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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何堪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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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要说毛泽东仅仅只是把丁玲“赶出去”了，即便毛泽东对丁玲施以更严厉的打击，丁玲也不会对毛泽东心生怨恨。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丁玲发言时说道：“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认识自己也那么难，他对我怎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现在看到很多人还在指桑骂槐骂他，我心里是很难受的。”（见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原载《世纪》200年第4期，收入《左右说丁玲》）这里应该并没有虚假和娇情的成份，在这样的时候丁玲也没有必要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如此虚假和娇情。实际上，晚年丁玲一次又一次深情地回忆着也回味着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并对那段岁月表现出无限的怀念和眷恋：“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丁玲自传》第217——218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领导人，他总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学习的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我，说我不能坚持深入工农兵。”（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我觉得那时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一生学习并且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到底。”（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明白了丁玲对毛泽东的情感，明白了丁玲是读着《毛泽东选集》度过被“赶出去”的岁月的，就明白了为何丁玲晚年仍然很“左”以及为何没有反思和忏悔了。“文革”后的政治反思和历史反思，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发生关联。无论是对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反思，还是对1949年后历史的反思，都关乎对毛泽东的再评价，都意味着对毛泽东历史过错的确认。而既然丁玲始终对毛泽东“一往情深”，既然丁玲晚年听到有人批评毛泽东“心里是很难受的”，那丁玲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反思境界。实际上，在被“赶出去”的几十年间，丁玲并未在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上思考自己的苦难遭遇，并未觉得此前几十年的政治和历史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丁玲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振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丁玲自传》第236页）是毛泽东亲手将她推入苦难的深渊，而在这深渊里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却又是靠“毛泽东思想”的支撑，——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在丁玲那里却是真实的。在晚年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更有这样的回忆：“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是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一种对毛泽东的情感覆盖在丁玲心头，使反思和忏悔根本不可能萌芽。没有反思和忏悔的丁玲，在被放逐的几十年里，在想些什么呢？首先想的是要努力活下去。《牛棚小品》里，丁玲写到了为了活下去而怎样逆来顺受、唾面自干，怎样“把心磨练出厚厚的茧子”。活下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以“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金刚不坏之身回到北京，回到文坛。明白了丁玲的这种心态，就不难明白丁玲为何是以《杜晚香》这样“歌颂工农兵的作品”作为复出的“亮相”了。由《杜晚香》，人们不难想到当年的《田保霖》。这是同一类型的作品。《田保霖》是当年“整风运动”后“深入工农兵”的产物，它受到毛泽东的热烈赞赏并以酒饭慰劳。这次，丁玲“深入群众”达二十几年之久，她理应首先歌颂在这期间发现的田保霖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才能向世人显示丁玲仍然是当年写《田保霖》时的丁玲。丁玲写《杜晚香》可以说是以创作实践来捍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同样的作品还有《“牛棚”小品》。对当时的“伤痕文学”，丁玲是心有不满的，而之所以不满，无非就是认为这些作品“偏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文艺方向”。丁玲丈夫陈明曾这样自豪地回忆丁玲写《“牛棚”小品》的动机：“丁玲为什么要写《“牛棚”小品》呢？她曾多次向友人说，她不打算写‘伤痕’作品。丁玲当时看过一些这样的作品，也颇受感动。但她认为，有的作品，格调究竟过于低沉，哭哭啼啼，凄凄切切，可以博得读者一时的同情，同时却令人心灰气馁，意志消沉，感到前途渺茫。她主张写伤痕也要充分发掘和显示出存在于生活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前进精神，化悲痛为力量，促人奋起。于是她想尝试着写一篇。”（《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在这篇作为献给文坛的“范文”来写的《“牛棚”小品》里，虽然也不乏对苦难的叙述，但主要笔墨却用在了夫妇感情的描写上，让人更多地感到的是苦难中的甜蜜。可以肯定的是，丁玲有意识地淡化和省略了苦难的一面，强化和突出了甜蜜的一面。在晚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丁玲说道：“二十多年的辛酸苦辣就这么过去了，很多事情我是不会讲的，跟我的女儿也不讲，讲这个做什么，但是好的哪，我要讲，我讲了许多好的东西，许多使我有收获的东西。”（见周良沛《无法漏抄的一则发言记录》，收入《左右说丁玲》）如果有人说，只讲“好的东西”而不讲那些“辛酸苦辣”的“很多事情”，就难以避免历史悲剧和民族灾难的重现，那么丁玲的回答是，她根本就没把“反右”、“文革”视作是“历史”悲剧和“民族”灾难！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7）
以丁玲的这样一种心态，怎么可能有人们曾期待的历史反思和个人忏悔呢？如果拿韦君宜的忏悔作参照，那丁玲应该忏悔之处当更多。
