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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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　　　
引　言　
鲁迅生前多次谈到“死后”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死》中，鲁迅“立”了七条“遗嘱”，其中第二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不过，鲁迅确实是“人”而不是“神”，不论他怎样对“死后”担忧、恐惧，不论他怎样希望无声无息地入土为安，一瞑之后，他也只能任人摆布。实际上，鲁迅的丧事是办得极其隆重极具声势的，以致于给一些组织和参加者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读顾准“文革”期间以“二度右派”之身写的“历史交代”，你会发现这样的回忆：“我记忆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为止的职救工作的经过，还是像《回忆》中所写的，只剩下这样一些印象了：这个时期主要是组织示威游行，——三八、五一、鲁迅葬仪等等，其他情节全记不起来了。”（1）所谓“职救”是上海其时的“职业界救国会”的简称。上海当时的各界“救国会”由中共地下党在暗中直接领导，而林枫、顾准、雍文涛、王纪华等人则是“职救会”的中共负责人。尽管在鲁迅葬仪的日期上有一点小差错，但时隔30年，顾准在做“历史交待”时还记得“鲁迅葬仪”，可见这次“葬仪”的确非同寻常。顾准同时告诉我们，这场“鲁迅葬仪”实际上是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所以，鲁迅的丧事，尤其是葬礼，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哀悼行为，它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也并不只是要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表达一种政治性的诉求。　
要明白顾准们当时为何为鲁迅大办丧事，就得明白其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　
1935年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进程，策动“华北自治”，华北形势严重恶化。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其时正以全力“逼蒋抗日”，而“逼蒋联（容）共”则是“逼蒋抗日”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中国共党人来说，这种主动表示捐弃前嫌、愿与国民党并肩抗日的策略，无疑是高明到极致的，这的确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目光如炬，因为这决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让蒋介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和对红军的围剿，仅有宣言和口号当然不够，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为此目的而策划、组织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运动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关于“一二·九”，有许多资料可供引用，不过，我们还是照抄《辞海》上的释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又进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话语”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不再视共产党为“匪”，停止与共产党为敌，这对蒋介石形成巨大的压力。许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的青年学生，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奔了延安等共产党占领区。在中共党史上，“一二·九运动”其实是极其“辉煌”的一章，但因为这并不是“武装斗争”，其“意义”便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估价。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说“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应该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之后的国内形势，明显有利于共产党。“一二·九”之后，中共虽然在各地借各种机会组织了旨在“逼蒋抗日”的示威游行，但规模都不能与“一二·九”相比，而在运动的规模上堪与“一二·九”相提并论者，则是1936年10月22日的鲁迅遗体出殡和葬礼。在一定的意义上，鲁迅的丧事，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领导的又一场“一二·九”。　
“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2）　　　
“一二·九”以后，上海各界的抗日热情高涨，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大有众喣漂山之势。1987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选的《“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编辑说明”中说：“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爱国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一批爱国领袖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出面组织救国会，出版救亡报刊，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自‘一二·九’运动至‘七·七事变’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势的救亡团体广泛建立。在团结御侮的斗争中，救国会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群众救亡运动，对逼蒋抗日、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面抗战等，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翻阅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种强烈的救国热浪所淹没。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接二连三的请愿、罢工、罢课，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上海，救国运动是怎样如火如荼的展开。根据性别、职业等，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多个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上，则有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统一协调指挥之责。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救国会”热潮，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行为，但其核心却是中共地下组织。从上海各界救国会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的领导人是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这些人，但实际领导着“救国运动”的则是冯雪峰、邓洁、王尧山、胡乔木、胡愈之、潘汉年、林枫、钱俊瑞、沙文汉、周扬、徐雪寒等中共党员。在各个分支救国会里，起实际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组织，例如，顾准就是职业界救国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徐雪寒回忆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救国会诸领袖与共产党员是紧密配合、亲密无间的。他们对党的意图是积极贯彻执行的，据我了解，潘汉年、冯雪峰有时直接和他们见面。李公朴同艾思奇、柳湜等党内同志有很密切的关系。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2）吴大琨则回忆说：“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过钱俊瑞贯彻党的意图的。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3）其时的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救国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亲历者王翰回忆说：“据说刘少奇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传说是黄敬）来上海联系工作。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4）“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那时的确是耀眼的旗帜和响亮的口号。　
