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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必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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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1）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只有9。68。上市公司的平均信任度指数为35。6，而该指数满分为100。
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布虚假报表、信息披露不及时、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内幕交易等等。
再看食品饮料行业。嘉裕长城葡萄酒被曝年份做假，其委托生产的企业成立于1998年，但嘉裕长城公司却有大量的92年葡萄酒摆上柜台，而且其所谓92年葡萄酒价格要高出近年份产品很多。而嘉裕长城公司则称：虚标年份已成行业“惯例”。长城、丰收、威龙等各品牌均有自己的年份酒，其中92年份价格都要比其他年份酒或普通葡萄酒高出很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评酒专家组组长陈泽义指出，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1992年的国产年份酒，实际上，我国从1996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产干红葡萄酒，1992年时国内种植的葡萄产量及葡萄酒产量都非常少，只有数十吨，另外，葡萄酒也需要严格的储藏条件，在1992…1996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厂家有实力生产年份酒，所以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92年份”、“95年份”酒令人怀疑。
在诚信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处理方法不同。2005年，肯德鸡遭遇苏丹红事件，雀巢遇到碘超标的问题。这两家国际企业正式向消费者道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恰好上海光明乳业公司这一段时间被曝“回炉奶”事件，光明乳业董事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国内乳品厂都有回奶罐。这种说法遭到其他乳品企业的强烈抗议，认为光明乳业是在推卸责任。消息一出，各界哗然，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光明乳业在推脱责任，还是国内乳品行业均有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及著名品牌之一光明乳业（BrightDairy）销售大跌，因为有人指责该公司隐瞒了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的有关消息。尽管西方企业有着丰富的消费者投诉经验，但是上海最强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光明乳业对回应投诉尚不习惯，更不要说承认有关产品有问题了。光明在含糊其辞近3周后，才证实有关报道，即在炎热的夏季，它在河南省的一个下属企业将牛奶产品存放在户外，原因是冷库已装满。
为了解决诚信危机，有的行业采用了承诺制。比如国内上市公司喜欢在圈钱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告承诺，但一旦圈钱到手，这些承诺便付之脑后。国内上市公司交大博通（600455）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向股民承诺，保证王卫东、于雷、刘斌、邬树新四名发起人股东三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仅仅一年以后，这四股东便将持有的全部交大博通非流通个人股转让给经发国际有限公司。
看起来，在中国违背承诺的成本很低。由于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使得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信用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呢？这里面当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人们为诸葛亮“三气周瑜”而拍手较好，把孔明的信用透支当成了智慧的表现等等。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2）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也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诸葛亮”们的信用度了。
第二篇战略固执的致命之处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1）
现代管理也是如此：当战略失误的时候，战术细化必将劳而无功；当方向走错的时候，努力创意只会加快灭亡。
有一本叫《细节决定成败》的书，曾经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畅销书，很快市面上又有《细节左右成败》、《决定成败的细节》等跟风之作出现。据说有很多企业家也要求员工必须去读这类书，原因是国内员工被认为普遍不注重工作的细节。
我并不反对注重工作细节，但我以为注重工作细节应该要以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前提。否则，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不是油。诸葛亮就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诸葛亮的事业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细节未必决定成败。
下面我将以诸葛亮为例，来分析战略与战术细节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诸葛亮以用兵谨慎而出名。但诸葛亮的这种谨慎只是一种细节上的重视，它并没有表现在战略高度上面。不仅如此，他的战略决策行为简直可以用“盲目”二字来形容。“隆中对”中“荆、益二州分兵出击”的策略虽然打动了刘备，但却带来了兵力分散的缺陷，导致后来荆州被袭，关羽致死；北伐中原则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可以说，诸葛亮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炒短线的投机分子，只不过他比别的投机者要谨慎一些而已。
诸葛亮的谨慎实出无奈，毕竟它所从事的项目太过于投机，面对的风险非常巨大，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他不得不每前进一步都想好退路。如果说他在大的战略方面决策正确，那么小的战术上则可以有一些弄险的余地。但是由于诸葛亮在大战略的定位上相当盲目，小战术方面必然要做弥补工作。这也便是他不敢弄险的缘故。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度精细几乎到了“料事如神”的地步，但百密也有一疏，他算对的东西虽多，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也不少。
