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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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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3）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党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新疆方面按陈立夫的安排，把油料运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苏俄赠送给中国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后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
后来，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因为这一成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在关于对日政策方面，陈立夫也有很多考虑。他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一、作一详细报告，说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我国之经过及违反九国公约之点（由军政部负责起草）。二、明显表示我方对于东亚问题之根本主张及解决中国问题之意见（由外交部起草）。三、对英、德及各国分别进行经济方面之接洽。四、关于停战之先决条件：（一）有恢复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之保证；（二）有九国公约国及有关系各国之实力监视；（三）须有根本问题解决方案在后。
这些建议中，虽然在关于停战条件中有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之保证的条款，这与蒋介石抗日不坚决彻底的态度有关，其他方面应该说还是强硬的。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2）
抗战开始后，陈立夫还应军事方面的要求，组织军事工程团，该团任务是在浏河与嘉定之间，修筑一条碉堡线，以阻止日军的西进。因当时日军正进攻上海，占领上海后下一目标将是南京，蒋介石为了延缓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速度，以进行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便要求陈立夫以极短时间建一道坚固的碉堡防线。陈立夫接受任务后，以他在工程界的影响，迅速集合上海、南京两地的工程师，组成军事工程团，由陈立夫任团长，随即开展工作。他们很快作出设计，画出图纸，雇佣民力，开始建设。陈立夫统筹全局，还抽出时间，到工地督察，以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由于处此民族危机之时，国民政府出资，陈立夫有热情，民众有干劲，所以，很快这道艰固的碉堡线奇迹般出现了。只是可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再向南京西进时，蒋介石并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军方并没有很好利用这道由民众辛苦抢修起来的碉堡线。后来，这条碉堡线为日军占领，成为日军对付新四军的防线，真是莫大的讽刺。
抗战开始后，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陈立夫受蒋介石指派，加紧了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中国希望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以对日本造成威胁，但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害怕得罪日本，致使日本与德国联手进攻苏联，造成其两面受敌，所以对中苏建立军事同盟采取消极态度。
当时苏联人打的如意算盘是，这场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东方让中国和日本打，西方让法国和德国打，俄国不卷入战争。陈立夫抓住苏联人的心理，提出，既然要中国和日本打，苏联必须支援中国各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高射炮、大炮等。苏联人急于让中国挡住日本北上的步伐，因此一一答应，陈立夫很快与鲍大使签订了苏联支援中国武器的条约，并商定了武器的数量、运送的时间及方式。
随后，陈立夫进一步与鲍大使谈中苏军事同盟问题，而鲍大使坚决回避，谈判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陈立夫在请示蒋介石后，退让一步，与鲍大使商谈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过种种努力，这一谈判终于成功，1937年8月21日，由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国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规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虽然不是军事同盟条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苏联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的。
第五部分高校内迁（1）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及指挥上的失误，致使其从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平津京沪一带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
特别是“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因此，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事变仓卒不及准备，其图书仪器设备能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据不完全统计：29万所小学损失12万多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1900多所；108所大学，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顿，继续维持的仅83所。至于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计算的。在日寇的炮火下，学校损失、学生流失、教职员走失，情况一天天严重，整个教育陷于一片混乱，面对如此情况，教育部长朱家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教育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如果没有了教育，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希望。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的非常时期，如何保护教育，如何经办教育，学校的出路在哪儿，这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
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措施，容不得半点犹豫，也容不得不动脑筋，一筹莫展，很显然，朱家骅不适应担任非常时期的教育部长。为了稳定人心，控制学校混乱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决定走马换将，此时，正好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解散，蒋介石便将担任第六部部长的陈立夫调来，接替朱家骅，主掌教育部。
陈立夫尽管很早就想得到这个位置，但他知道处于战乱非常时期，教育部长是难当的，因此他想推脱。但蒋介石不同意，结果，陈立夫只得辞去调统工作而任教育部长，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教育行政生涯。
