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必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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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辩论赛是件有趣的事儿。层层辩论、筛选很残酷，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无声无息。可是学生们仍前仆后继，踊跃参加。大家都说着一句话：目的在于参与。事实是辩证的，没有几百学生的参与，哪来优秀辩论队员的脱颖而出呢？赴新加坡的辩论也是一样，场上辩论的是四名队员，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在为他们作准备，大家都团结在一项神圣的使命周围。当队员们载誉而归的时候，无名英雄们没有一个伸手要分享荣誉，没有一个往前挤着出境。有一件小事至今使我很感动。当时，决定赴新加坡参赛组团的名单时，由于名额所限只能去两位教师，俞吾金、王沪宁负责赛事必须去，那末担任总负责的张霭珠老师反倒不能去了。当我为难地找到张老师时，她却坦然地安慰我说，我没有事的，你放心安排好了。须知半年里，张老师为辩论赛事做了多少工作，连她全家都对辩论队倾注了十分的感情，拿着家里炖好的汤给队员们加营养，已成了经常的事。临到有出国赴赛的机会时，她却悄悄地退到了后边，毫无怨言。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正因为许多复旦人把自己融入了共同的目标，才一定会有后来的成功。　
从以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对亚洲（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误区。学校领导过于重视辩论本身，不切实际地拔高了辩论的地位。他们的“狮城舌战”并不是为真理而辩，而只是为名次而战，为虚荣而战。为了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不惜让有名望的教授停教一学期，全力培训参赛选手。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其结果便是：在参赛学生得到特殊优待的时候，全校其他同学却失去了往常的学习条件。这样实际上是对学校师资力量的极大浪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无论参赛选手在辩论会上表现得多么富有智慧，也无法掩盖复旦大学在比赛活动中表现出的伪智慧。　
时隔多年，当年获得最佳辩手的复旦学生蒋昌建也执教于耶鲁大学辩论队，他在媒体面前笑谈了在美国的辩论特点。他说思辩在西方是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的，甚至是催生出新知识的有效手段。在美国各大高校都有关于演讲、辩论的课程和学会，也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比赛，部分是单兵一对一的比赛，也有整体的队伍的比赛，比赛较多，但电视辩论赛并不多。不同于国内的兴师动众的大赛，他们的辩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在社团间的比赛，比较轻松。相较之下，国内的大赛往往很庄重，动用很多的资源，太在意输赢，压力也很大。　　　
当代精英的“口水之战”　　　
以倡导全流通而闻名股市的张卫星先生，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大骂某某先生的发言是“一堆狗屎”。当电视里播放张骂人的场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那位刚批评了他的某某先生出去了，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不过张当时宣称：即使某某先生还坐在这里，他也照骂不误。　
我不知道电视台为什么会播出张卫星骂人的镜头，或许是那位某某先生的发言果真是废话连篇，真如张卫星所说的如同“狗屎一堆”？或许是张卫星看似粗鲁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批评张卫星的意思，但我认为，电视台把张骂人的场景编辑到专题片中的做法有欠妥当。因为我们只是从专题片中听到了那句粗话，却并未听到张更有说服力的言辞。　
几年以后，张卫星先生终于也尝到了挨骂的滋味。他所设计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遭到许多人的猛烈攻击。张先生不胜其烦，终于写了一篇《同行是冤家—致全流通方案设计书生们》的文章发表在网上，试图结束市场各方人士对他的挑战。不过张先生依然改不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在批评他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冒充“牛津大学出道的洋和尚”拿出了洋化大力丸药方，痛贬张生（张卫星）的土偏方，于是获得广泛知名度；他还说后又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金牛座”拿出了西洋参大补丸，引文历史人物鲁迅讨伐张生，引起众人侧目……　
就在张卫星先生抒发其卓越辩才的时候，管理层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开始出台了。只是管理层并没有采纳张卫星的方案，也没有采纳张的批评者们的方案。　　　　　
第八篇不能掌控身体怎能掌控绩效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时，只有五十四岁。而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也只有53。34岁。　
诸葛亮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葛亮生活习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很有可能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三国演义》多次描写到诸葛亮吐血的场景，这很可能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症状。在专业的《病理学》教材中，消化性溃疡患者发病时，往往会发生黑便和呕血现象。这主要是因溃疡底大血管被腐蚀破裂而引起的。　
在诸葛亮的一生中，其作息时间没有形成规律性。他年轻的时候疏狂成性，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食无定量，睡不定时，缺乏有规律的身体锻炼。“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便是他的生活写照。　
