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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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文论】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从医书中知道鱼刺卡喉可用猫口涎液治愈。第二次对书感兴趣，是读《西游记》时，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此书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趣。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之所以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独立】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两年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亲戚熊希龄。湘西的上层以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沈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同盟会会员，护法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晚年有“湘西太上皇”之称）曾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四弟熊焘龄；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娶了田应诏的女儿；熊捷三曾想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女婿……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感到头晕目眩，沈从文却对他说：“并不复杂。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工作，熊希龄对这位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经常同沈一起谈时事、聊哲学，畅谈到深夜。二人谈话，往往是熊提出各种问题，沈作答。后来沈回忆此事，认为是熊是有意在考他。一次，熊不经意地问道：“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沈答：“我想独立。”熊又问：“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沈答：“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熊打量着这位年轻同乡，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

内战爆发后，沈从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对党争，反对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颇有微词，认为内战时“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闻一多邀请沈从文参加民盟，还特地找沈谈话，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萧乾邀请沈从文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看着名单，轻轻又决然地说：“我不参加。”

沈从文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

沈从文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多次撰文批驳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报》的采访，说对一些到处“出风头”的作家“爱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他本意是举例说明许多文学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却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干净。此篇访谈见报后，引来一片攻击、嘲讽之声，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说，沈从文与国民党的调调一致，“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

1948年11月，沈从文与冯至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一次争论。

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冯无言。

抗战胜利直至解放前，沈从文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立场让“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颇为恼火。巴金、李健吾担心沈的处境，让汪曾祺写信给沈，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文，还是写小说为好。汪曾祺曾一连两次写信劝说老师。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时，沈从文应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之请，写了回忆熊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其中叙述了湘西一带地主与佃户之间和谐共处的民俗风情。此文日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被指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

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1952年，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周培源、沈从文、冯至等人吃饭，席间，李维汉对众人说，希望他们积极入党，或者加入民主党派，比如九三学社。在场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学社，很快成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副主席。对此，沈从文说：“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博物馆的领导找沈从文谈话，说上头交代过，沈有条件，政治上过得去，要争取入党，沈从文回答：“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于海甸区（今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

【感怀】

沈从文每读一本书，都喜欢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或记那天的天气，或是一点感慨。他在一本书后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適，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1946年8月31日，沈从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自承“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的情形，“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20世纪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沈怎么都与湘西的乡下人对不上号，看起来更像个江南才子。后来杜发现，沈总是带着一种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微笑，见面时微笑，讲话时微笑，甚至有时在提到某种社会不良现象、某人的缺点时，也是带着微笑讲的，虽然有时不无苦涩。这种微笑，到他八十多岁时，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杜觉得，那就是沈所说的“乡下人”才有的微笑，“既表达了乡下人的纯朴、乐观、宽厚、自信、幽默感，同时也透出乡下人的勤奋坚毅精神、认真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乡下人是相对长沙人而言的，他们那里的人笨头笨脑，不懂城里的规矩，穿衣服马马虎虎，不会说话，发生争吵就打架，所以乡下人是不懂规矩、礼貌的意思。

王西彦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觉得这个少年时就有胆量看400颗人头和一长串人耳朵，又写《柏子》、《虎雏》这样小说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吃粮人的粗野气，说话声音必定很响亮，一举一动也必定放肆无拘束。但他第一次看到沈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举止文雅，戴着眼镜，温和地笑着，看着像个文弱书生的人竟然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革大”学习时，周一去上学，周末回家。黄永玉听说，沈在“革大”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周末回家，到周一去时，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一天学习结束后，沈从文回到宿舍，几个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照相机，沈转身就出去了，他觉得这种空谈毫无意义。他发动大家打扫厕所，别人却告诉他：“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坐下来改造就好了。”沈只好自己去干。

当时也在“革大”学习的顾学颉回忆，假日结束后，大家返回学校，有人发现厕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十来个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来积下的又臭又厚的污垢都没有了。晚上开会，班主任挨个问是谁干的，没有人承认。会后，班上仔细研究，认为是假日没有回家的沈从文干的。有人去问他，他只是笑笑。再问那么厚的污垢怎么去掉的，他说，待在这里没事干，就用刮胡刀的刀片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刮了一整天。

沈从文和几位作家到井冈山，其他几人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极为气愤，他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

50年代初，一个北京来客对田涛说，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田涛忙写信给沈，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以后的几十年里，田涛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沈从文。沈的两间平房约十几平方米，放着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情形，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那时，沈也是这样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对此，沈从文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

黄苗子和郁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黄苗子回忆，沈“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一次开批斗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批斗结束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后来对黄永玉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对同行的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身体不好，但总是找些力所能及的活来干，比如到湖边拾干苇或在路边捡竹跟引火用，身体稍好些，他就搬个小凳子，去看菜园子，以防牲畜偷吃。他写信给黄永玉说：“……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对黄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沈从文说，下放的时候，他独自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二人在路上相遇，沈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1979年之前的13年，沈从文一直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白天都得开灯。林湄问沈：“沈老，在小暗房的日子里，你想的是什么？”沈头一仰，哈哈大笑，许久才用豁达而谅解的口吻说：“身旁有许多书就足够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很多书很心痛，后来又在旧书店买回来了。”

“文革”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对此却很淡然，他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后，为沈作传的凌宇曾劝他道：“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些。”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

【天真】

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得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