诸葛亮算准了自己一定会遭周瑜的嫉妒和陷害，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击周瑜，不仅从周瑜手中窃取荆州，还导演了“三气周瑜”，最终制周瑜以死地。但诸葛亮并没有算计到东吴会怎样给周瑜报仇，也没有料到孙权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荆州。以吕蒙、陆逊为代表的东吴将领继承了周瑜遗志，把夺取荆州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真可谓“一个周瑜倒下了，许多个周瑜又站了起来”，连那个被诸葛亮玩得团团转的鲁肃，也开始为夺回荆州而到处奔波。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没有想到的。诸葛亮的这些思想上的疏漏便正是荆州被袭和关羽被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以用兵谨慎而著称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疏漏呢？其根源在于战略上的失误。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将荆州和益州划入了刘备军团志在必得的关键领地，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取荆州和益州，甚至违背承诺，冒着打破孙刘联盟的危险去窃取即将被周瑜攻取的荆州。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必将给未来的战术运用带来很大难度，所以无论诸葛亮在获取荆州的过程中表现得多么严谨和仔细，也无法保证在防守荆州时不出差错。总之，荆州早晚要被东吴夺回的，因为诸葛亮的思维已经无法顾及到太多的细节，而他所顾及不到的细节恰恰是东吴正处心积虑要谋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荆州能不失去吗？
诸葛亮每一次出征都似乎“机关算尽”，谨慎而又谨慎，但每一次都要出点问题。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算准了司马懿必取街亭，于是派马谡前去守街亭，但他没算准马谡会很轻易就把街亭给丢了。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继续乘胜追击时，他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随军粮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只好撤退。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2）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摆八卦阵重创司马懿，未曾料司马懿买通蜀军的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位。刘禅大惊，遣诏宣诸葛亮回师。诸葛亮不得不传令退军。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正杀得落花流水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撤军，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严根本就是怕军粮置办不及，于是才编造东吴与魏谋和的消息来哄骗诸葛亮的。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屡败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物去戏弄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诸葛亮派去的人那里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要信息，并得出结论：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
以上六次北伐，有很多战例并不是历史事实，仅仅是民间艺人们的创作加工。但不论人们怎样神话诸葛亮，都改变不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事实。这也更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战略思想出问题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小心谨慎，都难以避免战术细节上的疏漏。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心说诸葛亮怎么那么不走运，本来仗打得好好的，但却总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现在想想，不是诸葛亮不走运，而是他自己的确有问题。由于战略定错了，战术上就难以做到周全了，不出这个问题，也会出那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因战略固执而导致战术失效例子很多。拿李自成来说，自其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御清兵入关。但李自成却把重点放在了继续剿灭各地明军的残余力量上。他的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虽然大顺军在各地连连取胜，但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后直接威胁李自成的京都，李自成虽然率军平叛，但由于兵力不足而惨遭败绩。
近几年中国商界试图向王熙凤学管理，殊不知王熙凤也正是一个重细节轻战略的管理者。王熙凤执掌贾府管家一职时，正值贾府由盛转衰之际。表面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贾府，实际上早已暗藏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贾政焦急似火暴打宝玉的原因。所以，此时的贾府，需要的是未雨绸缪和低调处事。然而，作为管家的王熙凤，却变本加厉地剥削下人，以维持贾府奢侈的生活，这无疑加速了贾府的毁灭。
管理界所热炒的王熙凤的能力，主要是指她在细节管理上的优势。作为贾府的管家，王熙凤要面对一大摊子庞杂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但她丝毫不厌其烦。无论大事小情，王熙凤都要亲自过问，在她的管理之下，整个贾府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然而，王熙凤在细节上的努力越多，贾府在灭亡的路上就越多走了一步。因为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去培养全体贾府成员韬光养晦，从而错过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由于王熙凤的战略性固执，导致自己没能落下一个圆满的结局。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注重细节的诸葛亮，总是在细节上功亏一篑，这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战略修正，所以，细节的努力必然毁在细节的漏洞上。后人多没有反思诸葛亮的战略错误，而是对诸葛亮的命运长吁短叹。这说明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战略性固执的毛病。
中国足球队曾与沙特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按照两队的积分看，沙特队只要保平就可出线，而中国队则必须战胜对手才能出线。人们以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必定会豁出去采用拼命式打法，哪知道比赛一开始人们便傻了眼：中国队没有豁出去，豁出去的反倒是沙特队。沙特人大打攻式足球，把中国队压缩在自己的半场狂轰滥炸。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队被淘汰出局，而沙特队则幸运地进入决赛圈。赛后中国队教练金志扬为中国队的战术辩解：根据前几场比赛经验看，中国队只有打防守反击才能有机会赢球，所以最后一场比赛没敢采用主动进攻的打法，而是继续打防守反击。为了保证防守反击的成效，中国队教练组把前几场进球的细节认真回顾了几遍，然后又细化了最后一场比赛的战术分配，要求队员细细揣摩赢过的那几场球。然而队员们到头来也没能找到进球的感觉。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3）
