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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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窠逃ā罚⒎ㄔ和ü螅�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边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规定边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教育部主管。
第五部分艰难进展（2）
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来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第一，派员考察边疆各地。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教育部形成措施，进行施行。第二，开展边疆学术研究。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在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4年还设立了边政学院，对边疆历史、文化、社会等进行研究。第三，译印教材。由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没有条件自印教材，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置办文印机件，用蒙、藏、回文译印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分发边疆各地应用，后来逐步将其他教材译印，同时编印蒙藏辞典及其他补充读物。这样，边疆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极力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想尽办法将CC力量渗透于学校中，以实现其党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专学校组织要点》，共12条，确立了国民党领导的“以党治校”体制，规定学校领导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还在各校增设了训导处。“要点”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党部书记“得列席校务会议”；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执行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这就使学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与严密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陈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青年训练大纲》、《训育大纲》等，规定学生要“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1939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以“礼、义、廉、耻”四个字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并将训练国民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即要学生做到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学问、有恒等。总之，国民党的党义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旧道德，就是所谓训育的主要内容。
陈立夫还指使CC特务在学校大肆活动，对有进步思想或抗日论的师生，进行严密监督，甚至实行绑架、逮捕、杀害等。
陈立夫在主掌教育部时，虽然有所成绩，但他在教育界势力的膨胀也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和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不满，特别是在学校实行的思想强化政策和特务政治，激起广大师生的反对。于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只好将教育大权归还于朱，黯然离开了教育界，此后，再也没有涉足。
对于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这段经历，陈立夫是十分留恋的，他认为自己在主掌教育部时，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颇有一番政绩。1984年，已经84岁高龄的陈立夫写了一篇《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无得意地总结道：“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战期间，我整整地担任了六年十一个月的教育部长（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战时教育行政。在这几年中，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进并创建教育制度、厘定课程标准，收回‘文化租界’，创设训育规范、发扬民族文化，发起建教合作制度，征调及训练10万学生为青年军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确实做了不少的事”。
第五部分进侍从室（1）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但并非在国民党内具有可以处置一切的大权，每有大事，须呈报蒋介石批准，而在蒋介石与二陈之间，还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机构——侍从室。所有一切面呈蒋介石的报告、公文须先送侍从室，再由侍从室分门别类、分轻重缓急先后转呈蒋，并对有些文件，还可自行处理，机构虽小，地位极高。二陈对这个凌驾于国民党各部门之上的侍从室位置一直十分觊觎。另外，二陈当时只是控制了国民党党务，而对政务和军务，特别是对其人事权无法过问。蒋介石对人事权一直控制很严，凡属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升降，他都亲自核定，再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对人事主管权限，有个大概的分工，一般行政人员的考核、选拔由考试院主管，而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则责成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权力很大的部门。这自然会引起二陈的无限兴趣。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二陈一直处心积虑，寻找时机，想尽各种办法以进入侍从室。
二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1939年下半年，陈果夫专程晋见蒋介石，在谈到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需要很多新干部这个问题时，陈果夫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正好，蒋介石也考虑到高级行政人员的选用、考核需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工作量大，且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已经是难于应付了，而这种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一个独立单位，扩大人员编制，使之严格规范化，势在必行。所以，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建议后，没加什么考虑，便同意了，而且很快批准了他的“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当然，蒋介石并不希望这个独立单位独立性太大，为了便于他直接掌握和控制，也为了业务的保密起见，于是，蒋介石将这个独立单位列为侍从室系统之下，编为第三处，其任务为主管全国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与通讯指导等。