自跟随刘备出山以后，诸葛亮更是缺乏必要的肢体运动。由于每次打仗他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势必影响食物的消化。此外诸葛亮还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这更是加重了肠胃功能的负担。到最后一次伐魏时，诸葛亮的饭量严重下降。而这一信息正好被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得知了，司马懿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三国演义》也有多处关于诸葛亮昏倒的描写。这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高血压、脑溢血、贫血、低血糖等。这些与工作压力大，长期受精神刺激，情志不调，以及营养不均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他无法做到举重若轻，工作的每一个失误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他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北伐屡次失败，无法实现他对世人的承诺，这让他心急如焚，忧心忡忡。而身边大将的接连死亡，则更是让他伤心不已。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看到赵云的儿子前来报丧，诸葛亮掷杯于地曰：“子龙休矣！”而且跌足而哭曰：“子龙身故，国家损益栋梁，吾去一臂也！”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当初刘备病死，也没见诸葛亮这样伤心，为什么损失一员大将就让他悲痛欲绝呢？这是因为战争打到最后，蜀国已经缺兵少将，张苞病亡意味着孔明的进攻力又逊一筹，取胜的难度更大了。　
第六次北伐中原，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众将再三劝解，孔明叹曰：“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我今番出师，又少一员大将也！”　
数伐中原而不成，诸葛亮的内心已经脆弱到了极致，再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了。眼看着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无法用计胜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盟军东吴的联合行动上了。谁知又有一个噩耗传来：“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淝，令满宠、田豫、刘劭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　
当这次吴蜀联合进攻行动被曹魏瓦解后，诸葛亮便彻底崩溃了。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蜀汉之实力，能维持三足鼎立已属不易。若兴兵北伐，进攻强魏，则困难重重，几乎是。然而，诸葛亮偏偏要去执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分配给众将士的任务也是非常沉重的，以至于很多骨干力量因负担太重而崩溃了。　
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赵云也失利于萁谷，只是不至于大败而已。《三国演义》里说赵云受到了诸葛亮的嘉奖。而《三国志》则告诉我们，赵云被贬为了镇军将军，而且第二年就去世了。很显然，赵云之死与年迈征战，过于劳累有关，也与遭贬后心情抑郁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北伐，张苞在激战中跌入山涧，撞破脑袋，只好送去成都治病，不久便身死人亡。张苞之所以跌入山涧，与过度劳累而引起的神思恍惚有关。　
另一位大将关兴，没有死于阵前，而是病死于第六次北伐的前夕。　
从赵云、张苞、关兴的死亡，无疑能看出蜀军将士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高强度的压力面前，有些骨干开始学会投机取巧了。拿李严来说，他曾经是个难得的人才。诸葛亮南征攻打孟获前，曾说过李严“可当陆逊”，所以他非常信任李严。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但由于蜀道难，运粮不易，加上征粮困难，他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完成诸葛亮交待的任务而受到处罚，于是编造谎言，说东吴要兴兵寇蜀，骗诸葛亮撤回了汉中，然后又妄奏刘禅，说：“我已经备办好了粮草，不知道为什么诸葛丞相却无缘无故地班师回朝了？”当事情的真相暴露后，李严被贬为了庶人。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上级领导像诸葛亮那样，不断部署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些领导的高压下，下属们纷纷走向崩溃，而且还有人开始像李严那样弄虚作假了。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指出，近年来地方高估GDP及其增长速度的问题日趋严重，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下达计划指标时，‘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上报统计数字时‘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贺铿说，这些弄虚作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对统计数字进行干预。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按需报数”，或者按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图报数。　
由此看来，压力未必都是动力。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时，压力就会变成前进的阻力。诸葛亮时代如此，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亦如此。　　　
事必躬亲的恶果　　　