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在于整体战略方向错误，所以战术细节根本不能起到作用。两队交锋，积分落后的一方必须主动进攻方可赢来生机，这是最普通的战略常识。最后这一场关键的比赛既然只有赢球方可出线，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但积分落后的中国队反而拟定了防守反击战略，希望对手在进攻中出错，自己好乘机进球。结果对手没有出错，倒是中国队员白白浪费了90分钟的上场时间，难得有几次去射门。指望这样的错误战略，战术细化又有何用？又岂有不败之理？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1）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离间计”、“八卦阵”等。他在战争中使用的计策可谓花样繁多，推陈出新。这些富有创意的计策也拥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诛王双、射张颌、退仲达等。但是孔明的创意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自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的战略大方向是错误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人向来崇拜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同时也虚构了许多足智多谋的人物。除了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外，人们还塑造了徐茂公、吴用、刘伯温这样的智慧形象。据说这些人都是军事上的点子大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我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有着很大得夸张成分。徐茂公在军事上的成就远不如唐朝大将李靖，刘伯温则更是徒有虚名。据考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对付那些功高盖主的将领，真正能征善战、能谋善断的人才都给他除掉了。后来在竖立英雄典型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将领了，便只好让刘伯温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文官来充数。
至于《水浒》中吴用这个形象，无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点子，都不能改变他成为宋江陪葬品的事实。按说吴用与宋江关系密切，对宋江欲投靠朝廷的想法早该清楚，可他却没有认识到接受诏安就是去送死。吴用在战争中为宋江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这个“点子大王”却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到头来不得不面对失败而悬梁自尽。
总而言之，战争绝对不是靠点子大王赢得的。拿朱元璋来说，若不是采纳了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是绝对不会夺取天下的。民间评书中塑造了一个“点子大王”刘伯温的形象，也正说明中国人缺乏战略性思考。
前些年中国出过一个叫何阳的“点子大王”，以及很多拍脑门帮企业想点子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却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也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他们出的点子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在卖不出去的手帕上印交通图，提高手帕的附加值；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就用糯米做调料包，好处是不用撕，一冲就化而且还能食用。企业刚开始还觉着新鲜，不断有人请他们做报告，向他们问点子。到后来企业回过味来，感觉这些点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比如手帕上印交通图，那该用多大一块布才能看清呀？再比如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的问题，留个锯齿状的小口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何必要用糯米去增加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家们还发现，当经营战略有问题的时候，再好的点子也白搭。所以点子大王们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后来，何阳因涉嫌诈骗宁夏酸妞饮料公司的广告款，被宁夏公安局抓捕了。据说宁夏的公安人员也很有点子，他们冒充客户约何阳在西安见面，何阳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
点子大王何阳的被捕，并不说明中国人从此就改掉了拍脑门决策的毛病。点子大王们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点子改称为创意。他们的缺点依然是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
在某些企业培训的教材中，曾经把“将梳子卖给和尚”的能力，视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有些企业家天真地认为，只要聘请一些善于花言巧语的销售天才，就能将自家的劣质产品销售出去。
若想把梳子卖给和尚，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很多营销人员便发扬“点子大王”的才能，有的建议和尚把梳子当作礼品赠送给香客；有的建议和尚用梳子按摩头皮；还有的建议用梳子挠痒痒。看起来，这些人似乎真的很有点子，简直可以把黑的说白了，把死的说活了。
然而真正有才华的营销人员是不屑于解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在没有前途的产品上。他们甚至认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营销高手的侮辱。
笔者曾经在58位不同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题的内容是：你怎样看待“将梳子卖给和尚”的销售理念？以下是笔者给出的选择：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2）
（1）绝对信奉这一理念，而且全力摸索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
（2）努力做到“将梳子卖给和尚”，也要留意更需要梳子的有头发的消费者。
（3）最好是把梳子卖给有头发的客户，万不得已才尝试“把梳子卖给和尚”。
（4）决不把心思放在“将梳子卖给和尚”，全力以赴寻找最需要梳子的客户。
在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之中，有4人选择了第（1）项，有8人选择了第（2）项，有19人选择了第（3）项，17人选择了第（4）项。
笔者发现，选择第（1）项的4人都是刚进公司不到半年的新员工，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都刚刚接受过一次洗脑式的销售培训，显然对市场的艰难程度还没有做好准备。选择了（3）、（4）项的大都是拥有三年以上销售经验的员工，他们深知：‘将梳子卖给和尚’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在一次销售经验交流会上，大部分销售经理都认为：最好的销售人员应该把最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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