第三处的主任理所当然地由陈果夫担任，同时，蒋介石还任命萧赞育为副主任。这样，陈果夫顺利地进入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第三处的成立，陈果夫插手人事权，引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不满，戴季陶时任考试院长，而人事的储备、考核、任用本是属于考试院的，现在第三处成立，说的是主管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权，实际上所有行政人员的人事权，陈果夫都有权插手。这样一来，考试院将无事可干、无权可行。于是，戴季陶等人便开始以十分强硬的态度攻击陈果夫，说考试权的独立行使、铨叙部主管全国人事行政是孙中山有关行政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而陈果夫单独搞第三处，是违背国父遗教的。戴季陶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又是党国元老，陈果夫自然不敢公开与之争锋，只好采取妥协态度。他声称第三处并非专管人事，也不是独立单位，只是侍从室下一个人事参谋单位，所做的工作也是幕僚性质的，而且不对外行文。如此云云，才将戴季陶等人敷衍过去。
陈果夫到第三处走马上任后，按侍从室一、二处各组的顺序，在第三处下成立了第七、八、九三个组，并将自己的亲信都收罗到该处工作。同时，还到有关党、政、军各机关中遴选人员，使文职、武职人员各占半数。他要求文职人员没有书生气，而武职人员则是文质彬彬、恂恂儒雅，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即绝对忠于蒋陈。
通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侍三处便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开始工作。首先，他们派出人员，向国民政府有关机关收集人事资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提供了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考试院铨叙部提供了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资料收回后，陈果夫指示他们将这些资料和各种统计图表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以此作为侍三处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通过陈果夫细致的工作，侍三处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他们将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再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很快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
其次，陈果夫便根据这些资料在全国开展调查，虽然陈果夫在向调查人员交待时说：“做人事调查工作首先要‘无我’，正心诚意为之”，而实际上，则是通过调查，对国民党各级党政军首先进行监督、控制，发现思想、政治态度、立场有问题的，即行处置。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方式控制人事的考核、选用。陈果夫虽然声称他的第三处只是参谋单位，是幕僚性质等，但那是哄戴季陶的。他入主持三处后，极力抓组织人事权，他以国民党CC派为核心，采用种种手段，将国民党党、政、军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逐步控制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为了在知识界形成他们的势力，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出面，拉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成立了一个“实业计划学会”。由于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在美留学时，都有一些关系，因此，他便以所谓同乡、同学、同专业、同留美等作为纽带，笼络了一些人，并将这些人的简历造成表册，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蒋介石在战争年代，自然十分需要知识人才，对这些人另眼相看，给予重用。而这些人被任用后，自然十分感激二陈，成为他们的力量。
第五部分进侍从室（2）
（二）成立“党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为了对党政训练班结业的学员进行控制，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结业学员通讯处，并指派CC系骨干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他们规定，凡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及后来的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在回到工作单位后，必须按时和“通讯处”联系，汇报自己读书、工作和活动的情况，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状况，侍三处根据其汇报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通过这一办法，二陈便能随时了解全国各地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与控制。
（三）成立中央训练团高级班。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国民党政府厅、司、局长及专员级的干部，受训期为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中央培养使用对象。所有参加高训班的人选都由侍三处提名，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便以此作为笼络人心的筹码，到高训班受训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参加受训，成为中央培养的对象，是陈果夫的提携，因此从内心感激他。陈果夫还命侍三处人员每月与高训班学员聚餐一次，以增进了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训班学员成为二陈的势力范围。二陈也通过这一形式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控制。
陈果夫并非像他对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不干预考试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这一工作揽于自己手中。他在侍三处工作有一定进展后，便开始染指考试院。
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大批CC派的骨干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科长，考铨处本是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CC派的人当了处、科长后，便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表面上，考铨处还是考试院的下属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侍三处在各地的办事处。陈果夫就是利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陈果夫主持的侍三处，除了进行各种人事的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以到各地调查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获得蒋介石更大程度的信任。如1939年，国民党军队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广西南宁、宾阳、九塘等地区，侍三处在人事调查时碰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汉奸问题、伪军问题、老百姓的耕牛问题、房屋问题等，陈果夫看了调查人员写的报告后，认为虽不属侍三处的工作范围，但又十分重要。他便亲自与第十一组（即通讯组）进行研究，又与内政部、中央政治学校等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邀请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在其基础上，陈果夫拟定了“战后伪军处理办法”、“战后汉奸处理办法”、“战后社会问题办法”等20多个方案。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后十分赞许，并指令有关部门执行。再如，陈果夫曾邀请中央政治学校财经教授及有关学者，一起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陈果夫还邀请社会学专家进行认真磋商，草拟了《工作竞赛办法》等。这些方案都呈交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的统治出谋划策。陈果夫忠心耿耿，受到蒋介石的赞扬。
