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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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4）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时候，陈立夫怀着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来到榜前，只敢从榜尾看起，一个一个往上看，但总不见自己的名字，内心已经开始失望，直到最后几个名字，终于看到了“陈立夫”三个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时，他才敢把消息告诉家里人，父亲来信严厉责备了陈立夫，说他不经许可，自作主张，并说无钱供他读书。三叔默不作声，因他知道陈立夫成绩好，应该深造，但自己又无力资助。只有哥哥陈果夫最为高兴，因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真诚希望弟弟能上大学，并给了10元钱，鼓励他好好读书，专心求学。　　　　
　　　　为了筹措学费和去天津的盘资，陈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婶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给了一些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当陈立夫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叫了他去，拿出25块大洋，交给陈立夫，十分恳切地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接过父亲的钱，听了父亲的话，陈立夫泫然泪下，一方面感激父亲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今后要节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1917年8月底，陈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驶往天津的海轮，站在三等舱的甲板上，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他心中虽有一丝天涯孤旅的愁怅，但更多的则是心想事成的惬意，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　　　　
　　　　


第一部分江汉从戎（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革命的浪潮激荡全国，反动的清王朝面临灭亡。　　　　
　　　　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在南京发动起义，带动东南各省，以响应武汉的革命。陈其美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　　　　
　　　　于是，陈果夫首先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联络起来，大约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陈其美统一指挥。他们“每晚在操场中开会，筹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并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但不久，他们的行动为满清官吏所发现，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将原储藏在这里的子弹运走，枪械也锁了起来，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而此时，陈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示办法。但不巧陈其美刚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陈果夫只好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汇报南京的情况。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已加强防范，南京革命可以暂时推迟。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支援武汉革命，发动起义是支援的一个方面，还可以直接动员大批同盟会员到武汉去参军参战，保卫武汉。　　　　
　　　　一席话激起陈果夫满腔热情，他认为黄兴说的有道理。当时，清政府正调动大军围攻武汉，首义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动摇的趋势，如果我们能支持武汉这个据点，可以待各省响应，能多支持一天，形势就会好转一天。若是武汉根据地失了，各处就很难响应”。想到这些，他立即决定不回南京，转赴武汉。　　　　
　　　　青年陈果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腔热血，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三镇烽火，满城硝烟。袁世凯派冯国璋出动全军，向汉口进攻，革命军奋力抵抗，伤亡甚多，退守大智门，汉口岌岌可危。　　　　
　　　　陈果夫在民军军务部找到了部长孙武。孙武向他们介绍了武汉的战事，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也发生兵变，情况也很危急，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援武汉的战争。陈果夫急于参战，请求安排具体工作。孙武说：“现在汉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而汉阳必须守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陈果夫回答：“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孙武十分赞赏陈果夫的勇气，即给他发了护照，命他到汉阳去报到。　　　　
　　　　汉阳的情况十分不妙，原守在这里的民军听说汉口即将失守，军心骚动，几乎都哗变而散。陈果夫报到后，被分到炮兵排当了一名士兵。本来，按他陆军中学的程度，可以当一名下级军官，但陈果夫并不计较这些，他倒愿意先从士兵当起。　　　　
　　　　炮兵排长姓邱，也是从南京来的，他对陈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带着他到长江边巡逻，有时，到龟山上让他试炮。陈果夫原来在学校就学过放炮，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次能够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心里觉得十分自豪。　　　　
　　　　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几乎就是受罪。没有铺盖，大家都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一下。有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得在战地上睡觉。每当这时，陈果夫总是睡不着觉。他望着遥远的夜空，听着江边传来稀疏的枪声，头脑里构制着一篇篇有趣小说，心想，将来反满成功，一定做个小说家，但又认为这太浪漫，自己的学识太少，怎能写出传颂千古的小说呢？陈果夫的思想能够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可他瘦弱的身体却难以适应。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10月28日，冯国璋率清军向汉口发起总攻击，民军英勇拒敌，广大市民也积极参战，他们自动给民军探消息、送粮食、送军火，汉口商人也“出应箪壶，供给粮秣，所需款项，皆系解囊自助”。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战斗，打破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利，汉口终于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汉阳军民曾经几次组织反攻，均没成功，自己反受损失。这时，清军也摸清了汉阳军事实力，即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民军英勇御敌，战斗十分激烈。此时，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他与其他士兵日夜坚守岗位，不敢懈怠半分。