陈立夫上任后，面临的复杂而严峻的形势，颇有点“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意味，据他自己说：“当我初接部务时，就面临急须解决的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在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而流亡在途，除紧急救济外，这些学校是继续办理呢？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了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正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抉择，这是‘质’的问题。”这里，陈立夫实际上面临的是三个急须解决的问题：第一，高校内迁问题；第二，学校是紧缩还是发展的问题；第三，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陈立夫不能回避，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认真加以处理和解决。而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则是高校内迁。
当时，中日战争一天天吃紧，沿海沿江一带地区相继陷入敌手，而这些地区都是高校集中之地，如不迅速内迁，将会对我国高等教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但当时国民党内有人提出“焦土抗战”的主张，认为高校不必内迁，应与国土共存亡，内迁是后退，是失败主义。陈立夫坚决主张内迁，并强调各高校应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内迁。在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坚持下，为了保护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被摧毁，国民党政府下令沿海沿江各高等学校一律内迁。
陈立夫即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一教育史上空前壮观的大迁徙。他往返于南京、杭州、上海、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与这些地区的高校负责人一起商量，拟定迁移的具体计划，如内迁地点的选择、房舍的建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运输、师生的生活安排等，都得一一考虑周到。为此，陈立夫在教育部设立了专门负责高校内迁的机构，负责为高校内迁筹措经费，补充图书设备，修建房舍等，“其工作之巨，实非笔墨所能描述”。
第五部分高校内迁（2）
特别是内迁地点的选择十分不易，因战争情况千变万化，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有些高校历尽千辛万苦刚刚迁到一个地方，师生还来不及喘口气，新迁校舍又置于战争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迁移，有些高校反复迁移达五次之多。如北大、清华、南开等平津地区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则向西迁移，到陕西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到四川，散布各地，如武汉大学在乐山、齐鲁大学在成都、中央大学则在重庆。浙江大学开始迁到浙西天目山一带，后又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辗转迁到贵州才安定下来。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南部，上海交大等就近迁入英美租界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学再次内迁。迁校次数最多的是广东文理学院，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迁校最迅速最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师生员工及图书仪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农学院的牛羊牲畜，舟运不便，则由陆路徒步西行，也安全抵达重庆。直到日寇投降前夕，一些高校仍处在动荡不安的迁徙中。最后，内迁高校大多集中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
这次高校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辛苦之极，财产的损失、经济的浪费、人员的伤亡，难以数计。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身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连天的炮火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察看校舍，询问校情，慰问师生，解决困难，历尽种种艰辛。有一次，从武汉撤出，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水路到洞庭湖；经长沙到贵阳，再到重庆，一是乘飞机直飞重庆。当时陈布雷约他坐船走，而且送来船票，而陈立夫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天上一只老虎跳下咬他，象征虎（祸）从天降。陈立夫从来不信迷信，但他第一想法是不走水路，于是坐了飞机到重庆，不料不久就接到电报消息说，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敌机发现，以机枪进行扫射，陈布雷万幸脱险，而陈立夫的那个床位正好遭子弹扫射，如果坐了船，则已一命呜呼。在陈立夫的不懈努力、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协助、广大学生的积极配合下，这次高校内迁的艰巨任务终于得以胜利完成。
这次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精华，并改变了原来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五部分稳定人心（1）
非常时期的教育部长是难当的，一是战乱遍地，家国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换了教育部长，而且是从事党务和特务工作的人，今后教育界难免党化和特务化，人心也惶惶。
陈立夫深知处此非常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稳定教育部大小官员、工作人员的人心。在发表就职演说时，陈立夫特别强调：“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留任的概不更动，已去职的位置物色适当人才补充。”他还说：“我过去受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从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为我所用。”一席话抚慰了部属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虑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证了事务、行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当然，陈立夫并非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关键职位上，他还是任用自己的亲信，他认为有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为从全局出发，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老教育部长朱家骅离任时，带走了两位次长和两位司长及主要秘书，这一空缺怎样补上呢？陈立夫认为这是重要职位，便任命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务部次长的张道藩为常务次长，任命曾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他的派系色彩，他公开说：“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内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我完全放心。”只是，陈立夫拉来教育部任职的党方人士并不多，所以，并没引起教育界的微辞。
另外三个职位，因并不特别重要，陈立夫则从教育界选择。经慎重考虑后，陈立夫任命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为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为总务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为高等教育司长。这样一来，教育界人士有所释疑，当时蒋梦麟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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