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毛泽东把丁玲与王实味“分开”后，丁玲便积极投入对王实味的批判。晚年回首此事，丁玲并没有表现过丝毫愧疚。据说，“文革”后，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到北京申诉，“想到丁玲是当年的‘同案人’，且王实味30年代为赚两个小钱糊口，还曾替她批改过作业本，或许可以道道原委。从作家协会问到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把一切都问清楚之后，停了好一阵子，回答说，‘丁玲同志不在。’刘莹从此再没有给这位饱受折磨的作家挂过电话，虽然明知她不会永远‘不在’。”（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73页注释部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即便不能或不愿对王实味的平反有实际的帮助，见一见这位可怜的“未亡人”，给予几句言语安慰，总是应该的吧。何况，王实味招致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还是丁玲签发的呢，从道义上说，也不能对千里迢迢赶来的刘莹避而不见吧。而丁玲之所以如此不讲“道义”，除别的原因外，恐怕还因为她的言行始终有一个最大的“道义”在管着，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忠诚。不管怎么说，王实味是毛泽东两度点名的“钦犯”，对他的同情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背叛，而这是丁玲决不肯的。丁玲可以对不起任何人，包括自己，但她决不能对不起“毛主席”。
据知情者回忆，丁玲在掌管《文艺报》期间，是极“左”的：“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如果说批这些是禀承上面意旨，那么，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从这一点看，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唐达成谈韦君宜》，收入《回应韦君宜》一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在文艺上能让丁玲“紧跟”的比周扬“更高的领导”，当然是毛泽东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文艺界的“三大战役”（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以及种种规模较小的“战斗”中，丁玲以及他掌管的《文艺报》都是“功勋卓著”的。这里只说说对萧也牧和胡风的批判。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说丁玲当年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在一定的意义了，这样说并不为过。被丁玲和丁玲掌管的《文艺报》批判后，萧也牧从此从文坛消失，此后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是非常凄惨的：“萧也牧从受到批判之日起，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上，真可说是饱受折磨，（‘文革’时期）萧也牧被关进‘牛棚’，受到是无尽的屈辱和折磨，因为在田间劳动过度，回来时进错了门，被人打翻在地；萧也牧拔草手脚慢，骂他‘磨洋工’，一顿饱打；萧也牧打饭过路，骂他‘好狗不挡路’，人被击倒，饭菜撒了一地；萧也牧的腰更弯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小便完全失禁了，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被诬为‘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开会批斗，拳打脚踢，会后罚他挑粪，挑不动，用竹棍抽打。萧也牧带着病体，被驱赶到稻田里去挑草，举不起杈，被痛骂殴打，击倒在地，直至深夜，才由儿子扶了回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爬起来。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中午，他孤独地、默默地在那张木床上含恨而死。死时五十二岁。他为党勤恳工作了三十多年，死后被送到当地的一个乱坟岗上——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张羽 黄伊《我们所认识的萧也牧》，收入《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对当初的批萧也牧，晚年丁玲有过一丝悔意吗？没有！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对此有这样的说法：“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肖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这个意图，但以《文艺报》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气氛下，等于给一个人定了性。肖也牧后来再也没有作品，而且遭遇凄惨。”对当初的批萧也牧，丁玲不但没有悔意，相反，别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气愤”。她之所以觉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为她仍然认为当初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正确的；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萧也牧作品“偏离”和“违背”了毛泽东对文艺的希望和要求。——只能这样来解释丁玲晚年为何对他人提起“萧也牧这件事”就“很气愤”吧。
丁玲与胡风“左联”时期就建立了友情。丁玲到陕北后，还常给胡风在武汉和重庆主持的《七月》寄稿，例如《到前线去》、《警卫团生活小景》等作品就发表在《七月》上，而胡风总想法把稿酬寄到丁玲在湖南的生活窘迫的母亲手中。《胡风回忆录》回忆到1939年的情形时，有这样的记载：“这次在家共住了五天，看完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七月》的广告。痔疮基本上好了，就急忙赶到重庆。在那儿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亲笔书写的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着‘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丁玲从延安寄到重庆托胡风代为保管的，就是毛泽东为她手书的那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由于种种原因，这件“宝贝”直到“文革”后才由胡风夫人梅志亲手交给了丁玲。我们固然不宜要求丁玲顾及“私谊”而在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风运动中有所退缩，但在时过境迁的晚年，难道不能公开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歉疚？然而丁玲并没有这样做。如果丁玲至死都认为当初对萧也牧的批判并没有错，那她就更有理由认为当初对胡风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胡风是毛泽东“钦定”的“反革命”。对胡风表示歉疚，难道不就是间接地对毛泽东的批评么？听到别人批评“毛主席”，丁玲心里就“很难受”，她自己又怎么会这样做呢？对丁玲与胡风的关系，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也有评介。提到丁玲托胡风保管毛泽东手迹时，张凤珠说；“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璧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了。”而“丁玲对胡风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是想方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在后来批判、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她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这在她的心里会有一份歉意。