战的第一炮。满清后来得国，都是汉人引导进来，范文程就是首魁。范文程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名门之后，不能继承祖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竟然主动投敌，着实令人费解。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万历年间，满清才刚刚开始崛起，并不如后来那样声势浩大。当时努尔哈赤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文程主动投怀送抱实在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不过从范文程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是个值得钦佩的战略高手，大清立国，他是当仁不让的首功。对于范文程投清的背景，如今已经无法揣测。也许范文程确实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早已经看到未来将是满清的天下；权势和名利在许多时候都会激活人性中的卑劣，这大概是最可能的原因。范文程事迹见《清史·卷232·范文程传》。他的二儿子就是范承谟。三藩叛乱时，范承谟时任福建总督，不肯投降，说：“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为耿精忠所杀。由于范氏家族是关东巨族，又因为范氏一门在满清朝庭中的地位，三藩起事时势力极大，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范承谟之死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著名戏剧家李渔认为范承谟的舍生取义可以与宋朝的爱国英雄文天祥相提并论。』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五　崇祯眼中的袁崇焕的忠诚度】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