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十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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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折腾十年
　　内容简介：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个人史，是一部写真版的“知青文学”。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陆续有一千几百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
　　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几乎是在小学升中学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和反叛心理。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本文就是以最朴素的笔法，描写了当年的一群少年“知青”，在走向人生绝境时的真实命运。当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初中毕业生，满怀好奇地来到东北敦化的大山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雪原中的狼群、暗夜里可疑的信号弹，还有周遭农民的歧视与冷嘲……这样的青春，还会不会有欢笑？还会不会有明天？这样的一群无知少年，将会是茁壮成长还是最终毁灭？如此的疑问，当年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这部书，把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全景和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结局，放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本书的内容，对于20年前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知青文学”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颠覆。
　　正文
　　题记
　　“我的青葱岁月”——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忽然地，就很喜欢这个意象。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跟麦当娜或比尔•；盖茨握过手的，也可能大有人在；但是，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风一拂动，其色彩就有变化，那种水灵灵的新鲜，会让你感到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
　　我们年少时，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顶着露，沐着风，有无限的风华。然而突如其来地，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如马踏青苗。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三十年前的月亮”了，真该谢天谢地。
　　老了之后，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禁不住就要想，我们那时候，不也就这样吗？人有高低贵贱，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我看，谁跟谁，那都是差不多的。
　　序幕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秋，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嘛？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娘们儿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1
　　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弄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虽然那时候哈耶克的光辉还没开始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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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1月底之前，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
　　这时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鱼虾们一凑，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同仇敌忾，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场立盟，同生共死，杀奔农村。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工宣队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尔罗斯，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说：“不行，太穷，盐碱地。”然后又跑。两天后，喜讯传来：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也就是长白山下，找到了一块宝地。
　　男臭鱼“小迷糊”最先知道的信息。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小迷糊跑过来，喜形于色，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大伙像抢橄榄球似地围着看，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确定方位。那兴奋，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行了，不说了。那时候的孩子，蠢啊，该哭的时候，都高兴的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
　　从此，这个“官地”，这个“东甸子”，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我们有联络站，联络站设就在龚本辉家里。老龚体魄健硕，但手脚却不大灵，体育上不行，也是个废物。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这个出身很微妙，既臭又香，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他气不过，要干一番给人看看，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在风情方面，他开化得又比较早，已经谈过两年恋爱，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叫关美玲，人如其名，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多次聚会，挨家串门，以便将来回城探亲好捎东西。又秘密举行会议，商量准备工作，如厚棉衣厚棉被的缝制、下乡后如何应对农民，集体户里如何分工等等，思绪绵密老到。现在想来，真不像是少年人。
　　恋爱意识自然也在萌动。虽然鱼虾中六男四女，不敷分配，而且有两条虾还是恐龙，但不管那么许多了，乡下还有的是“小芳”。儿女情长，留待他日。
　　1月份的长春，天寒地冻，我们奔波终日，毫不疲倦。那时候，城里还有大群的乌鸦，暮色苍茫时，就在暗红的天际轰轰轰地飞，铺天盖地。我们从火车站附近的老龚家出来时，看到这景象，觉得甚为惬意。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故事就要开始了，这是何等难忘的时刻！老龚是个好男中音，他送我们出来，说：“唱个歌吧。”我们在他家的小庭院中小驻，听他引吭高歌《航标兵之歌》，其中的一句，让我们内心顿感苍凉——
　　“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火车站的那个方向，气笛长鸣，浓烟滚滚。我们互道再见，各人的身影，在夜色里鱼一样地四散了。
　　2
　　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仓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今天要是不说出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说出来，少壮派学者又要说我是在粉饰那个时代。那么，粉饰不粉饰的我不管了，我就照直写，反正那个时候决不可能人人都青面獠牙。
　　大折腾一闹就是快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学着，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有高音喇叭战、标语战、口水战（街头大辩论）、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机灵一点儿的同学，摆弄小口径步枪、左轮枪、三八大盖、半自动步枪，那是不成问题的。硝烟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当时是个潮流，很新鲜，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他说，农活儿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粪堆。只是铁镐太重，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中学还是要办的。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可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