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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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又说：“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二、从“正统”的“革命立场”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叛徒的自白书”，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一场误会，一场噩梦’；现在的状况：‘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将来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令人夺目的光辉’，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见’的了。”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他们针对陈文“光辉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虽“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但却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革命”的“背叛”，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背叛”了“革命”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这里，‘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十分清楚，‘厌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问题’、‘理论政策’、‘不同政见’——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林勃的结论是：“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并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对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叛徒”。吴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真的以这个称呼来侮辱他的那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一种悲怆”。如果“叛徒”意味着向敌人告密求饶，意味着出卖组织和“同志”，那瞿秋白决不是这样的“叛徒”。然而，“他又确实在内心里与作为国民党杀他的理由的那个‘事业’拉开了距离，他所经历的这个运动中的许多事，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真诚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政治’的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吴文也强调，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对自己的那些“苛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瞿秋白表达的那种对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现在，我们可以不必讳言，造成了瞿秋白这种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思想家的生命有赖于他所认定的价值原则，和体现、实现这种价值原则的事业这两者的支撑，而在瞿秋白，这两种支撑都已大半失落：‘同一营垒’里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与他们共同认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以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惫，厌倦等深深透着失望的情绪产生；事业上，由于非他所能为力的原因，他现在被‘解除了武装，拉出了队伍’，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两者，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表现出那种无奈、痛苦、低沉的情绪的根本原因。”至于瞿秋白为何要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林勃、吴小龙等都指出，是因为瞿秋白身处敌人狱中，不便于明白直接地谈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黑幕和表达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制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象：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开始死去。陆立之文章中说，其时的瞿秋白“对所谓《谴责决议》和‘分裂主义’的新帽子等打击逆来顺受，有时候他还嘲讽自己，轻轻地哼着越剧‘是我错’的曲调。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极度苦恼的。杨之华说：由于景白失踪又被说成是‘疯子’，他告诫（另一胞弟）云白必须言行谨慎，忧虑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他好几天连续失眠。以前那种说笑欢快的家庭气氛也消失了，夫妻俩都忧心忡忡，不知将会突发什么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这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其实生活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无保障。他的“逆来顺受”，他哼着“是我错”的自嘲，都表明他已无意于去与那些“党内同志”争是非、论短长，表明他政治热情的冷却。不难想象，在那些连续失眠的夜里，瞿秋白一定对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数年后的《多余的话》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不妨说，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在这些连续失眠的苏联之夜里，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余的话》最后一章《告别》，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这句话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苏联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当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已有强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袭上心头。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邵玉健文章说：“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儿时”》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儿时”》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儿时”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儿时”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儿时”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中年”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儿时”时，是多么渴望能从“中年”回到“儿时”，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苏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苏区”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同志”，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养病”。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6）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革命”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党内同志”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长征”。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长征”。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长征”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打游击”，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杀人”是真。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党首领”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后在“革命阵营”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