这期间便鲁迅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呢？“九·一八”之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鲁迅也是不能理解的，并屡屡予以抨击。但对民众的爱国豪情和救国豪举，鲁迅却并不无条件地认同和赞美。例如，当马占山在东北对日军奋起抵抗时，上海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声称要赶赴东北援助马占山。鲁迅针对此事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5），其中说：“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这就不仅嘲讽了“青年援马团”，也嘲讽了以“欢呼”送迎他们的民众。“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写血书，鲁迅在文章中又说：“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鲁迅曾一再说中国人惯于“做戏”，在他看来，“青年援马团”之类的言行，也不过是“做戏”吧。对其时的“爱国学生运动”，鲁迅也颇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这几句话显然是针对眼前的“一二·九”而说，其中的意思是颇堪寻味的。写此信两天后的12月21日，《申报》刊出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市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认为学生的跪于市府，比亡国还可羞耻，——这话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责北平的大学生因日军侵占榆关而要求提前放假，并且宣称“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马上写了《论“赴难”和“逃难”》（6）一文，针锋相对地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并且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左联”自行解散后，周扬们为“扩大统一战线”而成立新的组织，但鲁迅宁可被戴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也决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是借此自利，或害人。”这段时间里，鲁迅频频在与人通信中对文艺界新的组织冷嘲热讽。可以说，对于这期间上海急风暴雨般的“救国运动”，鲁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观，并且偶尔还要泼点冷水的。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3）　　　
“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1936年10月19日晨五时许，鲁迅病逝。关于鲁迅丧事，有许许多多的介绍。这里，我们选取冯雪峰、宋庆龄、夏衍和胡子婴的回忆。　
1936年4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的“钦差大臣”身份，从陕北来到上海，领导上海的地下党工作。一到上海，冯雪峰就与鲁迅密切接触。冯雪峰回忆说，鲁迅逝世后30分钟，他就赶到了，“不久宋（庆龄）先生就到了，当即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披露过一次以外，其他报纸都不敢披露；后来，我看见别人记录鲁迅先生丧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列入，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是在反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缘故。第二天，我党中央的吊唁的电报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7）宋庆龄则这样回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里，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8）夏衍其时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他这样回忆：“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去。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出殡（按：实为22日）。”“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9）胡子婴是当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理事会总干事和妇女救国会的领导者之一，她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联合会决定为鲁迅先生举行葬礼。当天，我们妇女救国会正在史良家开会，我接到宋庆龄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并说鲁迅先生的遗体将送到万国殡仪馆，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10）综合这几人的回忆，可推断出鲁迅丧事的“决策”过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问：一、冯雪峰来到鲁迅家中，见鲁迅已逝世，他来不及悲伤，立刻思量丧事该如何办的问题。而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宋庆龄，说明他此刻头脑是很清醒的，的确具备地下党高层领导的素质。他与其说是通知宋庆龄来吊唁，毋宁说是要宋庆龄尽快赶来商量丧事，或者说，是要宋庆龄赶来“接受任务”。冯希望宋庆龄等人出面主持丧事，宋答应了，并“立即”赴沈钧儒律师办事处，请沈代购墓地。　
二、在宋庆龄离开鲁迅寓所去托沈购买墓地时，冯雪峰也应该离开了鲁迅寓所，去向其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鲁迅逝世并请示如何应对，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电，对丧事做了指示。这里的疑问是，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宋庆龄并未谈及商定名单事，只说在冯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丧事后，她“立即”去找沈钧儒，似乎名单的商定是稍后的事。而冯雪峰则回忆说在宋庆龄闻讯赶来后，“当即”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如果名单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来之前，那就意味着冯雪峰提议毛泽东列名治丧委员会是自作主张；如果是在指示到来之后，那冯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过，不管是冯雪峰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提议将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各种各样的“救国运动”，意在“逼蒋抗日”。而“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蒋联（容）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并承认共产党及其武装存在的合法性。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蒋介石在此时仍然不肯让步，仍然视共产党及其武装为“匪”并视毛泽东为“匪首”，仍然想着要“灭此朝食”。此时让毛泽东以鲁迅治丧委员的名义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就会给国民党出一个大大的难题。如果不予理睬，就等于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存在的合法化。但鲁迅丧事，就其本义来说，与政治无关，“治丧”本身也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便毛泽东在国民党眼里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鲁迅和为鲁迅治丧的权利，国民党如果对刊有毛泽东名字的报纸严加追究，又有些师出无名，并且很失人心。令冯雪峰们遗憾的是，各种报纸都感到了兹事体大，以致于此招未能成功。从此事也可看出，在鲁迅丧事上，冯雪峰们是很善于算政治账的。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4）　　　
三、宋庆龄要求各分支救国会“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这应该不是她的“创意”，而是来自冯雪峰的要求或请求；而冯雪峰则应该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去要求或请求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的。冯雪峰说自己“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我党”既“指派”冯雪峰参与处理丧事，那也一定对丧事应如何办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有明确要求，而“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应该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鲁迅丧事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里洋场上举办，但某种意义上，却是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在遥控。　
“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对于中国共产党，鲁迅的逝世是一个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机会。保安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了三分电报。一分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这应该是向作为鲁迅亲属的许广平致唁，但标题却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是直接面对“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则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电》。在后二分电报中，保安方面一方面宣告和承诺了“为追悼和纪念鲁迅”，自己这一面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提出了要求。　
保安方面这样宣告和承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保安方面对南京方面则有这样的“话语”：“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