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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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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吴俊升教授为高等教育司长。这样一来，教育界人士有所释疑，当时蒋梦麟就说：“自从教育部的新人事发表以后，我们知道陈部长系纯粹从教育的立场来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对于司以下的官员，陈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门保荐，由陈最后核定。
这样，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托，也可发挥下面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由于以上措施，稳定了部内人心，使得陈立夫在以后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进展顺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稳定全国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统一思想，消除混乱。当时，处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问题很多，但重要的如陈立夫自己所说，“面临极需解决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需紧急救济外，此等学校，是继续按原来规模办学，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平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这是质的问题”。
关于量的方面，即学校是缩减还是发展的问题。国民党一些官员认为，现在正处于战争非常时期，一些学校已被破坏，一些学校迁徙流亡，干脆停办。而且国民政府资金有限，应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缩减一些学校可以节省资金，支援战争。另外，抗战需要大量兵源，学校缩减停办，青年学生可以参军参战。因此，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建国的任务，抗日后更要恢复生产、建设国家，要建国就需要人才，要培养人才学校就不能停办，他说：“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训练和供应”，根据这种情况，“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相当扩展”。他重申要坚决执行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即：“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合国防需要，但课程变更，仍须照部定范围”，“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照常发给”等。
根据这些原则，陈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间，在稳定旧有学校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新校。
对高等学校，陈立夫根据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适当发展。当时，国内师范、工科、农科、医科等方面的高等学校比较少，特别是师范大学，战前全国只有一所，而国家又急需这方面人才。于是，陈立夫便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各类学校的布局，设置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学科。
他先在几所国立大学设立师范学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区创建独立的师范学院，到抗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1所高等师范学院。与此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也建立起来。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老校，还设置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开设了蒙、藏、印等语言专修科，复旦大学开设了职业教育系、法律系、数理系等，中央、西北两所大学还开设了边政学系等。
第五部分稳定人心（2）
陈立夫还根据战前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状况，提出抓住高校内迁的机会，发展内地高等教育的主张，使得战后高校迁回原地后，西南、西北省区都有自己的大学。因此，陈立夫将新设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区。如贵州省文化比较落后，原来没有一所高校，陈立夫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决定在贵州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亲自到贵阳察看地形、选定校址，并对校舍的建筑、图书的购置、仪器的配备、教师的选定、学生的招生等问题一一过问并督促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终于建成了集文理工医为一体的贵州大学，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陈立夫的努力下，抗战期间，高等学校在巩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战前的1936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到1944年，发展到145所，而且门类较齐全，布局也较合理。
对中等教育，陈立夫要求有更大的发展。抗战期间，一些从日寇占领地区跑出来的中等学校师生失去了执教和受教的场所，到处流浪。陈立夫针对这一情况，决定由教育部出面，在大后方建立一批国立中学，以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师生。
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立中学规程》，提出：“教育部为谋战区省市立中学教职员及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继续施教与受教起见，特暂设国立中学若干所，以继续发挥教育效能，充实民族力量。”于是，教育部拿出一批资金，在后方地区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中山中学2所、国立女子中学2所，并改办中学4所，此外，还创办了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共13所，创办国立师范学校13所、华侨师范学校2所。这些学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师生，也发展了后方的教育事业。
同时，教育部还鼓励与督促后方各省区办了一些地方中等学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抗战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1944年发展到3745所，其中中学战前1956所，1944年发展到2759所。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战前为627246人，1944年发展到1163113人。
对初等教育，陈立夫上任后，即取消了战前普及4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改为实施“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小学教育与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并规定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分别由乡镇长和保长担任校长。后来，由于“保长之资格，大都不合于修正小学规章第六十二条规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这些国民学校里，都设有小学与民教两部，分别对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和对成人实施补习教育。
通过不断对初等教育实行改进，小学数目逐年增加，学童入学率逐年上升，陈立夫自己说：“就学龄儿童入学率言，三十三年度后方19省共有学龄儿童3411万余名，入学者有1722万余名，连同已受义务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计约共2500余万名。
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70％强，较前占53％大有增加。”陈立夫的统计当然有夸张之处，但客观地说，在当时战争的烽火年月里，基础教育达到如此成绩还是不容易的。
总之，在陈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学校在稳定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关于质的方面，即关于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正常的教育程式应该废弃，应该实行与抗战有关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所，其课程也应该是研究抗战学术。他们提出：“在战时，大学是抗战人才供应所，是救亡干部训练所，同时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陈立夫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要为建国储备人才，正常教育仍应维持。1938年3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分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向全国学生阐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各极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
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公告书的发表，至少在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对稳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战争非常时期坚持正常教育，陈立夫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他的战时教育方针，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实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强调“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现状”，“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等。这一方案深获蒋介石的赞许，在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就肯定了陈立夫的主张，他说：“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精神，来扩大教育效果”。蒋介石明确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
平时，我们决不能关起门来，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敌压境，安常蹈故地紧张不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工作……”蒋介石一锤定音，对陈立夫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大政方针定下之后，整个教育界人心稳定，陈立夫便好专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对此，陈立夫深深感谢蒋介石，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及当年蒋的一番讲话，感谢蒋对教育的指示和对他的信任。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1）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不久，一天，无意中翻看国联调查团为调查中日冲突到中国进行调查后写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他特别看了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
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作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那时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我一一为之安顿下来。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美国制，即是英国制。但是采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乏。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陈立夫下定决心，“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陈立夫亲自主持制定了“部颁”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他说，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因为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与文化。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等；语言科中，将中国文列为与外国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能阅读古文书籍和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要求能阅读所学习的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同时，陈立夫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议在一些学校增设了抗战国防课程，如“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在确定课程时，由教育部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教育部进一步拟定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编辑大学用书，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布。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2）
大学入学考试以前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实行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1）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士大学等。
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地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
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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