这样，陈果夫的侍三处完全超越了人事幕僚单位的职权范围，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参谋机构。
由于侍三处擅权越职，专横跋扈，引起了国民党、政、军各方人士的不满，所以，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便被撤销，陈果夫也从主任宝座上翻落在地。由于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他也不太管事了，虽然还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但已是今非昔比了。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红得发紫的辉煌时期结束了，虽然他们并不服输，还在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已有地位，但确确实实，他们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人生的下坡路。
第五部分组建中统（1）
还在1937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其中有国家军队编制统一、政权统一等主张，要统一政权就必须对各种特务组织统一领导。正是基于此种目的，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即1937年4月便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是陈立夫，副局长是陈焯（首都警察厅厅长）；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成立在后，没有搞多久，处长先是少将秘书丁默邨兼，后来换的是金斌”。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安排，二陈自然是喜不自禁。本来，CC派与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从成立以来就是互相水火，明争暗斗，摩擦事件时常发生。二陈一直想插手复兴社事务，达到吞并复兴社的目的，但总不能遂意。现在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两大特务系统集中起来，统一由陈立夫指挥，对陈立夫来说，实在是“天助我也”，他可以凭其职权，染指复兴社，逐步将其吃掉。
但蒋介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成立统一的特务机关，只是为了让他便于指挥，压根没想将整个特务组织全交给二陈，因此，局长虽然让陈立夫当了，而下面三个处却是各成系统。一处统原来的CC派，二处统原来的复兴社，三处开始两方面人都有，后来也拨归复兴社，CC派再也不能问津。三个处不但各自成一体，而且办公也不在一个地方，第一处设在南京道署街，第二处设在鸡鹅巷，第三处设在山西路，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
戴笠由于有蒋介石的宠信，对陈立夫的领导并不十分恭顺，他自成一体，二处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其编制、人事、活动形式与范围都由他一人主掌，CC派休想过问，对此，陈立夫虽然忌恨，却又奈何不得。
陈立夫也十分看不起戴笠，每当戴笠例行公事去见他时，他眼也不抬一下，鼻子也不哼一下，只是用手挥去挥来，极为藐视，这使戴笠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常在军统特务中讲陈立夫的坏话。
陈立夫在任局长期间，为了排挤戴笠特务系统，总是极力提高一处的地位，压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尽量让一处多占，当时局本部的工作人员也以CC派居多，在委派外任时，一处也总是压着二处。如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是由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两个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由第一处派任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则由第二处委派；电检所所长叶定也是由第一处任命，副所长由第二处任命。这样一来，凡是由两所检获的材料，第一处总是首先看到，而第二处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不得全貌。为此，第二处一直耿耿于怀。两个特务组织虽然统一在一个局内，表面上也似乎风平浪静，暗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蒋介石放弃南京，国民党中央中机关大部分撤退到武汉，二陈所指挥的两大特务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如鸟兽散，原有的组织几乎全部停止活动。陈立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将其恢复起来。
1937年9月，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成立了“大本营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陈立夫仍旧不忘他的特务组织，他担任部长后，利用其职务的方便，将原来特工总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务招集起来，全部安排在“大本营第六部”工作，编为第四组，以徐恩曾担任该组中将组长，CC派重要骨干王思诚、王杰夫、刘桂等都挂少将、上校、中校等军衔，在该组任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第四组，就是原特工总部的翻版，这批特务打着“动员民众”的幌子，继续进行迫害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破坏民众运动的特务活动，而这些特务活动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说：“共产党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遭受不可胜计之损害。”于是，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义下，强调“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为此，大会决定国民党实行领袖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为全党最高领袖。
正是在这种要求独裁、反对民主的气氛下，大会藉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国民党两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加以扩大，各自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原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特工总部）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重点。以原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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