第一部分江汉从戎（2）

　　　　一天，清军所派的奸细在民军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枪，以策应清军大部队的进攻。　　　　
　　　　司令部人员以为敌军已攻进汉阳城内，有的急到军中亲自指挥，有的去组织救火，还有个别的竟临阵逃避。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几位头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四五个卫兵守着空空的司令部大厅。有的士兵见此情况，也要离开，他们认为守着一个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战斗。但陈果夫坚持不离开。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卫兵在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那人们一定会以为司令部完蛋了，军心将会大乱。于是，他让几个卫兵守在门口，自己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大厅里，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不一会，民军及当地市民将放火放枪的奸细抓获，一个个送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指挥人员，便交给他处理，陈果夫只好假戏真做。但司令部只有几名卫兵，他一人又不好审问，审问了也不好擅作主张处置，因此，他便装着严厉的样子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审理，便要卫兵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退下，火也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民军负责人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在紧急情况下的机智与勇敢行为进行了表扬。后来陈果夫想起这件事来，还真有些后怕。他说：“幸而那些奸细没有知道我们虚实，否则我们虽扣着门，而窗子是洞开的，又没有将他们缚住，或者我们胆怯了些，就不会得到这样顺利的处置了。”陈果夫与革命军坚守汉阳一个星期后，当战局进入关键时刻，黄兴来到了武汉，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黄兴来汉后，遇到陈果夫，他见陈只当了一名士兵，觉得委屈了他，便把他转到汉阳府中的军政科办事。军政科的任务主要是招募、训练新军，为保卫汉阳输送武装力量。陈果夫到任后，经常到民众中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是一些市民和郊县的农民都前来参军，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陈果夫每天对这支部队进行训练。他将在陆小和陆中所学的军事知识都教给战士，训练十分严格。短短的时间，这一千人的队伍便掌握了初步军事知识，能够应付战争需要了。　陈果夫的出色工作，令科长刮目相看，也对他十分信任。科长常常有事到武昌，整个科的大小事情都托陈果夫代理。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民军扼守的米粮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清军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汉阳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也纷纷上前线杀敌。陈果夫将在汉阳的原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也拉上前线，配合大军战斗。陈果夫与陆中同学作战勇敢，奋力杀敌，一些同学先后牺牲，鲜血洒在了江城。26日，十里铺一线终被清军攻破。27日，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汉阳兵工厂也被清军占领，梅子山、龟山相继丢失，民军的精华已丧亡殆尽。在此情况下，只好退至武昌，汉阳终于为清军所占领。黄兴悲痛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职，后在同志的力劝下退至武昌。　　　　
　　　　黄兴撤退至武昌后，连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已连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已成孤城，现在应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建立东南革命基地，到时再收复武汉。黎元洪赞同黄兴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反对。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当即拔刀而起，厉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守武昌。黄兴见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开完会后即乘轮离汉东下。　　　　
　　　　陈果夫认为黄兴的主张不无道理，在武汉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光复南京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汉首义的正确决策，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因此在谭人凤的支持下，也离汉东下。当他望着饱受战火洗礼的武汉时，那焦土余烟、断垣残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恋。武汉是他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参加革命的第一站，那历历晴川，还回荡着他的呐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迹。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武汉的风光，便要离开了，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亲自参加光复南京的起义，以南京的胜利解武汉之危。他是匆匆地来武汉的，现在又匆匆地离开了武汉。


第一部分沪上讨袁（1）

　　　　当陈果夫离开武昌，匆匆东下的时候，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地民军联合进攻下光复，他为没能赶上这一战斗而深为遗憾。这样，他干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陈其美根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为当时汉口、汉阳被清军占领后，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这些人来后，需要有人接待并安排适当工作。陈果夫接受任务后，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招待所，专门接待东下的革命党人。他态度和蔼，诚恳热情，每当有人来时，先安排住处，发给生活费用，然后弄清每个人的专长并征求其对工作的要求，最后才将他们介绍到军队及革命机关中去工作。这种接待工作并不如战场上的斗争轰轰烈烈，却十分麻烦、艰苦。陈果夫的细致工作，使从首义之区东下的革命党人来上海后如坐春风，感到十分温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参加上海的革命，这对上海的光复起了很好的作用。11月3日，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同盟会发动工人、防营、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在上海影响下，江苏、浙江也宣布独立，这就稳定了全国的形势。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孙中山，陈果夫早就十分景仰，还在当学生时，就总是听他二叔陈其美讲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人物，说“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孙中山，亲睹伟人风采，更没有聆听孙中山的讲话。民国成立后的一天，陈果夫与一位同志到沪军都督府办事，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据他回忆：“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但此时的陈果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瘦小青年，孙中山不认识，他也不可能与孙中山谈话，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几眼这位伟人。　　　　
　　　　不久，陈果夫再次见到孙中山，并且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他说：这次见到孙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训示。如有一次，听孙中山详细地讲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年元旦，陈果夫和许多同志去给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