俗语说“技多不压身”，但却有很多人因为懂得技术太多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倒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却能笑傲江湖。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兴趣过于广泛，就会影响主业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打败专注于军事的司马懿。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会吟诗赋辞，能抚琴弄曲；发明木牛流马，设计连珠弩；他善兵法，懂阵法；他长于口才，敏于辩论。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大部分才艺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舌战群儒”说服东吴对曹操动兵；“借东风”赢得赤壁之战；“空城计”抚琴吓退司马懿；八卦阵难住司马懿；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等等。但诸葛亮的这些才艺展示并没有给他带来最终的胜利。　
司马懿没有诸葛亮那么多才艺，他唯一值得让人称道的便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一门心思地钻研打仗，并在与诸葛亮的多次对垒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战绩。　
对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可以看出，诸葛亮军中的专业化分工做的很不好。一个军事首领竟然亲自设计制作木牛流马，亲自察看气象变化，这让那些能工巧匠和气象分析师该如何工作？写书信羞辱司马懿也不一定要由诸葛亮亲自动笔，找个语言犀利一点的文书就可以了。可是，诸葛亮不仅做木匠活，抢气象分析师的饭碗，还自己充当秘书角色。这怎能不影响他的军事研判能力和统筹管理的绩效？　
诸葛亮不仅是蜀国的最高军事首领，也是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刘禅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的官职至少也是国防部长＋国家总理。与诸葛亮不一样的是，司马懿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他的军队总司令的职责，不用去管国家行政事务，所以他能集中全力对付诸葛亮，最终拖垮了诸葛亮。　　　
透支生命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结果在中途就透支了体力。所以，在与司马懿的长期对垒中，诸葛亮赢得了开场的喝彩，但却输在了后半程的较量中。　
透支是诸葛亮的特点。他透支信用，导致东吴偷袭荆州并杀害关羽父子；他透支个人形象，导致自己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他透支人力资源，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透支国力，结果留给姜维了一个烂摊子。　
诸葛亮透支了一切他可以支配的东西，结果都没能战胜司马懿。最后，他不得不透支自己的生命，悲壮地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主簿杨颙曾经劝谏诸葛亮：“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簿书，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也都能够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动，必然形神疲困，终会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的身份。所以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为了说服诸葛亮，杨颙拿西汉两个丞相丙吉和陈平做例子。他说：“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　
听罢杨颙的话后，诸葛亮不由地泪流满面，他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生怕其他人不像我这样尽心呀！”　
针对杨颙所说的关于丙吉和陈平的故事，今本《三国演义》有着详细的现代汉语注释。据说身为西汉丞相的丙吉春天出行，路见因争斗而死伤的人，他不问；看见牛喘，却很关心。有人讥讽他，他说：“这时候，天气还不太热，牛不应该喘。真担心天时不正而影响年成。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我应该注意。”　
陈平是西汉文帝时丞相，文帝曾经问陈平：“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收入多少钱？”他回答说：“可问主管部门，丞相只管群臣，不管这些事。”　
与诸葛亮不计身体本钱的做法相比，司马懿就显得更加老练和沉稳。他深知与诸葛亮的对垒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司马懿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算在了征战的本钱中。在司马懿的军旅生涯中，他总是一身戎装，骑马持枪。这使得他得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所以他能够活到73岁，一直等自己的儿子都成熟了，司马懿才放心地死去。　
司马懿遇事冷静果敢，心理素质极佳，不像诸葛亮那样一受刺激便吐血昏倒。即便诸葛亮派人用女人衣物去侮辱他，他也一笑了之。　
司马懿不是一个顾及自己面子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到能屈能伸。在曹爽专权时，司马懿受到了排挤。为了保护自己，司马懿故意装病卖傻，使得曹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然后他借曹爽随魏主曹芳外出游猎之机，召集旧部，发动政变，一举铲除了曹爽集团，从此奠定了司马氏家族在朝中的统治地位。　
总之，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所以他赢着赢着就输了，输掉的是蜀国的前途；司马懿的每一次惨败却在积累着自己的绿色绩效，因此他输着输着就赢了，赢的是儿孙的未来。　　　
鞠躬尽瘁对得起谁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祭祀昭烈庙，慷慨激昂地说：“臣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