那个年代，这类违心的表态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里，把一笔笔心债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时间没留给老太太做这件事。”把丁玲的没有“清算”她的“心债”归因于时间，显然说不过去，而拿巴金作比则更是不当。巴金《随想录》中的第一篇写于1978年12月1日，最后一篇写于1986年8月20日，而这最后一篇就是《怀念胡风》。在这最后一篇中，巴金对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自保而任意上纲上线地批判胡风，表示了真诚而痛苦的忏悔。写完这最后一篇，巴金就停笔了。而丁玲，逝世于1986年，上帝留给晚年巴金和丁玲的写作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当巴金怀着对历史负责、对下一代负责以及偿还“心债”的心愿，以老病之躯一篇又一篇地赶写着《随想录》同时也与时间赛跑时，丁玲在写着另外一类东西，并在对《随想录》一类“过于低沉、哭哭啼啼、凄凄切切”的作品表示着反感。我们很难想象丁玲再活十年，就能写出巴金《怀念胡风》这种品格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丁玲把胡风的“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我们更相信，在丁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能重过毛泽东的“情谊”。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8）
人是复杂的。像丁玲这样的人更是复杂的。决定着丁玲晚年言行的，当有多种因素。而对毛泽东的“一往情深”，当是诸种因素中重要的一种。说丁玲晚年并非“真左”，固然也能言之成理；但说丁玲晚年并非“假左”，恐怕更合实情。至迟自延安“整风”之后，丁玲便是非常“左”的，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更是“左”得可怕。而二十几年的受难，并没有让丁玲有什么反思和忏悔，因此在思想观念上也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复出后的丁玲仍然是受难前的丁玲，这一点，是她刻意追求的，也是她深感自豪的。如果说复出后的丁玲并非“真左”，那就意味着受难前的丁玲也并非“真左”，意味着丁玲从来就不曾“真左”。——这样说合适吗？
2002年8月18日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1）
一1946年7月15日下午5时许，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附近，被“特务”枪杀。数日前的7月11日夜10时许，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在昆明街头被“特务”用微声手枪暗杀。7月15日这一天上午，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出席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下午，闻一多又赴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与特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同往西仓坡宿舍走，快到家时，突遭枪击，闻一多当场死亡，闻立鹤亦身负重伤。
一城之内、数日之间，两位社会名流在街头被枪杀，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机构、团体都发表了对此类暗杀行为进行谴责的文字。中国共产党方面就更不会沉默了。——这是一个打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先说是共产党为嫁祸国民党而杀害了闻一多，后又说是云南地方势力所为。共产党方面则认定闻一多父子身中的是国民党的枪弹。中共方面以及左翼人士在就此事发表言论时，除了谴责“特务”的暴行、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外，还往往把闻一多的死与美国挂上钩。闻一多于7月15日遇难，两天后的7月17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杀人犯的统治》的社论。社论最后一段写道：“最后，我们还想对美国友人说几句话。闻一多先生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自由主义教授，他对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辉的贡献，法西斯统治集团杀害闻先生，不仅是少数独裁者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而且也是德意式的法西斯主义对中美人民的民主主义和中美人民友谊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美国友人亦要一致起来，予以坚决的回答，那就是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法西斯杀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军事援蒋法案，撤回驻华美海陆空军。”把闻一多的死与美国政府其时的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认为国民党杀害闻一多是对美国人民政治信念的挑战，首先因为闻一多曾留学美国。“闻一多先生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自由主义教授”，——这是把闻一多之死与美国对华政策联系起来的逻辑起点。这句话里其实包含着两重信息。一是闻一多曾留学美国，二是闻一多为“自由主义教授”。留学美国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也不存在争议。至于说闻一多是“自由主义教授”，便是一个价值判断了。当《解放日报》社论把“自由主义”的称号加诸闻一多时，无疑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正面价值来肯定的。这也无疑有着“投其所好”的意味。既然这番话是对着“美国友人”说的，既然这番话是在做美国“人民”的“思想工作”，是在发动美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政府，那就要挑能打动他们的话说。自由主义是美国“人民”普遍的信念。说闻一多是“自由主义教授”，意在暗示闻一多是美国“人民”的“同志”，是美国“人民”精神上的“同胞”。何况，闻一多还“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他的“自由主义”来自美国“人民”的亲传呢！——强调这些，是要让美国“人民”意识到，国民党政府不只是杀害了一个血统上的中国人，更杀害了一个精神上的美国人。而美国政府却在支持这样一个屠杀精神上的美国人的中国政府，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在既与中国“人民”为敌，也与美国“人民”为敌。对此，中国“人民”不能答应，而美国“人民”又焉能坐视？
闻一多曾留学美国，是把他的死与美国联系起来的一种很具体的理由。把闻一多之死与美国联系起来的另一个更具体的理由，则是凶手杀害他时使用的无声手枪来自美国。美国制造的武器杀害了在美国受教育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其时一些谴责暗杀事件者所特意强调的。例如，董必武1946年7月28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争民主的牺牲》一文，其中说道：“站在统治地位的反动派竟用美国秘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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