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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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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头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深刻,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上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头风”起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及《北史》、《陈书》等正式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的不遗余力的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正文 杨广:被大业压垮(4)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几乎已经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
“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列传第二十八》)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七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殻ъぁ薄!端迨椤ず纬泶芳窃匚牡哿僦涨暗南附谒担何牡郯蜒罟憬械酱睬埃檬帜﹃叛罟愕牟弊又龈浪担骸昂纬碛眯模腋兑院笫拢驳惫财秸隆!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杨广整个前半生传奇的(禁止)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被禁止)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即位。由此完满完成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的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的全部身心都必须调动起来,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捉摸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被禁止)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的笔触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
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陈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陈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种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它说杨广试图(被禁止)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
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崩。
简直成了一部(被禁止)暴力片。
正文 杨广:被大业压垮(5)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然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不过是罗织的开始,在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地不停宣淫。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Fresh Man)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对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率,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即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率。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杨广即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隋书·炀帝纪》)
杨广初政的这些举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们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记载,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正文 杨广:被大业压垮(6)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隋书·炀帝纪》)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被禁止)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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